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一时兴起，写了一堆零散文字，由马嘉理事件写到郭嵩焘使英，又及郭嵩焘化友为敌，还有那位由友成敌的刘锡鸿。今日合四而一，凑成长文，内容不佳，权且为诸君提供一角度，以看待纷繁复杂的晚清史。
时代背景
1875年2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爆发。该事件又被称作“云南事件”或“滇案”，由英方探险队挑起，激起了云南当地居民的英勇抵抗，但由于晚清时期中西实力差距悬殊，此事最终又以屈辱收场。
1874年6月，英国派遣上校柏朗带领一支由193名英国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勘探队，由印度赴云南考察商贸情况。考察队经缅甸走陆路进入中国境内，英方翻译官马嘉理在中缅交界处迎候。
总理衙门曾婉言劝告柏朗尽量不要去边境地区，因为此处不甚安定，但柏朗一行人执意前往。总理衙门只好要求沿途各省及云南督抚妥善照料。
1875年1月17日，马嘉理与柏朗探路队会合。仗着英国当时作为列强之首的地位，考察队擅自进入云南腾越地区的景颇族曼允寨。马嘉理率领的“探路队”不但拒绝当地民众劝阻，反而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并开枪打死群众数人。云南腾越参将李珍国在绅民的要求下，布置兵勇，于各要隘堵截洋人。最终，马嘉理与4名中国随员被当地人民击毙，首级悬于曼允城墙上，探路队被迫退回缅甸境内。
腾冲古城
事件发生后，英国借题发挥，诬蔑清廷幕后指使，以绝交和出兵作威胁，趁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减免英商税厘；增开通商口岸；开放云南边界贸易等等。
最终，清政府以“盗匪劫杀”为名，将腊都、儿通瓦等23位少数民族抗英勇士斩首，把积极主张抗英御侮的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革职，将左营都司李珍国革职下狱，并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中国的司法主权进一步遭到侵犯。
最后，清政府派出郭嵩焘作为公使前往英国道歉，郭嵩焘由此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此次访洋，给郭嵩焘带来了极大震动，使他得以有更大的成就，也使他被扣上各种罪名。
马嘉理事件起源地
为国担屈辱，郭嵩焘出场
前文提到，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给了英国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的契机，其中最令炎黄子孙屈辱的，莫过于派公使赔礼道歉。清政府派郭嵩焘率使团赴英谢罪，并就此在伦敦设立使馆。自此，在西方列强逼迫下，中国完全进入近代世界的条约外交体系。
郭嵩焘被授予“出使英国大臣”之职，又与副使刘锡鸿，加随员三十余人，于1876年冬启程赴英。清政府派遣郭嵩焘作为公使，是由于他对西洋事物的开明态度。
郭嵩焘故居
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郭嵩焘就见识到了西方科技的威力。受曾国藩派遣赴湘浙等地筹饷时，郭嵩焘曾在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初步了解到西方的情况。
此后，由于其刚正不阿的秉性，郭嵩焘屡遭排挤，直到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此时洋务运动正兴起，郭嵩焘写就《条陈海防事宜》以上奏，建议清政府在重视引进军工生产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正巧马嘉理事件在不久后爆发，清政府遂让大谈洋务的郭嵩焘去英国应付洋人。可怜郭嵩焘为国家担负屈辱，又不能被人理解。犹如李鸿章一般，一旦握笔在条约上签了名，“卖国”、“汉奸”的帽子便很难摘下了。郭嵩焘临行前，就有人赠联一副：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副联写得委婉隐晦，言辞也足够尖酸。大意是“您郭大人出类拔萃，连我大清这样的尧舜之世也容不了您了，但是您连大清这些人事都没搞明白，能侍候好洋鬼子吗？在哪都一个德性，又何必去国外？”
顺便解释一下，“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与“不容于尧舜之世”典出《孟子》。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与“何必去父母之邦”典出《论语》。具体意思不细谈了，反正这副联中是化用经典来讽刺。
郭嵩焘像
当然，以今人的视角看，郭嵩焘当然不是品行卑劣，相反，他是伟大的先行者。而猛烈抨击他的士大夫官僚们，也不能说其用心恶毒，毕竟他们只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不能在变局中改变固有的“华夷之辨”与“天朝心态”。可以说他们是落后守旧的，在思想上远逊于郭嵩焘，但也要明白，他们所代表的才是当时的大众舆论。
郭嵩焘顶着极大的压力，在众人的唾骂声中到了英国伦敦，然而他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晚清保守的文化环境中，郭嵩焘还将带来更大的震动，也由此，朋友们与他反目，包括此次赴英的副使，他多年的旧僚属，被他引为知己的刘锡鸿。
郭嵩焘西行：不知幸也不幸
1876年（光绪二年）冬，郭嵩焘率使团启程赴英，于伦敦设立使馆，两年后兼任驻法公使。前文提到，郭嵩焘荣幸地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虽然被人引经据典狠狠讽刺了一番，好歹清政府还是器重并抚慰之。
临行前，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加以好言劝勉（其实慈禧并不一味守旧，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得其首肯，至于后来对维新变法辣手摧花，那是为保权力不择手段），李鸿章也一直力挺郭嵩焘。至于此次出洋的副使刘锡鸿，更是郭嵩焘的旧属和老友。
刘锡鸿像
