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一类特殊的“大老虎”，他们陨落不是因为皇帝变心了，也不是因为皇帝换人了，都不是。皇上对他们很好，非常信任。但他们对皇上更加信任，深信朝廷神通广大，可以压倒一切敌对力量。他们挑动皇上去冒险，把整个国家都推进深渊，但究其本心，他们绝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只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有其极限。
这个认识上的盲区，让他们带着震惊走向灭亡。
比如唐朝的杨国忠。
杨国忠：
杨国忠能发达，当然是靠杨玉环的背景。但是他跟杨玉环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不是杨玉环的亲哥哥，而是从祖兄。两人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关系（也有一种说法是同一个祖父），这其实已经比较疏远了。
但是他会讨女人欢心。他跟虢国夫人搞到了一起。这个说起来有点乱，我给大家理一理啊：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亲姐姐，杨国忠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哥，杨玉环的丈夫唐玄宗是虢国夫人的情人，杨国忠又是虢国夫人的情人，而杨国忠的舅舅张易之又是唐玄宗奶奶的情人，而唐玄宗又是杨玉环前夫的爸爸。说起来是挺复杂的，但是唐朝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热闹。总之，杨玉环对她这个远房堂哥可能并不在意，但虢国夫人却着实向皇上说了不少杨国忠的好话。
此外，杨国忠还有个长处。他是从小喜欢赌博，几十年浸淫于此，对数字和钱都非常敏感。结果唐玄宗有次和人赌博，杨国忠在一旁帮着算账，每局赌完，他马上把输赢的点数和钱数报出来了。唐玄宗夸奖说：真是个好度支郎！似乎就从这一刻开始，唐玄宗对杨国忠留下了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个人能处理财政。一代雄主到了暮年，也会昏聩到把赌棍的机灵和处理财政的沉敏混为一谈。
不过杨国忠真正崛起，还是在斗倒李林甫之后。杨国忠和李林甫斗争的经历曲折动人，有时候还相当惊险。唐玄宗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宋朝不同，宋朝的党争往往伴随着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分歧，杨国忠和李林甫谈不上什么政见分歧，就是看着你当一把手怎么都看不顺眼，总觉得不如拱倒了让我当更好。斗争的过程这里不必复述，最终的结果是李林甫病死了。死人无法继续斗争，于是杨国忠获得了胜利。
李林甫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但他是一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政治家。杨国忠也贪污腐化、也自私自利，但他是一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流氓。李林甫还能够掌控唐帝国的局势，杨国忠则完全缺少这种才能。他最擅长的就是替皇上理财，具体来说就是把地方的钱弄到中央；把中央的钱弄给皇上。唐玄宗垂垂老矣，倦于理政，只想让唐帝国当自己的高效提款机。而在杨国忠手里，帝国就是皇上的一个高效提款机，总能吐出钱来。杨国忠掌管财政的天宝末年，可能是整个唐朝最靡丽最豪奢的几年。
皇上对他很满意，一个只想花钱的人对一个总能变出钱来的人，当然很满意。但没有人追问钱的来源。没有人去关心：地方财政枯竭了，一旦天下有变，各地如何应付？
杨国忠根本不相信天下能有什么大变。他对朝廷非常有信心。这也难怪杨国忠，一个人总在朝廷里勾心斗角，总以皇上的喜怒为最高政治准则，眼光就会受到局限，觉得天下之事都在长安朝堂的掌握之中。皇上的意志足以摧毁一切。
杨国忠人缘非常坏，他有无数敌人。但他的头号政敌是安禄山。杨国忠掌握了人事权、财政权，但唯独军事权还不够完满，因为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安禄山不买他的账。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水火不容。
安禄山的力量太大，而且极得唐玄宗宠爱，用寻常办法对付不了他。因此杨国忠想出一个特殊策略，那就是逼他造反。安禄山当时和唐朝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由于唐玄宗的决策失误，安禄山力量做大，已经到了能造反的程度，但还没到必造反的地步。杨国忠打算帮他往前迈一步。杨国忠倒不是想拆皇上的台，而是有自己的战略规划：安禄山一造反，自然而然理所应当势在必行地被皇上派军队镇压掉（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来就除掉了一个公开的敌人，震慑了一群潜在的敌人。杨丞相的地位和声誉将获得极大的提高。
