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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说起。
1792壬子年，帝国的第六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刚刚结束了其“十全武功”的收官之作 ---- “廓尔喀之役”。大将军福康安率索伦劲旅深入尼泊尔腹地，兵锋直逼加德满都，同年9月廓尔喀王向清军乞降。从此以后，西藏地区五十年内不见刀兵，尼泊尔向清朝臣服，五年一贡。七年后，这位帝国最伟大的皇帝病死于养心殿中，临死时口中念念不断地说着来自西域的咒语，希望可以消灭当时在帝国内起事的白莲教妖人。
不知乾隆皇帝去世时，是否会想起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中国之旅，那是帝国错过最后一次抓住工业革命的机会。他不会看到大清帝国在四十多年后被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帝国在虎门击溃，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沙场。英军仗着船坚炮利，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东南沿海横行。厦门、定海、镇海、乍浦以及吴淞口，几乎都被殖民者染指。江南提督陈化成与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先后在吴淞和镇江殉国，英军朔江而上，清廷扛不住压力，令钦差大臣耆英与其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道光皇帝丢不下颜面，以一句“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允所请”草草了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同样也是七年之后，这位胸怀大志却庸碌无能的宣宗皇帝在北京病逝，临死前据说留有遗诏，死后不进太庙。
清高宗弘历、清宣宗旻宁在他们人生最后的七个年头，都经历了那种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懑之感。若说弘历的愤懑是出自于对年华逝去却又不能上阵杀敌的无奈，那么旻宁则是对丧权辱国还低声下气求和的行为感到极大的屈辱。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作为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作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他们真的对当时的世界完全不懂吗？真的对于帝国的病症丝毫不了解吗？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只不过他们思考社会问题的初衷与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一个以皇权社会为核心、官权为辅助的中古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来的。永远以统治者的身份去衡量是非对错，永远考虑的是家天下的利益也就是爱新觉罗家的利益。至于近现代人类社会所倡导的民权，新式教育，新兴的工业体系，在帝国的统治者看来皆是奇技淫巧，不堪为用。况且从另外一面来说，如果民权对官权与皇权构成威胁，使其二者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那么爱新觉罗的天下便不复存焉。中国自始皇帝大一统以来，君权神授的概念已植入每一个老百姓的脑中，帝国的统治者不希望这样的法统被打破。于是乎自上而下地所做出的一切也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给予百姓平民参政权、议政权、公民权是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此种落后的社会制度下，国民何能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若强敌逼近，莫不是作鸟兽散？
同时期的西方诸国，在解放生产力和塑造普罗大众的现代化国家意识这两方面，已将这个古老的帝国远远地甩在身后。清朝中后期因未开的民智、腐败的吏治、集权的专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面对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面前 （殖民势力进入中国），终于凝结成了一个点而爆发了出来 ----- “太平天国运动”。广东童生洪火秀在屡试不第，连考十七年秀才无果后，大病一场，醒后满口天话、胡言乱语，以一本《劝世良言》走上造反之路。1843年，当英殖民者逼迫清政府再次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两个不平等条约时，造反的洪火秀还不满30虚岁。行文到此处，或许诸君会认为笔者又要说那一套 “英雄起于草莽” “造反有理” “天下一家,同享太平”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农民起义的口号，又要为了 “底层人民斗争去摇旗呐喊”。如果诸君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便是读错了我这篇杂文所要叙述的中心思想。童生洪火秀在1843年最后一次赶考失利后，对清廷的八股取士制度彻底失望，断了走仕途这条路的念想。不了解洪火秀为人的旁观者或许会给予他如范进中举般的同情，可一旦了解洪火秀本人平日里的行径，同情感便荡然无存。被家乡亲朋好友赋予重望的这样一个极度自负的年轻人，在遭受数次重大打击后，怎么可能不会对社会充满怨念、不会对体制充满仇恨？然而，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
洪火秀除了自负，其个人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这可以从后人收录的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寥寥无几，品质也极其粗糙。即使在永安建制、南京建都后，所颁发的诏书也是文白混杂、颠三倒四，丝毫没有一个近现代社会革命家所必须具有的道德素养和对社会的清晰认知。此种自以为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半桶水文人，不要说能否过得了八股文章这一关，就连最基本的行文流畅都得打问号。国家的命运被此种人所影响，实乃民族之大不幸！我们分析判断一个人，不仅要会分析其本人的综合素质，而且也要从他的生活中找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这人可以是他的对手，也可以是他的助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变革的意义实际上聊胜于无，这只不过是中国二十五朝农民起义的一个缩影，其运动的内核还是改姓做皇帝的本质，对于推动民权、推动教育、推动平民的国家意识这一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或许有人又要提《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这两个政策笔者会在后续的杂文里有详细论述。
判断一个社会团体的好坏，不在于其说了什么话，而在于其做了什么事。理论知识说得再好，无用，实践上出了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洪火秀的对手，湘军统帅，曾文正公曾国藩，早年读书也是一泡烂污，甚至比火秀先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说文正公在二十一岁那年就中了秀才，可是他为了这一功名，前后考了足足七次，最后一次还是倒数第二被拉进去的，差点要考第八次。就这样一个被人骂笨人的书呆子，在十数年后成长为帝国的擎天支柱，他的同僚、学生也大多做了洋务派的掌舵手。这些读书人不光是给清帝国续了几十年的命，也同样给中华文明争取了几十年的时间，让中国避免了全部沦为殖民地的惨状。
那么，曾国藩与洪火秀的差别到底在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