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成祖将京师从南京迁至北京后，北京城的作用便骤然而全面地提升起来了。它不仅是明帝国北疆防线的最大支柱，更是一跃成为明蒙贸易的核心。它虽不是互市主要场所，也不是大宗物资的吞吐者，但北京城的一举一动，无不直接影响着贸易进程。
一、蒙古的贸易刚需
明朝建立后，洪武、永乐两朝都对北逃蒙元残余势力奉行军事打击政策，特别是明成祖五征漠北，沉重打击了北元，蒙古诸部分裂，整体实力大衰。但明军毕竟无法彻底消灭蒙古诸部，双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明朝于是转而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断绝与蒙古诸部的经济来往。
这一招的效果，不比军事打击差。蒙古起初并不怕明朝封锁，因为蒙古地跨中亚至外兴安岭，与中亚诸国、东北奴尔干都司女真诸部、高丽，都能进行贸易。特别是高丽，在明太祖时代还奉行北元正朔，能为其提供相当多的生活用品，故而身处大漠穷荒的蒙古经济上仍然过得去。
及至蒙古分裂为西部的瓦喇和东部的鞑靼，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鞑靼的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中亚方面地理隔绝，东方的女真被明朝完全控制，高丽也改旗易帜倒向明朝，鞑靼以往严重依赖贸易输入的粮食、布匹、铁器、药品等生活物资，以及丝织品、瓷器等贵族所需奢侈品，都断绝了来源。蒙古人并没有制造这些物品的技术能力，甚至做饭用的铁锅都需要购买。
明成祖朱棣也看到了鞑靼部的困难，采取经济诱惑加政治分化的手段，企图挑起东西两部蒙古内战。鞑靼虽知道明成祖的用心，但受迫于经济贸易刚需，仍然不惜食明朝之饵，开始向北京城派去朝贡贸易的使者，就开始进入北京。
这种经济来往一旦建立，就基本再也没有中断，即使后来明成祖亲率大军试图彻底灭亡鞑靼部，蒙古使者仍然坚持每年到北京朝贡。而明朝出于政治招抚的考虑，一直没有断绝这种看似进贡、实则是物资互换的经济来往。
二、厚往与薄来：蒙古使者最爱进北京
明成祖死后，明朝无力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双方的经济来往排除了政治和军事干扰，越发变得紧密起来。蒙古不满足于小规模的朝贡，向明朝提出要求，到北京的朝贡使者，不仅仅能进行物资交换，还要在北京或沿途州县购买生活物资。明朝一一答应。
也就是说，相较以往政治性质占主导地位的朝贡，已经扩大为朝贡兼贸易的综合性行为，这一成熟模式在明仁宗、宣宗时代正式建立起来了。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北京并非明蒙贸易的主要场地，大宗物资交换的主要场所是设立在辽东、宣大、甘宁等三个方向的市口。
按理说，为求获利，蒙古商人和使者应该主要活动于三大市口，但令人意外的是，蒙古使者都爱往北京跑。这又是为何呢？
这就不得不提厚往薄来原则。
明朝像以往的所有中原王朝一样，把周边四夷的朝贡视作政治上的臣服。因而对待四夷朝贡，都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以远大于朝贡物品价值的财物、金钱回赐朝贡使者，显示天朝上国财富之盛、国力之强。
以蒙古朝贡贸易的大宗——马匹为例，明朝规定，蒙古人所贡物品例不定价，另外制定一套实物交换的标准，上等马每匹可换彩缎四表里、绢八匹，中等马彩缎二表里、折钞绢二匹，下等马纻丝一匹、绢八匹、折钞卷一匹，下下等马绢六匹、折钞卷一匹。单是这个价格，就已经超出马的价值不少。
