1931年3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苏区的领导，向江西，鄂豫皖和湘鄂西三大苏区分别派遣了一批领导，其中派遣到鄂豫皖苏区的是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三人。
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任务就是去鄂豫皖根据地当一把手，行程是先从上海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经黄安到鄂豫皖，其中上海到汉口段的护送任务，由中央特委三巨头之一的顾顺章亲自负责。
从国统区腹地的大上海到偏僻的鄂豫皖，要经过一大片白区，还要穿过白区和根据地的边界，路途遥远险恶，危险重重。为了顺利进入鄂豫皖，张国焘装扮成商人。刚入党才3个月，年仅24岁的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陈昌浩则装扮成张国焘伙计随行。至于沈泽明，则被顾顺章的助手安排走了另一条路。
比张国焘小9岁的陈昌浩，一路上忠实地扮演了伙计的角色，他先张国焘一步上船，又为张国焘在船舱中抢先占了一个铺位，在船上对张国焘多加照料。
船到了汉口，陈昌浩又和张国焘随着地下交通乘长途客车抵达鄂豫皖边界，再在鄂豫皖红军派出的特务队护送下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他们抵达鄂豫皖的时间是1931年4月。
鄂豫皖根据地是1930年6月正式成立的，它源自于1927年的湖北黄麻起义，1929年河南的商南起义和1929年底的安徽六安、霍山起义。三处起义地区不断扩大，最终联系在一起，成了地域广大的鄂豫皖根据地。
因此，张国焘和陈昌浩进入前，鄂豫皖根据地已经走过10个月的历程，它在不断壮大。
对张国焘和陈昌浩来说，两人都没有赶上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以现在的话说，张，陈两人都不是鄂豫皖苏区“零到壹”的创建者，而是所谓“空降兵”式的职业经理人，即中共中央“委托”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管理。
张国焘和陈昌浩两人踏上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看到生机勃勃的鄂豫皖红军将士们，两人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缺少什么，他们没有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将士们共同承担风险，浴血奋战的开拓者经历。
而一同来自中央的张国焘，陈昌浩两人却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两人都去过苏联，又一同从上海中共中央出发，共同经历了一个月极富危险的旅途，在这一个月的危险旅途中，两人同吃同住，共同面对险恶的环境，一同渡过了冒险刺激的“蜜月”，来到鄂豫皖后又共同面对一片陌生的天地。显而易见，陈昌浩和张国焘两人在感情和心灵上的亲密，是鄂豫皖根据地无人能及的。
为了让自己这个“空降兵”牢牢地掌控鄂豫皖，张国焘到鄂豫皖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鄂豫皖红军的军权，他自己担任军委主席，让陈昌浩担任主力红4军政委。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一到鄂豫皖就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特委会议，他将原军委主席，游击战和运动战专家，被誉为“中共36个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降为军委副主席和红4军政委，自己亲自担任军委主席，任命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兼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6月下旬，在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9月，张国焘又撤销了曾中生的红4军政委职务，将这把交椅交给了陈昌浩。
此后，鄂豫皖苏区的军事领头人，连徐向前元帅都十分佩服的军事专家，在鄂豫皖红军中有极高威望的曾中生被边缘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担心曾中生在中央红军面前揭露他的问题，把曾中生秘密杀害，这是后话。
从来没有过任何军事经验的24岁的陈昌浩，来鄂豫皖不到一个月就担任了主力红军的政委，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熟悉他的下属，如何让他的下属熟悉他，而是肃反。
红4军麾下有3个师，分别是红10师,11师,12师。陈昌浩坐上政委交椅的当月，就瞒着军长徐向前抓了红4军的12师师长许继慎和11师师长周维炯，之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
9月底，距离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鄂豫皖根据地还不到5个月，两人就发起了著名的“白雀园肃反”。由张国焘指挥，陈昌浩和周纯全（保卫局局长）天天抓“ＡＢ团”和“改组派”。据1955年授衔上将的王建安回忆：
肃反时，杀了不少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ＡＢ团、第三党，还有吃喝委员会的都要杀掉。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军队中爱提意见的都杀掉了，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了。
身为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也不能幸免，当时张国焘为了搞他的材料，将他的妻子程训宣秘密抓捕。程训宣受到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诬陷徐向前的一个字，最终还是被害。
通过“白雀园肃反”，两个“空降兵”张国焘和陈昌浩终于建立起了在鄂豫皖红军中一言九鼎的地位，他们终于完全掌握了这支鄂豫皖红军。
除此之外，陈昌浩对待下属也非常粗暴，1955年授衔中将的倪志亮就挨过他的鞭子；徐向前身边的参谋主任舒玉章，由于工作问题和陈昌浩吵了一架，结果被陈昌浩以“反革命”罪杀掉。
