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巧合，但我更相信这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安排。我离开厦门整整23年了，这天夜里，我竟奇怪地梦见原《厦门晚报》编辑黄秋苇老师，具体细节有点模糊，但他消瘦的颧骨突起的脸却定格在我恍惚的记忆里。
天亮后，我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上网搜索，竟然搜出上百条悼念黄秋苇老师的网文，尽管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可那一页页饱含深情和温度的文字告诉我：黄秋苇老师去世了，曾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黄老师真的去世了！
欲见音容空有泪，再聆教诲杳无声。我与黄秋苇老师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黄秋苇老师是晚报《家春秋》《女儿经》版的编辑，我只是一个在厦门打工的普通写作者。一日，黄秋苇老师因一篇稿子将电话打到我所在企业的门卫室，约我与他“见一面”—— 说实话，这是我自业余写作以来第一次与编辑近距离接触。黄秋苇老师相貌并不帅气，甚至看不出一点作为编辑本该具有的儒雅，他那因过度熬夜和抽烟而造成的暗黄色的脸上还留着一块难看的疤痕。可经过一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彻底改变了对他视觉上的印象和心里上的猜测。黄秋苇老师待人随和而又富有爱心，当他得知我家境不好一个人靠出苦力打工挣钱，留守在家的是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刚刚学会叫“爸爸”的儿子，他竟放下编辑的架子反过来为我倒茶，让我在遥远的异乡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那次，黄秋苇老师鼓励我说：“好好写下去，也许写作能改变你的命运。”
自那以后，黄秋苇老师的版面上隔三岔五刊发我的文章，不仅如此，为了让我增加收入，他四处奔走，想方设法为我“揽活做”。当时厦门市总工会主办一本《鹭江潮》杂志，我每月从那里能领到近千元的稿费，要知道，对月薪只有600多元的我来说，这笔稿费最大程度地缓解了我生活上的压力。
为了让我在写作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后来，黄秋苇老师将我推荐到《厦门特区工人报》社，担任“打工族”文学专刊的特邀编辑。为了帮我办好这个专刊，黄秋苇老师在教会我如何改稿、写稿签、画版和对大样之后，还利用周末和周日时间四处为我寻稿。一次，黄秋苇老师冒雨为我送来几篇稿子，当我准备向工友借雨伞给他时，他竟手举着一个桑皮纸大信封一头钻进雨里，快速跑向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看着黄秋苇老师忙碌而又消瘦的背影，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愧疚，心里竟突然萌生出了想辞去报社编辑的想法。
如果说产生这种想法的初衷是为了不连累黄秋苇老师，可接下来我接受朋友的邀请准备前往广州做生意的做法，却带有人性中的自私和残忍伤害到了寄予我厚望的黄秋苇老师。
那天，黄秋苇老师应邀来到我的宿舍，当我将决定告诉他时，他将端到嘴边的茶杯放了下来，扭头看着门外，一口接一口使劲地抽烟。好久，黄秋苇老师表情凝重地说：“随缘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你放弃写作真的很可惜……”
离开厦门初期，我和黄秋苇老师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后来因他使用电话线上网的缘故，通话的次数渐渐少了，再后来，可能是他太忙的原因，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电话录音留言，也迟迟未见回音，以后就断了联系。
有一年，一位朋友去厦门出差，我委托他将两条香烟和几罐茶叶带给黄秋苇老师，朋友回来后告诉我，《厦门晚报》社搬迁，早已不在我写给他的“厦门市深田路46号”。
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不决绝地离开厦门，背后有黄秋苇老师视为亲人的帮助和扶持，也许写作真的能改变我的命运，可生活中没有如果，只有因我的离开而“弄丢”黄秋苇老师这种惩罚般的后果和结果。
不管怎样，我永远承认黄秋苇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也是我今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人。
“借得大江千斛水，研为翰墨颂师恩。”黄秋苇老师对我一师一友一亲人的这份特殊感情，就算研尽千斛之水，也是难以写尽的。如果说这些年没机会去厦门看望黄秋苇老师是一种自我开脱的借口，那么在黄秋苇老师归西之日未能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已成为我今世心底永远的痛和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黄秋苇老师，在遥远的某个城市，有个人会永远地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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