在平定太平天国之时，刘锡鸿曾做过郭嵩焘的幕僚，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刘、郭二人性格相似，都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世故，因此惺惺相惜，二人成为知己。此次刘锡鸿之所以担任副使，乃是郭嵩焘为之提名。
然而在次年，即1877年，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由于郭嵩焘在递国书时未列上刘锡鸿的大名，又因为领薪水产生矛盾，这对多年的好友闹掰了。刘锡鸿先后参郭嵩焘“三大罪”和“十款”，内容主要是谄媚洋人、诋毁清政府，甚至还有在生活习惯上的西洋化。郭嵩焘也不甘落于下风，参他滥支经费。
郭刘二人似乎是因为些须小事交恶的，实则不然。二人共事多年，倘若当真于鸡毛蒜皮上计较，友情岂能维持？其实，矛盾看似出于小事，深层原因是刘锡鸿早已对郭嵩焘不爽，换句话说，三观不合。
郭嵩焘办洋务搞外交还是有一套，他深受英法两国人士欢迎，于1877年说服英国停止介入新疆的阿古柏之乱。又因其上奏，清政府于1878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华侨权益。然而，让刘锡鸿当副使，他看走了眼。
刘锡鸿人品并不坏，但他思想保守，坚守“华夷之辨”，与郭嵩焘对西洋事物的包容形成鲜明对比。试举两例：郭嵩焘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寒，陪同的英国人解下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礼貌地接受并致谢，刘锡鸿却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另有一回，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访英的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按外交礼节随大家一同起立，刘锡鸿认为向“小国国主”行礼失了天朝国体。
正是因为观念不同，昔日好友反目成仇。郭嵩焘在刘锡鸿数次陷害下，几乎萌生退意，在李鸿章的支持与保护下才继续坚持。最终，刘锡鸿越闹越大，并得到了众多保守官僚的支持，总理衙门难以调停，只得将郭刘二人一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正、副使。郭嵩焘险些被治罪，在李鸿章与曾纪泽力保下乃免，但自此基本退出官场，返乡养老。
郭嵩焘《使西纪程》
郭嵩焘之所以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也因其使洋期间撰写的《使西纪程》。此书中对西方的经济、文化、民主政治制度大加赞扬，并呼吁中国应全面学习西方。此书遭到守旧者的攻击，引起极大的反应，清政府只能下令毁版禁印以平息事端。
郭嵩焘回国后，虽然官衔犹在，却四处不受待见。被排除出权力中心后，他依旧忧国忧民，还曾在湖南开设禁烟会。1891年，郭嵩焘病逝，享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由于郭嵩焘争议极大，未获旨准。
李鸿章像
与郭嵩焘由相爱到相杀的刘锡鸿
前文提及，郭嵩焘在1876年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其好友刘锡鸿任副使（不久后兼任驻德国公使），由此结束了海外华侨事务由洋人办理的历史。然而，由于两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不同，主张学习西方的郭嵩焘与主张固守传统的刘锡鸿最终反目成仇。
刘锡鸿先后参郭嵩焘“三大罪”和“十款”，最终两人在1878年同时被召回国。不过，今人谈历史，认为刘锡鸿是诬告，毕竟他的着眼点都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譬如作为“天朝”使臣向巴西国王行礼、学习洋人风尚在宴会上翻看音乐单、接受洋人为他披上的外套等等。就凭这些，刘锡鸿指责郭嵩焘背叛祖国，又因郭嵩焘极力推崇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诬蔑他诽谤时政。
事实上，刘锡鸿很可能认为他是在行正义之举。从当时舆论看，批判郭嵩焘，捍卫天朝尊严才是主流。对于洋人几次三番入侵，不同人有不同态度：郭嵩焘与其他洋务派就主张学习西洋事物，而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守旧派，则更主张排外与捍卫传统。
因此，洋务派没少被批评，轰动朝野的《使西纪程》作者郭嵩焘自不必说，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道光帝第六子），也得了“鬼子六”这个绰号。
恭亲王奕訢
不过，刘锡鸿并不是一味排外。相反，出使英国的两年里，他也见识到了西方的先进，不再将英国视作夷狄。但与郭嵩焘的观点不同，他并不主张学习西方，而是试图借用部分西方技术。例如，他在出使英国时写的《英轺私记》中，记述了他对轮船、矿业等事物观点的转变。
虽然如此，刘锡鸿对时局仍保留自己独有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败，重点不在于洋人船坚炮利，而是国家自身的衰落，即政治腐败与风气堕落。因此，他决心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运用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
刘锡鸿《英轺私记》
可惜，刘锡鸿受传统影响，将一切盛衰归因于道德，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生产力与军事代差；而郭嵩焘的观念较开明，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在郭嵩焘死后多年，由他的思想衍生出的“全盘西化论”，又走向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
刘锡鸿“以夏变夷”的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处于洋务派的对立面，于1881年因为攻击李鸿章“跋息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约十年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