他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绞死安禄山的手下，贬逐安禄山的党羽，整理安禄山的黑材料，全方位地催促安禄山造反。终于，在公元755年，他的战略获得了决定性成功，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乘坐铁辇挥军南下，打出的口号就是“诛杀奸贼杨国忠”。
当然，话可以从两面说。从杨国忠的角度，也可以说安禄山狼子野心，早就蓄谋造反，幸亏被自己及早发现，予以迎头痛击。他早也会反，晚也会反，造反越早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越小。
这么说也对。可问题是杨丞相安排好了一切手段催安禄山造反，就是没有准备安禄山造反了以后怎么办。最大的一种可能是：杨国忠不相信安禄山有能力抵抗朝廷。这一点好像从没有进入他的脑海。听到安禄山造反的消息，杨国忠非常欣慰，对唐玄宗说：“不出十天，安禄山的脑袋就会被送来。”皇上表示同意。
就在君臣互相打气的时候，安禄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破州灭郡，逼近关中。哥舒翰率军死守潼关半年。结果杨国忠和唐玄宗又催哥舒翰出战，结果一战即没，潼关失守。杨国忠只能和皇上一起逃往四川。
这就像小流氓在街上调戏美女，把对方逼到死胡同里问小娘子叫什么呀，结果人家说我叫叶二娘。这个结局确实挺出乎杨丞相的预料的。但逃亡还不算完呢。杨国忠的仇人太多，大家又普遍认为动乱是他挑起来的，最后闹出了马嵬坡之变。马嵬坡之变的真相如何，已经很难说清了。传统说法是陈玄礼联合太子发动的，现在也有史学家考证说幕后主使人是高力士。这些说法都有可能，因为杨国忠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有杀他的动机。
杨国忠临死前还在干工作。跟着大唐天子逃亡的还有一些吐蕃使节，这些吐蕃使节可能是找不到饭吃，拦着杨国忠反映情况。杨国忠正安抚着他们，士兵们冲过来了：“杨国忠在和吐蕃人谋反呀！”杨国忠拨马就跑，结果被人一箭射中鼻梁，大家冲上来乱刀齐下，据说还“争啖其肉且尽”，最后杨国忠的脑袋被砍下来示众。
杨国忠全家的下场都很悲惨。他的四个儿子，两个儿子被唐朝军队杀了，一个儿子被安禄山杀了，一个儿子被唐朝汉中王活活打死了。他的妻子据说原本是四川的一位妓女，也被乱军诛杀。杨国忠满门灭绝。
王振
大约700年后，杨国忠式的悲剧再次上演，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太监，他叫王振。
明朝有宦官弄权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肇始于王振。他是汪直、刘瑾、魏忠贤的鼻祖，而且他的地位要比刘瑾、魏忠贤他们崇高的多，不管魏忠贤他们怎么显赫，在皇上眼里，他们其实就是宠奴。但是王振不同，皇帝明英宗视其为师，视其如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曾这么尊敬一个太监，也从没有一个皇帝曾这么仰慕一个太监。
王振是个学院派太监。他受过不错的教育，担任过教官。当时皇帝嫌宫内的太监宫女没文化，想招一些儒生进宫给他们上课。当然上课前要先阉一阉。一般儒生敝帚自珍、不肯应征。但王振自愿报名，成了一名太监教师，后来又进入东宫，成了太子的启蒙老师，而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明英宗非常奇特。在历史上，他不算杰出的帝王，没有多少文治武功，甚至还闯过土木堡之变这样的滔天大祸，但是他是一个天性重感情的人。高阳在《明朝的皇帝》里说，明英宗身上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凡是遇到他的人几乎没有不喜欢他、不为他打动的。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大致不差。明英宗身上如果真有魔力的话，这种魔力就源于他能够对人产生真实的感情。
明英宗对王振就有深挚的感情。皇宫里的孩子是没有父亲的，他们只有父皇。启蒙老师王振就成了明英宗心目中的“影子父亲”。等他成了一国之君后，还是坚持称王振为“先生”，而王振也很自然地以辅佐成王的“周公”自居。有一次，三大殿工程竣工，明英宗宴请百官。按照惯例，宦官绝不能参加这种宴会。明英宗没有请王振，但是他惴惴不安，派人去看“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快？结果“先生”正大发雷霆呢：“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明英宗知道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久，让人打开东华门中门，把太监版周公请出来。王振一出来，百官望风下拜。
王振完全凌驾在百官之上。他好像也很喜欢欺负这些官员，估计是从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快感。户部尚书犯了错，带上枷示众十六天；监察御史见了王振不下跪，抓起来；驸马骂了几句自己家的太监，虽然跟王振没关系但总归是对太监这个职业有偏见，也抓起来。结果官员们大多被吓倒了，朝廷里涌现出一大批马屁精。比如工部侍郎王佑就是榜样。他长得粉嫩无须，王振偶然问他：“王侍郎怎么没胡子啊？”王佑慨然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
