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水浒传》中所歌颂的梁山英雄好汉形象，一直备受世人的质疑。例如梁山集团先后灭了与其作对的祝家庄与曾头市，凸显了梁山集团的贪婪与残暴。本来是官府的不公，激发了好汉们的英雄主义，然而落草的好汉集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候比官府还要邪恶。武松血溅鸳鸯楼，宋江用计逼迫秦明入伙，无辜的小衙内被李逵劈死，吴用烧杀北平，这些充满血腥气的行为，完全是受到人性深处嗜血心理的驱使，和追求正义扯不上何种关系。怎么看待梁山集团好汉们的暴戾，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从他们乱诛无辜残害生灵的恶行来看，难道梁山旗号替天行道，是不值一提的噱头吗？事实上这些行为的确值得受到抨击，但梁山集团的正义性也不可否认。
水浒集团的成熟过程
任何集团与群体力量，都要经历成熟完善的过程，在组建之初集体约束力低下，在行动中难免会殃及无辜。例如武松血溅鸳鸯楼与李逵江州乱杀，都是典型的缺乏集体约束力，任凭自己的复仇火焰爆发。这种乱杀现象，随着梁山集团的成熟逐步减少，据统计在一百零八好汉聚义之前，乱诛无辜的暴虐事件发生过8次，聚义之后仅发生过2次，而且无辜人群受到伤害的程度也不算太大。宋江多次告诫弟弟们要改邪归正，宋江这句口号虽然是为了招安做准备，但是也的确起到了，洗刷好汉们身上血腥之气的作用，这说明梁山集团对英雄主义与社会正义，是有着一定追求的。历史上很多正统集团，其实都在草创之初都伤害过无辜，所以不能过分指责梁山好汉暴虐心无正义。
造就水浒英雄暴力的原因
《水浒传》中的英雄，的确是一帮不良分子，他们一身匪气动辄杀人放火。可小说毕竟是在历史背景中创作而出的，我们审视梁山好汉就必须要结合北宋末年的社会背景。《水浒传》描写北宋徽宗时期，朝政昏聩奸佞当道，以致于百姓苦不堪言，也使得群盗四起，天下隐有失控之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得志，而英雄失路的悲剧时代，生在这个时期的人，该如何自处呢？在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好汉们的暴戾行为之上时，不能忽略他们的暴戾，与当时的社会有着因果关联。封建社会生存环境恶劣，法律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邪恶的北宋奸佞残害忠良胡作非为，老百姓哭诉无门深受其害。在这样的社会中，百姓要么被奸佞赶尽杀绝，要么以暴制暴，很明显梁山好汉是后者。他们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也证明了北宋末年的社会，充满着黑暗与不公。若是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又有谁愿意干刀头舔血的行当呢？梁山好汉的粗暴，正是邪恶的北宋统治者逼良为盗的结果，他们不使用暴力，就会被统治者的暴力残害致死。
水浒英雄的人生信条
梁山好汉推崇的江湖义气，实质上就是一种快意恩仇的人生信条，所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全是凭借一己的恩怨作为行为标准。哪怕他们的恩人就是穷凶极恶之人，也要去报恩，不惜滥杀无辜。梁山是一个典型的绿林世界，其中的好汉们带有浓重的恩仇思想，他们为了报仇雪恨，常常使用简单暴力的江湖惯用方法，为了达到目的，无辜之人受到伤害是常有的事。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他们绝不是恃强凌弱谋财害命的邪恶组织，梁山好汉并不是毫无良知的歹徒。例如带有鲜明快意恩仇特色的好汉武松，为了报杀兄之仇，只是诛杀了西门庆与潘金莲，对于那些冷漠的邻居们却未实施报复。他替施恩教训了蒋门神，也不只是因为施恩关照过他，最重要的是蒋门神欺压百姓，是一个强取豪夺的歹徒。武松在十字坡不让孙二娘，杀护送自己的两位公差，也是因为二公差是善良本分之人。
乱诛无辜不等于无恶不作
唯独在鸳鸯楼武松大开杀戒，除了杀死了张都监与蒋门神之外，还有他们的很多奴仆都当场丧命。这其实是因为两个因素导致，第一不杀这些照面的人，武松无法顺利脱身逃走，第二是武松认为这些奴仆，也参与了张都监的阴谋，不杀他们不足以平心头之恨，因此武松心中依然存在着人性良知。梁山好汉们捕杀黄文炳也是有内情的，当时宋江因为黄文炳的挑唆，吃尽了牢狱之苦，还差点丢了性命，被众好汉搭救之后，宋江表示要杀了黄文炳，但黄文炳有一个善良的兄长，宋江不禁感叹：“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可见梁山好汉心中，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与惩恶扬善的原则。也正是因为此，梁山集团与那些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犯罪集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替天行道不只是一句空口号
