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从秦汉以来都是以皇权为中心，而还有一人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是宰相。宰相有着辅佐天子总领百官，平庶政治等职权，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官位，历代帝王都是花费了莫大心思，对其加以利用与控制。历代帝王都无法胜任，既是国家首脑又是政务首脑的任务，所以在制度上放权给宰相，但又对宰相设立了种种限制。明代建立之初，随着君权的逐渐巩固，权力欲“爆棚”，又猜疑多忌的朱元璋，感到相权对自己的威胁，遂通过一系列手段罢黜了宰相这一职位。如此一来朱元璋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难以应付，于是内阁制应运而生，掌握的权利也逐渐向相权靠拢。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初衷，也会妨碍皇帝专权的需要，因此在内阁权力加重的同时，与之抗衡的宦官势力开始出现，并且在明代几度出现了专权的局面。
为制约内阁力捧宦官势力
明代宦官势力的出现，有着多种原因，虽然朱元璋曾定下规矩，严令宦官干政，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加重，成祖朱棣开始制约这种势力的发展，但是那时的皇帝处理政务，已经离不开大学士了。于是朱棣寻找另一种势力，用于扼制内阁势力的膨胀，达到巩固皇权的作用。如果这种势力选自外廷，又会造成党争，或者君轻臣重的局面，朱棣想到“靖难之役”中，为自己出了大力的宦官，开始对宦官委以重任，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皇权的集中，扼制内阁势力的独大发展。不过在永乐一朝，内阁的任务也仅仅是参与政务，批阅奏章文书而已，而宦官则没有权力上的明确规定，但他们步步纳入了一种平衡机制中，宦官与内阁两股势力，在成祖到英宗初期，一直处于互相制衡的平衡阶段。
明朝内阁与司礼监权力的发展
仁宗继位后命杨士奇等阁臣俱掌内制，内阁开始有了起草诏令的职责。到了宣宗一朝，内阁权力进一步加重，英宗年幼继位无法亲政，内阁“三杨”元老辅政，开创“票拟”制度审阅奏章，内阁的权利达到了顶峰，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头，但已经有了宰相的权力。到了宣宗时期，宦官再次被重用，其中司礼监成为直接与内阁抗衡的机构，当时规定司礼监设有提督、掌印太监各一员，其下还有数名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掌管内外奏章，以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管奏章文书，在内阁票拟之后批红。在内阁权力加重的同时，宦官的权力也随之升高，一度被称为内相。司礼监的太监必须要懂文墨，否则无法胜任，所以宣宗设下内书堂，命内阁学士充当老师教育宦官，可见宣宗的用心良苦。
内阁与司礼监权力此消彼长
从明代的制度上能看出，内阁与司礼监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分为互相协同制约的两个部分，成为皇权集中的两个砝码。即使皇帝是无能之辈，也无法改变这种平衡机制，皇权的集中也能得到保证，皇帝深居大内，却能统治天下，这都归功于此项平衡机制。皇帝欲用司礼监来制约内阁，那么相反司礼监也该受到内阁的限制，这样一来二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这时候皇帝的态度，就成了二者谁能占据上风的关键因素，阁权与宦权出现频繁的交替现象，在世宗一朝尤甚。世宗之前内阁有“三杨”、李贤、杨廷和、严嵩等，掌有大权的内阁权臣，司礼监有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等权宦。阁臣掌管大权，都是在皇帝年幼，以及宦官势力最弱之时，而宦官专权的出现，都是在皇帝年长，疏懒政事又在内阁无作为之时。
内阁和司礼监的冲突与斗争
例如英宗年少继位，狡黠的王振深受宠信掌管司礼监，并大肆迫害大臣。于是太皇太后委任内阁，王振忌惮“三杨”开始收敛恶行，等到太皇太后与内阁权臣死得死老的老以后，王振的权利便无可制约了。到土木堡之变前夕，王振的势力达到顶峰，但也是因为此事，王振被天下人不容，自己与党羽都被杀死。景帝继位后宦官的势力下降，阁臣的权力随之升高，但是英宗复辟之后，重用拥立其复位的宦官曹吉祥，宦官的势力又开始重新崛起。接着曹吉祥被杀宪宗继位，汪直因受万贵妃宠信，迁升为司礼太监，他设下西厂屡兴大狱。后来也是因为失宠于宪宗，汪直被贬司礼监的权利开始下降。此后的孝宗到武宗期间，阁权与宦权也是如此此消彼长，都是赖与平衡机制的作用，他们在冲突之时，始终没有出现废立皇帝的局面，相反他们超出皇权的控制范围后，都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双方由冲突向合作发展