鄂豫皖根据地的丢失，包括后来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通南巴根据地，重要原因就是张，陈两人的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
但是，虽然和张国焘有着密不可分，而且作风极其相似的关系，从本质说，陈昌浩和张国焘并不是一路人。
一、如何不是在表面，而是在红军指战员心中树立威信？
通过“白雀园”的肃反，张国焘和陈昌浩两人确立了在鄂豫皖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2个月后，即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下辖两个军共3万余人，年仅25岁的陈昌浩成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职位在黄埔一期毕业，身经百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上，成了这支劲旅的最终指挥者。
年纪轻轻的陈昌浩位高权重，同样高涨的是他的革命激情。身为3万红军的统帅，陈昌浩常常战斗在第一线，而且还经常有传奇性的表现。
陈昌浩并非军人，来鄂豫皖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可是他喜欢军事，而且对军事很有悟性，在很多次军事行动中都让军事家徐向前刮目相看。
陈昌浩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后一个月，参加了攻打黄安县城的“黄安战役”。1931年12月21日的上午，出乎3万红军将士意料之外，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乘着一架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空投宣传品。
陈昌浩乘坐的这架飞机并不是轰炸机，而只是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是1930年国民党飞行员龙文光由于迷航耗尽了油料，迫降在鄂豫皖根据地被红军缴获的。得到这架飞机不久，陈昌浩就以手枪和手榴弹挟持着龙文光，玩了一次从白区到皖西根据地的旅行。
黄安战役打响后，陈昌浩将这架教练机当成了轰炸机使用，他带了两颗大炸弹和大批传单，命令飞行员飞到黄安上空，先盘旋了几圈。
黄安敌人看见空中有飞机来到，以为是己方的空投物资，纷纷跑出工事，待飞机降低高度，他们突然看见这架飞机机身上赫然写着“列宁号”三个字，顿时惊愕万分，没想到红军居然也有了飞机，正惊愕之计，飞机上突然投下两颗大炸弹和无数的传单。
飞机，炸弹和传单让黄安敌人大为震动，他们军心浮动，士气低落。这时，红军独立团乘机向黄安外围阵地的课子山发起进攻，立刻歼敌一个营。
夜晚10时，红军对黄安发起总攻，徐向前率领主力攻城，已经从天上落地的陈昌浩又率领一部偏师和赤卫队担任堵截逃敌的任务。当黄安5000多敌人向城外逃跑时，被陈昌浩指挥部队截住厮杀，终将这股敌军全歼，活捉敌师长赵冠英。
陈昌浩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让徐向前大为欣赏，他对陈昌浩的评价是：
（陈昌浩）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
刚成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就向他的部下露了一手，几个月后，陈昌浩再次显示出他对战争的一种天生敏感。
在1932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将韩摆渡、苏家埠两处守敌围困了近一个月。为了营救这两处敌军，蒋介石派了15个团约2万余人从合肥出发前来解围。
见如此多的敌人出动，张国焘吓得要打退堂鼓，徐向前认为可以打，这时，陈昌浩也敏感地感觉可以打，他坚决支持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加上徐向前的军事能力，让张国焘最终转变了想法。结果，这一仗打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苏家埠大捷，获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大胜利。
又过了几个月，陈昌浩的军事行动又使得红四方面军免于崩溃。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离开鄂豫皖往西转移，部队进入到鄂陕交界的漫川关地区时，前有杨虎城西北军挡住去路，后有中央军嫡系的胡宗南追兵，全部的红四方面军被合围在一个深山狭谷中。
别看张国焘对内斗争铁血凶狠，手腕高超，可是对外却相当稀松，他不懂军事，在这个关键时刻立刻显示出其“空降兵”的态度，竟然提出部队分头跑路，各自分散游击，意味着他要放弃这支鄂豫皖的创始人们辛苦创建起来的精锐。
这时，又是陈昌浩坚决和徐向前站在一起，支持徐向前提出的集中突围。不仅如此，陈昌浩更亲自率领红12师的34团(团长许世友)和73师219团(团长韩亮臣)充当先锋，为全军打开通道，而且亲自带着十余人抢先占领了一条小路的隘口，抢在敌军之前占领了险要。
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是红四方面军转移途中最险恶和关键的一仗，战斗中219团团长韩亮臣牺牲，34团的2营500多人只剩下100人。陈昌浩就和这支先锋部队战斗在一起。
在进入川北的途中，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更亲自率领一个特务营猛打猛冲，突破了川军的第二路防线。当时总部参谋，55年授衔少将的陈明义后来回忆道：
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鹿砦，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的不合适。
战争年代，要让干部战士信服的重要条件就是冲锋在前，陈昌浩在战斗中的如此行为，也确实在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双方总结优缺点，红一方面军认为红四方面军的优点是作风强悍，每仗干部总是冲锋在前，也因此干部牺牲很大。这样的作风，不能说没有陈昌浩的影响。
陈昌浩虽然常常冲锋在前，可是军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的工作是政工，而在政工方面，陈昌浩的成绩更加明显。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团以上的各级政治机构得到了非常完善的组建。对这点，总指挥徐向前感同身受，他认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陈昌浩来到之后起了非常大的变化。陈昌浩有很高的工作热情，他建立的政治工作系统非常接地气，因此非常适合战争中的任务要求。
