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再次反叛明廷，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之后，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之后，李自成取道淅川、内乡，沿着伏牛山一路向北，沿途道路险阻，山势崎岖，随处可见无业流民。
同年12月21日李自成起义军来到宜阳，南面是锦屏山，北面挨着洛河，洛阳距其东面才70里地。于是，李自成起义军很是机智地登上锦屏山，查看城内情况。之后，李自成起义军发动强烈攻势，一举拿下城池，知县唐启泰被斩首。这时，他们亮出了一个“标准”——不杀平民，只杀官。
24日，李自成起义军继续向西挺进，对永宁发动进攻。经过三天酣战，东城雉堞被大炮轰开，城内囚犯牛可敬、魏之明借机破狱而出，带着他们从云梯登城，抓捕了守在北城的知县武大烈，明万安王朱采以及数百名乡绅也被抓获。在县西关，这些人走了一遍“过堂公审”流程后，均被处斩。
到了崇祯十三年（1639年），李自成起义军就攻破了熊耳的四十八山寨，斗谷率领当地义军投奔。这时，起义军的人数达到数十万。接下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洛阳外围的一些城池，如：新安、宝丰等都被他们给轻松拿下了。
当时，“坐镇”洛阳的是明神宗的第三个儿子——福王朱常洵，其生母是郑贵妃，很得明神宗的宠爱。当初，明神宗甚至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只是老祖宗的规矩摆在那里，且大臣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了。正因为如此，宫廷掀起了各种“案件”，如：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这让朝廷官员们的精力都耗在了这些事情上，无暇顾及国家大事了。之后，明神宗为了弥补朱常洵的“损失”，将豫西重镇洛阳作为了他的藩府封地。而且，修建王府的花费都超出了一般“王制”的10倍。在经济上，朱常洵提出的要求，如：盐税或商税独享，明神宗从来都是一一答应。
当时，朱常洵开口要“田”4万顷，可惜洛阳“地少”只好折半。另外，据史料记载，朱常洵的婚礼费用高达“30万金”。真不愧是父子俩，明神宗出手豪迈，朱常洵更愿意自己“圈钱”。他一来到洛阳，看见土地就“画圈”，并到处收集“值钱的东西”，使其很快成了“大富豪”。
生活虽极度奢华，但是，朱常洵的为人却特别“小气”，宁可粮仓中的粮食发霉烂掉，也不愿拿出一粒救济灾民。所以，李自成选择攻打洛阳，这也是“民心所向”。
在此之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看到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头越来越猛忧心忡忡，于是，他曾给朱常洵写过一封信：
“连续三年庄稼都没有收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村镇的人都饿死了，城里的人开始吃人。到处都有贼寇出没，起义军和流寇合作，在很短的时间拿下了鲁山等五县，洛阳应该是下一个目标。如今，大家都没有饭吃，人心散乱。即使抚台有兵却没有粮饷，而那些城头的垛夫也是面露饥色，行将垂死之人。城中的形势相当危急，如‘累卵朝露’啊。”
可见，吕维祺希望朱常洵可以“认清”形势别再抠钱了，赶紧拿出来解决城中守军的粮饷问题。除此，他还希望朱常洵能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赶紧派军队过来加强洛阳的城防。当时，为了让朱常洵听进去建议，吕维祺特意拿“宜阳”和“永宁”作为案例。因为，守城的官员和城中的乡绅们做事毫无计划，且都小气的要命，听不见任何建议，结果，城破人亡。
只是，朱常洵照样将这些话都当作了“耳旁风”，依旧只顾自己的快活，不顾百姓的死活。
到崇祯十四年（1640年）正月17日，河南府总兵王绍禹带着两副将刘见义和罗泰来增援洛阳，在被拒绝后，王总兵强行入城，刘见义和罗泰只能驻扎在城外的东关。
之后，李自成兵临洛城下。
此时的洛阳城四门防守如下：
东门知县张正学；
南门知府冯一俊；
西门兵备副使王胤昌；
北门通判白尚文；
王总兵和推官卫精忠则管理“游兵巡徼”。
当时，城中的中下级裨将及官军士兵们一肚子意见，边守城边骂：“王府的钱无数，肉都吃腻了，却让我们空着肚皮死于贼人之手。”带了18日黎明，城外刘见义和罗泰的军队声称去讨伐义军，到七里河就投降了，调转马头往回打。这天一早，李自成也指挥军队一同发起攻势。
一昼夜的激战后，得知城东兵力很强，城西北兵力较弱。所以，攻城计划立刻被调整，改为了“重点击破”，目标是城的西北角。守在此处的是王总兵的部队，此人也是一位“贪主”，长期克扣军饷，士兵们不满已久。当时，见起义军攻了过来，内心“窃喜”。
20日夜晚，数百名士兵“谋变”，杀了城上的守将，绑了参政王荫昌，放火烧了城楼，并打开北门，让李自成的起义军入城。21日凌晨，洛阳城被李自成拿下，300斤的朱常洵躲进迎恩寺被捉，吕维祺被生擒。
当朱常洵看到吕维祺时“哇哇”乱叫，想让对方救自己，可是，对此吕维祺只能苦笑，因为，他自己的命都难保了。然而，吕维祺还是不忘劝朱常洵记住自己的身份，让其在起义军面前不要“低头”。可是，朱常洵一见到李自成，立马叩头不已，只求保命。
李自成一顿怒斥：“贵为亲王却不体恤百姓，你就是一个奴才。”随后，让人揍了朱常洵四十大板，砍头示众。更有甚者，义军还将朱常洵的肉当作“下酒菜”，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并曰之“福禄酒”。之后，吕维祺和其他官绅，包括逃到此处的官绅，在城西关周公庙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被“批判”后处死了。
在这场战役中，李自成起义军收缴了一大批武器辎重，使得义军的装备得到了升级。同时，朱常洵之前囤积的“财物”和“粮食”以及其他富户的财物和粮食，均被义军没收。而起义军只留下部分补充粮饷外，大多都留给了百姓，从而，这支军队更是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之后，李自成的下一站目标就是开封。出发前，让原是洛阳书办的邵时昌募兵守城，每月每人可得银5两，饥民纷纷“报名”。
可以说，此战的胜利，对李自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洛阳新破，所在震惊”，各地“告急”的文书，源源不断的“飞向”了北京。可崇祯帝能做的只是处死王总兵，罢官治罪李凤仙。而那些吃不饱饭的老百姓，却个个拍手欢迎起义军，且纷纷加入。至此，起义军人数“扩充”到“百万”，一跃成为了当时农民军的主要力量。
此战无论对李自成还是义军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起义军的手中，原先的小规模、分散的流动作战方式，被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大规模的战役所替代。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况：“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
参考资料：
【《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米脂县志》、《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