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挂帅征匈奴，其麾下将领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大漠，与匈奴数万铁骑鏖战经月，由于寡不敌众，李广利又拒绝发兵救援，李陵一支孤军只能且战且退，最后全军覆没。李陵没有以身殉国，而是选择了“一失足即成千古恨”的投降一途。
消息传到汉朝廷，引起武帝震怒：朝堂之上，趋炎附势、看武帝眼目行事的满朝文武自然也对李陵发出义正词严的谴责，一致要求予以严惩。
只有司马迁对此持不同看法。但一碍于人微言轻，思量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不起作用，二怕与大多数朝臣的意见相左，那种茕茕孑立的滋味也不好受，故而隐忍不发。大概汉武帝发现朝臣中只有司马迁未表态，特意召问，司马迁于是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陷入不测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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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
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后人联系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惨剧，直认为此说顺理成章。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鸣盛的辩驳足以破卫宏之论。
此后，王国维写了《太史公行年考》一文，除在司马迁生年的判定上稍有疏漏（提前十年）外，其他史实的考订皆严密而精慎。他认定司马迁并非死于非命，卒年在汉武帝死日前后。
再后，撰《太史公年谱》的张鹏一虽然将司马迁卒年考定在昭帝末，但没有坚持“下狱死”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于司马迁卒年采取武末昭初说，大体上综合了王鸣盛与王国维的意见。
对于司马迁这个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犹如泰山北斗般的伟人，史籍为什么对他的死因与卒年失记呢？要破这个谜，关键在于搞清李陵之祸对他的影响。应该承认，在司马迁之后，几乎所有的史家都承认李陵之祸对他的影响是深巨的。
笔者认为，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当权者尤其是“今上”汉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二是对自我认识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而集中展示这种影响的是他留下的《史记》，特别是那篇饱含着血泪的《报任少卿书》。
的确，陷入李陵之祸的司马迁的痛苦是不可名状的：“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
他痛苦中的思索是前所未有的深彻，留下一部史书的决心也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定位更是前所未有的明晰：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汉书·司马迁传》）
认识升华，目标明确，而实现此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保住自己的伤残之躯。办法是谨言慎行，处处小心，不露半点锋芒。胸中尽管不时激荡着历史的风涛与时代的烟云，但在现实中，要尽量让人感觉不到司马迁的存在。
以后，他彻底抛弃了自己遨游天下、奉征西南夷时的那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为国献身的凌云壮志，自甘于位卑秩低的史官之位，争取活下去的条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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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后的司马迁变得沉默寡言，低眉顺眼，对皇帝恭顺有加，对达官贵人敬而远之。人们都认为司马迁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司马迁的灼灼才华在当时又是无人能比的，大概在其康复以后不久，汉武帝就用其所长，任命他做了类似皇帝秘书长的中书令。
在这个显赫的位子上，如果司马迁存心报复，他可以弄权，可以受贿，可以拉帮结伙，聚党营私。但司马迁对此却不屑一顾。
在官位上，他等因奉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陷入是非之地，不牵进政争旋涡。一切以保住自身为鹄的，以完成《史记》为职志。
“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汉书·司马迁传》）
所以，当因戾太子一案而被判死罪的好友任安致书于他，规劝他“推贤进士”时，遭到他的断然拒绝，理由是“与仆之私指谬”。此时的司马迁与受刑前的司马迁简直是判若两人了。
你看，以前他以小小的太史令之官，敢于毫无顾忌地为只有点头之交的李陵仗义执言；而后，面对即将受死刑的挚友任安的请求，他却冷漠地不予理睬，尽管他此时已处在能够对武帝进言的高位上。
在常理看来，这时的司马迁实在也太不近人情了。然而，这恰恰是司马迁大彻大悟的表现，透出的是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因为司马迁明白，为任安说情，纵使侥幸成功，也不过使个人生命得以稍稍延续；而一旦引起武帝震怒，不仅会促成任安速死，而且自己也会牵进死亡之网，那梦魂牵绕的史书就中途夭折了。
在这个问题上，孰轻孰重，孰小孰大，孰得孰失，司马迁有自己的冷静决断。在他心目中，《史记》重于自己的生命，与《史记》同在是他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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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合理推断：司马迁是以正常情况而寿终正寝的。因为他与世无争又不卷入政争，类似李陵之祸的事情与之无缘；因为他忠顺地为汉武帝服务，无丝毫有违“圣意”之举，汉武帝也没有理由再加刑给这个已在他彀中的可怜之人。
显然，受刑后的司马迁已经从权贵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生时充满了屈辱，死时自然无法“备极荣哀”。
最大的可能是，他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毫无遗憾地在家人与一二亲朋的守候中悄然而逝。没有震天的哀乐，没有隆重的追悼，夏阳黄河岸畔的一抔黄土掩埋了这个傲世的天才。除了家人和一二亲朋外，谁也不晓得他的死期。
待到《太史公书》传世引起轰动使人们回眸这位史学泰斗时，谁也说不清他的卒因与死期了。
其实，对于司马迁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有一部《史记》留下来，他就足以永垂不朽了。司马迁毕竟有着超出常人的目光，他坚信《史记》的价值，坚信自己的价值，“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是的，生时的荣华富贵只能是暂时的过眼云烟，只有死后的辉煌才是对生死的永恒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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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 | 《汉代的星空》
作者 | 孟祥才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本书论述的人物，都是汉代历史天幕上光芒耀眼的星座。他们经历殊途，性格迥异，事功千差万别，结局之不同犹如天壤，历史评价更是聚讼纷纭。
历史人物的智慧和遭际总能给后人以启迪：时来天地皆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性格即命运。从终极意义上讲，无论遇到什么时势，人们的命运终究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