但蒙古使者能获取的利润还不止这些。由于明朝将朝贡贸易视作政治行为，每次蒙古使团到来，还要对蒙古大汗、妃子及太师以下重要酋长进行“给赐”。明英宗时代明蒙朝贡贸易达到极盛时，蒙古得到的给赐达到高峰。以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次给赐为例，赐也先汗纻丝织金衣一匹、织金锦衣一匹、五色缎二十六匹、素缎五十六匹、彩缎八十七匹、印花卷十匹；赐二妃缎三十二匹，金盔、金皮甲、鼓、铝砂、胡琴等大小物品；赐丞相把把只各色缎匹十七匹。其余各级酋长赐物丝、缎、绢数以千计。
而作为面受天恩的使者，明朝也不会亏待。一等正副使者赏彩缎六表里、绢五匹，正副使之妻赏织金衣一袭、彩缎二表里、绢一匹。其余二等、三等依例减少。朝廷赏赐的物品，使者既可以折成现银，也可以拿出去在会同馆外和京师百姓交易。明蒙关系较好的时候，使团人员还可以夹带私马进京售卖。这些贸易，基本都是保赚不赔甚至利润数倍。
除此之外，蒙古使者入塞之后，沿途就有明朝接待使者一路陪伴，所需衣食、马料等物品，都由沿途州县提供，到北京后居住于会同馆，所有衣食用度也全都由“慷慨大方”的明朝朝廷统一供应。
所以蒙古官员都极其热衷充任进京使者。成祖、仁宣时代，蒙古使团大概才二三百人，到了英宗时代，贪婪的也先汗一次居然能派出二千多人的超大使团，而且一年多达四次，一些使者贪图享乐，甚至赖在北京不愿意回去。
如此庞大的回赐、给赐和接待开支，逐渐令明朝国库吃不消。朝中许多大臣提出限制蒙古朝贡频度与人数，再加上蒙古人贡来的马匹经常有以次充好、以劣充优，明朝遂以削减马价、减少赏赐为切入点，对瓦喇也先汗提出限制乃至中止朝贡的威胁。
三、明英宗生还竟然与明蒙贸易有关系？
也先是个颇有野心的大汗，他在位期间统一蒙古，对明朝敌意逐渐加重，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正常的朝贡贸易获取经济利益，而希望通过施加军事压力攫取更大利益。
恰巧明英宗受惑于大太监王振，企图以军事力量回击也先汗。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稀里糊涂地率军北巡，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大军生俘。
中国历史上皇帝但凡被俘的，自唐朝以降，下场非死即囚，最好也不过是徽钦二帝。但明英宗居然毫发无损地生还北京，最后还奇迹般地复辟。这令人不免好奇，狼子野心的也先汗，怎么会舍得把英宗放回北京城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明朝在于谦主持下及时地立代宗为帝，对蒙古的要挟不再投鼠忌器。但促使英宗生还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蒙古人无法割舍的贸易需求。
北京城的朝贡贸易虽然只占明蒙贸易的一小部分，但其状况之好坏，是明蒙整体贸易的晴雨表，北京顺则全顺，北京滞则全滞。明朝人缺了蒙古马匹能活得下去，但蒙古人缺了中原的物资，长远来看肯定活不好。
也先起初抓到英宗后，蒙古人都非常高兴，逼英宗写信回去索要财物，被拒绝后，也先挟英宗南下进攻北京。结果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大败也先，也先的弟弟孛罗卯那孩当场阵亡。明蒙双方关系濒于破裂，不仅进京朝贡完全中断了，连三边互市的市口也被关闭，蒙古人空抓了一个毫无用处的皇帝，却把自己逼得骑虎难下，若是杀了他，接下来必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杀，也先岂不是白挨了一耳光？
蒙古诸部酋长本就反对军事威胁，此时怨言载道，纷纷给也先施加压力，要他速速放回英宗、改善明蒙关系。也先无奈，连续向北京派出六批使者，其中两批还干起了老勾当，把马匹带过去进贡。不过这次的使团已经不敢奢望明朝有什么赏赐，只要代宗皇帝开恩，把明英宗接回去，两家罢战言和，就是烧了高香了。