徐向前对此的评价也很高：
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陈昌浩要反张国焘？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前，陈昌浩绝对是张国焘说一不二的支持者，即便在两军会师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同样如此。
可是，当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了“沙窝会议”，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并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后，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右路军由红一、三军团、4军、30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组成，在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
左路军由红五军团、9军、31军、32军（原红九军团）、33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前进。
离开张国焘后的陈昌浩，与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相处非常融洽。
8月20日时，右路军的中央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没有张国焘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主力往东去陕甘，二是派出一支军队往西到新疆。毛泽东的阐述有理有据，得到陈昌浩的完全同意。陈昌浩的同意看似平常，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张国焘是想将红军带往青海。
右路军过了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休整，并等待张国焘带左路军北上。陈昌浩不断电报催促张国焘。张国焘在万般无奈下终于慢吞吞北上，可是到了噶曲河后借口涨水又退回了阿坝，而且坚定地反对北上，要转而南下四川。
此时的陈昌浩心里很焦急，因为再拖延下去，北上的路就要被胡宗南堵死。毛泽东见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就产生了右路军先走的想法，他对陈昌浩说右路军可以先北上，只要右路军北上，张国焘左路军自然会跟来。可是，虽然陈昌浩认为北上是正确的，要他离开张国焘，他还是做不到。
于是，毛泽东带着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支军队通过腊子口天险进入了陕北。
毛泽东带着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四川，结果在百丈关吃了大败仗，8万红军只剩下4万。
张国焘南下的失利和毛泽东北上陕北的胜利，让陈昌浩很清楚南下政策的错误，再加之张国焘又公然另立中央，使得陈昌浩心中的天平向朱，毛倾斜。
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撤到甘孜，在这里和红二方面军会师，两军达成一同北上的意见，并于1936年8月抵达了甘南。
9月12日，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的计划，要求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由红四方面军夺取岷县，攻占陇西。可是，张国焘再次不想北上，他又想西进青海。
9月16日，二、四方面军组成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的三十里铺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两军的行动方向。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认为北上是断送红军，应该西渡黄河到青海。
会议过程中，在陕北的中央又来电催促北上，而且说明了攻占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中央明晰的战略让对军事敏感的陈昌浩认为无比正确，他立刻表示同意，加之朱德和任弼时的赞同，张国焘不得不表态同意北上。
达成了北上的一致意见之后，陈昌浩制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战略，即北上静宁，会宁，会合红一方面军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
当时，针对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有三个战略：
1、朱德提出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和、礼县战略；
2、陈昌浩提出的北上静宁，会宁战略；
3、徐向前提出的主力西渡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战略。
结果，最终采用了陈昌浩的战略，并由陈昌浩拟定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在这个纲领上，张国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可是，就在红四方面军积极准备北上时，张国焘又变卦了，他再次发出让红四方面军停止北上，转而西进的命令。
张国焘此举终于激怒了陈昌浩，他做出了来到红四方面军后第一次反对张国焘的事，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西进。
张国焘得知他的命令被陈昌浩截住，立刻深夜3点过赶到陈昌浩的住所，一面叱责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决定，一面痛哭起来。可是，一向顺从的陈昌浩这次却不给面子，而是反唇相讥：
“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见在陈昌浩这里谈不出个所以然，只得离开了。陈昌浩以为他回去睡觉，也没有留他。没想到张国焘并没有回去睡觉，而是连夜骑马到了漳县徐向前的指挥部。