在明代内阁与司礼监冲突之时，大部分是司礼监占据上风，毕竟司礼监的设立，就是用来制约内阁的。因此内阁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司礼监势力强盛之时，不得不与之周旋妥协，这是内阁大学士的无奈选择。而司礼监也尝到了与内阁合作的甜头，双方从被动妥协，发展到了主动联盟的地步，联合在一起对抗皇权。例如神宗幼年即位，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体，就是大势所趋。神宗继位后命高拱为首辅，高拱曾得到宦官陈洪的帮助，隆庆元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本该冯保递补，但高拱为了报恩推荐了陈洪。而且在陈洪被罢免后，高拱又推荐了孟冲，此举引起了冯保的怨恨。后来冯保在穆宗去世后，联合皇后与李贵妃，终于拿下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冯保深知高拱，自己的官位就坐不稳，同时内阁首辅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促成了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最后双方各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除
张、冯联盟必定为统治者不容
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为当时的紧张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这毕竟影响到了皇权的集中，长期下去必定为统治者所不容。对张居正与冯保而言，这种联盟也是为了争夺权利，并没有特别牢固的感情，因此在神宗长大之后，开始着手瓦解这一政治联盟，最后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冯保也被放逐到南京因病而死。事实上这个联盟虽然被瓦解，但统治的危机却进一步增大，更大的冲突随之而来，加了明朝的灭亡。张居正与冯保的强强联合，神宗幼年固然落得省事，很多政事有了二人自己不需要去费心。但神宗长大之后，深深体会到了皇权的失落感，从而拆散了这个联盟，也是由于此事，神宗对内阁产生厌恶从而消极怠政，一心钻进钱眼里，对各地派遣大批的税使矿监，以此贪婪敛财，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崇祯打压宦官除掉魏忠贤
到了神宗后期，外廷的大臣们因为利害关系不一致，分成了三党与东林党两派。天启初年东林党掌握了内阁与外廷的大权，但因为党见过深，给了魏忠贤可乘之机，使得东林党中的内阁首辅刘一燝，与叶向高、朱国桢纷纷败退，魏忠贤独占了司礼监总揽大权，专权了整整七年之久。但在那时平衡机制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魏忠贤再强也没有废立皇帝的实力。崇祯上位之后，以雷霆手段除掉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但明朝发展到崇祯时期，封建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已经不是明初期皇帝那样易于解决了。特色的平衡机制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启皇帝差点“玩砸了”，被后世贴上了亡国之君的“标签”，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于崇祯皇帝而言，他继位后一手推动操控了，明朝最大的一次内阁与司礼监的冲突，虽然最后稳定了局势，但这是都是暂时的，此后的内阁与司礼监也发生了几次争斗。
崇祯玩砸平衡术导致明朝灭亡
事实上崇祯皇帝虽能掌控内阁与司礼监，但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才是关键问题。崇祯一朝内阁大学士更换如流水，总共有五十个人在此位置上“流过”，这是历代少见的事。纵是如此崇祯还不满意，曾感叹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是亡国之臣矣”。崇祯不仅折腾内阁，对宦官的态度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于当初不信任魏忠贤，对宦官进行强大打击，后来又大力宠信任用了很多宦官，使得内阁与司礼监的平衡彻底失控。在李自成攻进帝都，打开城门的人竟然是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可见崇祯玩砸了这种平衡术，最终落得煤山自缢的凄惨下场，明朝276年的国祚也随之终结。
尾声
上述就是明朝政局主体的演变情况，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废黜宰相职位，将其权力一分为二，归于内阁与司礼监。二者互相制约限制，有冲突也有过联盟，不过最后还是以冲突的形势，跟随明朝走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关于明朝的灭亡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但明朝最后几任皇帝，并没有付出精力，去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冲突问题，也不能牢牢控制住内阁与司礼监。自诩明君的崇祯帝，偏偏是个信奉“重病需猛药”，刚愎自用的君王，玩砸了平衡术，以致于统治集团彻底“乱了套”。这也说明了，明朝的历史已经偏离了原有轨道，这列庞然大物“列车”，注定会开往坟墓，这也是必然的事了。
【参考资料：《明史》，《论明代皇权的重构、困境与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