明代宗本不想接英宗回来，奈何扶立自己上位的大功臣于谦坚决主张迎回，就这样，经历了一年俘虏生活的英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北京皇宫。随后也先汗致书于明代宗，谦卑地称臣谢罪，并请求恢复朝贡贸易。
明代宗也不想继续招惹强大的瓦喇，顺坡下驴地同意了朝贡及互市，北京城重新出现了成队成队的蒙古使者。景泰四年（1453年），明廷对一个二千人使团的各种回赐、赏赐、给赐，居然达到数万匹（包括丝、缎、纱等等），一举打破历朝纪录。明朝虽然花了不少冤枉钱，让蒙古部落占了不少便宜，但总归边境恢复了和平，善莫大焉。
四、北京城再度遭到威胁
明蒙朝贡贸易顺利地持续到明嘉靖朝，直到庚戌之变爆发。
在此之前，蒙古诸部发生了内乱，朝贡贸易一度中断，个别蒙古部落虽有需求却没有朝贡的资格（必须是较大部落或获得明朝册封的才获准入关、入京），于是走上了入塞抢掠的老路。
若是别的皇帝在位，知道蒙古的情况，发兵示威即可制止大的兵祸。偏偏世宗皇帝是个帝心独运而且相当偏执的古怪皇帝，他始终认为蒙古人贪残成性，不可假以辞色，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切地停止了持续百年的蒙古朝贡贸易。
蒙古俺答汗基本统一各部后，向明朝提出恢复朝贡贸易，自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贡，明世宗一概严辞拒绝，还两次下令杀了蒙古使者。
明朝这种做法彻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年干支系庚戌），俺答汗发兵三十余万入塞，一路横扫明朝边军，打到北京城下。俺答汗狂妄地致书明朝威胁说：“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而郭。”
当时明军多年未经大战，军备已经严重松懈，京师禁军只有四万多人在营，其中老弱者多达一半，皆不堪一战。北京城外赶来勤王的兵马也仅四五万人，如果俺答汗真的发动进攻，恐怕世宗皇帝要成为英宗第二了。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世宗皇帝接受内阁大臣徐阶的建议，同意恢复朝贡贸易。俺答汗得到明朝确凿无疑的保证后，这才裹挟着沿路虏掠的人口、物资撤围而去。
但谁都没料到世宗的顽固与偏见有多深，嘉靖三十年世宗迫于压力短暂开放了边境的马市，却一直没有同意蒙古人到北京朝贡，不久之后好了伤疤忘了疼，索性连马市也关闭了。
俺答汗恼怒万分，其后连年动兵南侵寇掠，明朝也下令边关每年烧草、赶马，企图制造一条巨大的隔离带。汉蒙人民在武力冲突中受到严重伤害，人畜死者不计其数，明蒙双方两败俱伤。死要面子的嘉靖帝，虽然实现了终生不见蒙古人的宿愿，但到死也没能解决边患。
世宗之子穆宗即位后，痛感数十年间兵连祸结，终于改弦更张，在隆庆四年（1570年）与俺答汗议和，全面恢复朝贡贸易，且册封了俺答汗。自隆庆四年后，久违的蒙古使团重新出现在北京城，会同馆外的公私贸易甚至比以往还要繁盛。以北京朝贡贸易的恢复为标志，明蒙三边互市也迅速开通，其繁盛局面犹过于仁宣英代诸朝。与之相伴的是，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明蒙双方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在朝贡互市重开后，喜不自胜地向穆宗皇帝奏报：“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万。”从这些话推断，明朝虽然在北京城里做了亏本买卖，但三边互市却赚了个盆满钵满，竟能使府库盈余、生民安乐、刀兵止歇，真可谓利在千秋。若是明世宗闻之于地下，不知当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