徐向前一直很清楚地记得发生在1936年9月21日的这件事。
当时，徐向前正准备按既定战略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匆忙赶来，他找来周纯全、李特、李先念和徐向前4人，对他们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张国焘很激动，还掉了眼泪。
张国焘的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也都感到莫名其妙。
大家向来只见张国焘的强势和阴狠，还没有见过他如此软弱，而且陈昌浩一直都是张国焘身边最亲信和最坚定的支持者，怎么突然间变得这样，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何事？
徐向前回忆道：
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据李先念的回忆，张国焘更直接说陈昌浩反他。
张国焘连夜跑到徐向前指挥部的哭诉，让没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们反而同情起他来。事后徐向前回忆，当时看到张国焘的眼泪，实在不明白陈昌浩为什么和张国焘搞得这么僵，心里就产生了陈昌浩可能是要对张国焘“取而代之”的想法，从感情上又开始向张国焘倾斜了。
徐向前的感情变化很能代表其他几位高级将领的心情，大家开始劝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又来劲了，他又提出了西进的要求，指着地图一阵比划。从军事角度看，将领们认为张国焘的西进并非全没有道理，也都一致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
张国焘取得了徐向前等人的支持后，立刻发电报通知在岷县的朱德和陈昌浩，同时调动部队西渡黄河。张国焘一心要西进的目的，就是想到甘肃北部打通苏联，获得苏联的飞机大炮，再和陕北中央抗衡。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陈昌浩大为吃惊，他立刻骑马赶到漳县，希望能制止张国焘的行动，可是他到了漳县之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少数，不得不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随同张国焘一同西进。
天不遂张国焘之愿。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西进到临洮的洮河岸边时，因为没有找到渡船，试着渡了好几次都被大水冲走，而且对面大雪封山，大部队无法渡河，于是，张国焘不得不改变西行的想法，再次回到陈昌浩的战略，即发动静、会战役，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
终于，红四方面军北上了。
三、事件评论
陈昌浩从一位张国焘的铁杆支持者，到长征途中激烈争吵乃至违抗，其实恰恰反映了陈昌浩这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陈昌浩在跟随张国焘进入苏区以前，他的经历非常单纯。
陈昌浩出生在大城市武汉，之后进入武昌大学学习，20岁时加入共青团，21岁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4个月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4岁从苏联回到上海，6个月后随同张国焘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进入根据地不久，陈昌浩就成为了军政委。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经历和陈昌浩作对比，可以感到非常明显的差异：陈昌浩大学毕业后，先进入集团总部待了6个月，连1年的实习期都没有待够，就跟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大哥去管理一个庞大的子公司，老大哥担任总经理，陈昌浩担任常务副总。
无论经验，资历还是心态，陈昌浩都难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需要学习，而他学习的对象，只有张国焘。于是，陈昌浩成了张国焘的学生，更成了张国焘坚定的支持者，他真心真意支持张国焘在鄂豫皖的一切政策，对一张白纸的陈昌浩来说，张国焘代表着正确。
可是，已经有了相当军事和政治经验，成了一位成熟红军领导的陈昌浩，在见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这些接地气的人物之后，他很快就看出了张国焘和他们的本质区别，在战略远见，魄力以及军事政治上，张国焘皆不如毛泽东，更何况，张国焘还有另立中央的路线错误。
由于之前太过顺利以及受张国焘的影响太大，早期的辉煌经历反而成了后期陈昌浩的包袱，以致后期的陈昌浩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完全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对后来西路军战役上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放后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在徐向前的张罗下，和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们有一次相聚。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这些老战友其实都是陈昌浩的老部下，此时都成了元帅，大将，上将，而陈昌浩还没有职务，他一个劲地对他的战友们表示道歉，过去那个意气奋发的陈昌浩已经不再。
据徐向前回忆，解放后的陈昌浩是一个经常做“自我批评”的陈昌浩。
陈昌浩这一生是充满矛盾的，而最能看懂他矛盾根源的，其实还是他的老上级张国焘。
张国焘对陈昌浩一直很看重，即便有那次激烈的顶撞和争吵，张国焘依然对陈昌浩有一种谅解，这样的谅解来自他对陈昌浩的了解。在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中，他认为陈昌浩对他很敬重，认为陈昌浩对他的不满是因为他不听中央。
为自己敬重并成为榜样的人偏偏走向了反面，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历史该如何被评价？今后该怎么做？这就是陈昌浩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