但其实官员们私下里极度痛恨他。王振专政多年，史书上对他事迹的记载完全一面倒，可以说一件好事都没有。一个人干一件坏事不难，但一辈子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就太难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王振干起坏事来怎么就这么斗志昂扬，跟吃了炫迈似的停不下来？这只能说是文官们对他憎恶至极，有一定的偏见。
王振并不害怕别人的憎恨。只要皇帝信任我，别人恨不恨我，又能有多大关系？而明英宗对王振的感情是不会动摇的，因此王振才敢如此我行我素。他不相信别人有伤害自己的能力。
可是他错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甚至连皇帝都控制不了，比如说瓦剌的铁骑。
瓦剌是崛起的蒙古部落，对明朝本有觊觎之心。王振上台后对瓦剌外交态度又很不友好，两国关系终于破裂。1449年，瓦剌大军南下，直逼大同，还消灭了一支明朝军队，北方边境骤然告急。但从另一方面说，明朝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并没面临严重的危险。瓦剌几乎不可能攻下大同，也很难突破防御圈进攻北京。
可是王振把它演变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他鼓动皇上御驾亲征。22岁的明英宗连宫门都没怎么出去过，现在却要带着五十万大军（不过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的）和瓦剌决战。明英宗高兴地同意了，下达亲征令两天之后，军队就出发了。时间之短，举动之仓促，让人难以置信。这不像一次出征，更像一次狂欢的嘉年华。无论是王振，还是明英宗，两个人都丝毫没有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五十万大军加一个皇上，这种压倒性的力量，瓦剌怎么可能抵抗呢？
这支大军就这样匆匆忙忙踏上土木堡之路。
土木之变是明朝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它本身也裹着一团迷雾。因为文官太讨厌王振，所以记载中几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好像所有人都非常聪明，就王振一个人蠢得难以理喻，最后把大家都拖下了水。
但是无论怎么说，王振都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王振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但却是这支军队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他做出了几个严重的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土木堡的悲剧。
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本不该派出这支军队。这支匆匆动员起来的军队只在纸面上强大，实际上内部非常混乱，没有战斗力，而随军的皇上又是个巨大的包袱。王振作为军事外行，可能会迷信军队的规模。但事实上，组织不善的军队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很多时候几十万军队比几万军队战斗力更加低下。
他做出的另一个错误决定是关于回程路线。军队开到大同没有发现瓦剌军队，就打算撤回北京。按原计划，明军应该走南边的路线，经紫荆关入京。这个路线远离北方，非常安全。但是王振的老家蔚州就坐落在这个路线上。王振害怕军队踩坏庄稼，因此推翻原计划，让大军按原路返回。结果就落入了瓦剌的伏击圈。
他做出的最后一个错误决定是不该停留在土木堡。怀来城就在二十五里外，大家建议继续行军，进入怀来城就安全了。史书上说王振要等后面的辎重车，所以下令就地驻扎。这个说法有点荒唐，更有可能的是王振担心赶到怀来已是夜里，夜晚行军、进城，风险太大。这个担心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最终证明是个错误决定。
结果是彻底的覆灭。投入战斗的瓦剌军据说只有两万前锋，但是土木堡的几十万明军却像纸糊的房子似的，一下子垮掉了。它甚至不能说是被打败的，而是自我崩溃了。在最后的混乱中，大家对王振的憎恨终于爆发了。一位将军用锤子把王振活活砸死。明英宗坐在地上，被瓦剌俘虏。
王振的家属被清算。大家都咒骂这个曾呼风唤雨的太监，说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是只有一个人始终信任他，始终怀念他。那就是被俘的明英宗。
夺门之变后复辟上台的明英宗，给王振祭葬，还为他立了一座祠堂，上面刻着“旌忠”。整个大明朝，可能只有明英宗一个人深信：王振是忠诚的。其实他也许并没有错。王振也许到死都是忠于自己的学生的。他只是像700年前的杨国忠一样，从没有想到过：看上去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肆意生杀予夺的力量，竟也有耗竭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