所谓替天行道，就是好汉们替朝廷主持公道，为百姓伸张正义，这并不只是一句空头口号。梁山好汉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在他们头脑中很难有什么苍生大义，但在君臣昏乱公道不彰的黑暗社会中，他们奉行的惩强扶弱的侠义原则，虽然不能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也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从这一点上来说，好汉们也算对得起替天行道这个词。事实上梁山集团，也的确做过很多利国利民的善事，武松、鲁智深、史进等人惩恶扬善，宋江与柴进接济穷人，被梁山好汉惩办的朝廷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平日里都是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之徒。例如书中曾说梁山好汉们时常下山，遇到客商车马任凭经过，若有害民的大户，便劫了财而去，有那些欺压良善的暴富小人，不论远近都要收拾他们。由此可见梁山好汉，有着锄强扶弱的侠义精神。
梁山义军带给百姓的希望
梁山义军还时常以正义之师的形象出现，施耐庵用在他们身上的形容，都是不害百姓，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等词语。当外敌来犯百姓深受其害之时，梁山义军挺身而出，赶到边关肩负起保家卫国的伟大使命。在世人眼中，一百零八好汉都是乱世英雄，他们在公道不存的时代里，高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维护正义，为苦难的百姓点燃了希望之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做过残忍的事，伤害过无辜之人，就否定他们的正义性，也不能否定他们替天行道的高尚品格。其实在明代就有文人余象斗批驳过，世人夸大梁山好汉的暴力，他指责世人看不到梁山好汉的博施济众，显然后世批评水浒英雄暴虐是顾此失彼，没有给梁山好汉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暴力场景描写取悦观众
《水浒传》中有很多暴力的场面描写，目的是为了取悦观众，而不是刻意宣扬暴力，实际上作者是在反对诛无辜。书中有大量的暴力行为，除了和小说的题材有关，还与宋朝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在宋元两代之中，社会商业经济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也随之日益壮大，在此情况下催生出了，一种迎合市民审美口味与心理的文化，此文化讲究休闲娱乐，追求新奇热闹，来满足感官上的刺激，这一点和现代的猎奇文化很相似。宋元时期的市民休闲文化高速发展，水浒故事最初就是流行在此时，为了迎合取悦观众的口味，早期的水浒故事说书人，挖掘了一些新奇热闹的内容桥段，刻意渲染一种刺激感官的暴力场景，以达到吸引观众休闲娱乐的目的，现代人喜欢观荒诞喜剧片，“无厘头”的电影，“古惑仔”暴力电影，可见无论古今观众们的口味都是相似的，能抓住观众们的猎奇心理，就能保证自己的“票房”。
喜剧色彩比暴力更多
例如水浒故事中李逵的经典形象，他被认为是好汉中最嗜血最野蛮暴力的人，然而李逵身上也带有浓重的喜剧色彩，甚至比他暴力的“戏份”还要多。例如宋江在江州酒楼，一指头点晕了卖唱女子，李逵打趣说：“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李逵还在寿张县穿绿袍闯学堂，吓得先生学生们跳窗逃跑，这也算是一大笑料。此后李逵还冒充捉鬼法师，又制造了很多笑料。在水浒故事中很多暴力场景，明显带有虚构、夸张的成分，目的是为了迎合观众们的审美心理，观众也将这种场景当作是好玩的事，并未当真，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对水浒好汉的暴力太过较真。
尾声
李逵杀小衙内，反映了江湖人的恶习，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作者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好汉们江州劫法场，李逵“无差别攻击”见人就杀，作者借着晁盖的口说：“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在攻打大名府之时，作者又借着蔡富的口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这些小情节都体现出了作者，爱护百姓反对非正义暴力的立场，我们不能说水浒英雄没有文明可言。水浒里的世界匪气十足，但造就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北宋的黑暗统治，水浒英雄是做过很多杀人放火的恶事，但他们并不是那些只会杀人放火的歹徒集团可比，作者在《水浒传》中描写渲染暴力场景，并不代表水浒英雄是一帮只会作恶的坏蛋。
【参考资料：《水浒传》，《<水浒传>中暴力描写及其艺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