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所记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人、鬼、狐、神、怪五类，而每一篇故事中，都是以人为主体，分别与其他四类中的一、二类发生关系。
蒲松龄所以把他们作为描写的对象，一方面是由于他平实的生活背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蒲松龄一生落拓不遇，使他大部分的岁月，生活在广大的农村里，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农村社会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传闻，而鬼、狐、神、怪正是农村社会的普遍信仰，他借着它们的形象，来搜集和编撰故事，以达到惩恶劝善的教化效果，本来是极自然的事。
何况，谈鬼说狐也是他本人的兴趣，他在《聊斋自志》里说：“才非干宝（晋人，著有《搜神记》），雅爱搜神；情类黄州（指宋人苏东坡，曾任黄州团练副使），喜人谈鬼。”
正是一种表白。至于前文所提到的他出生的传奇，我们几乎可以相信，这些鬼、狐、神、怪，也是他个人的信仰了。
其次，我们再就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一方面用科举制度来笼络士人，一方面又用高压的手段来打击有反抗思想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学界领袖如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黄宗羲（梨洲）等人，都以民族大义为号召，形成了一股反抗清朝统治的暗流。蒲氏生当其时，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明史狱，六年（1667）的沈天甫诗狱，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狱，都是他亲身见到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给予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心灵的煎迫，是可想而知的。
而在他家乡，层出迭起的反抗事件，如顺治三年（1646）的高苑谢迁之变，十八年（1661）的栖霞于七之变，死事之惨，更使人触目惊心。
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下，他对于时政和社会的不满，只有借着鬼、狐、神、怪来发泄了。这样，他既不必顾虑政治的报复，也可以免除人事的干扰。他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凡是人类社会一切可歌、可泣、可恨、可痛的事迹，他都可以借那枝生花妙笔，把它一一地收进《聊斋》里。
王渔洋说他“厌作人间语”，应该是很了解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也承认，《聊斋志异》是一本有“寄托”的“孤愤之书”（《聊斋自志》），所以我们阅读《聊斋志异》，非但不能为它的神异色彩所迷惑，而且应该把它所含蓄的旨意找出来，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层。
其次，我诚恳地建议读者，应该把《聊斋志异》当作以下三种书来看：
一、把它当作文学的作品来看：《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在今天以白话作为表达工具的社会里，文言的使用──特别是用来创作，范围已越来越窄。但是就文学所负的使命和它对于艺术技巧的讲究来说，却是没有古今之分的，我们读《聊斋志异》，自然应该从这一方面去认识和注意。
二、把它当作社会的史料来看：文学作品是反映社会的，特别是《聊斋志异》，它的写作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相当于清王朝的五分之一）。
它所反映的不是某一个家族，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全貌，举凡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我们都可以从四百三十多篇的《聊斋志异》里找到它的痕迹，它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实录。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聊斋志异》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部书。
三、把它当作哲学的书籍来看：蒲松龄在作品中批评社会、分析道理，固然代表了那个时期人们的情感和希望，但是在批评和分析中间，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他的价值观念。蒲松龄的思想，不可讳言的，含有一部分佛家的因果轮回和道家的神仙出世思想，可是在基本上，他仍然是儒家的嫡系子孙。
他在《聊斋志异》里所表达的平实、正大、通达的人生见解，可以使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启发，对我们进德修业，是大有裨益的。
以上只是概略地说说《聊斋志异》的读法，当然，读书贵在自得，读者如果能从其他的方面去留意，进而得到身心上的助益，更是我们衷心所期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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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 | 《聊斋志异：瓜棚下的怪谭》
编撰 | 周学武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鬼狐神怪与人类具有同样的思想、情感和个性，蒲松龄借着他们的形象，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现象；借着他们的口吻，婉转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憧憬和关注。这是一本充满奇异色彩的文学书，也是一本有深厚意味的哲学书、历史书和社会学史料。许多名篇脍炙人口，被改编成戏剧而成为经典。本书是《聊斋志异》的精编白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