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札，即现在意义上的书信，古代又叫手札、信札、尺牍、手翰、手启、手柬、手笔、手记、手帖、尺墨，等等。
粗略估计，书札各类别名有数百种之巨，清代龚未斋《雪鸿轩尺牍》虽将书札分为十五类，但这只是一种笼统分类，类下自然可以另有分支。
一句话，若想穷尽书札别名，实在有些困难。
书札起源很早，一般将《左传》中的《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产与范宣子书》视为最早的书信文体，遗憾的是这些文本只收录在经典中，并没有墨迹流传于世。
《汉书司马相如传》云：“上令尚书给笔札。”造纸术发明以前，书信刻或写在竹简和木片上。
蔡伦发明了纸，札被取代了，但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古诗十九首》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书札自诞生之日起，除沟通信息，还承载社会功能，《汉书薛宣传》：“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
古文中的“书”，有的指书札、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但并不完全如此，李斯《谏逐客书》便是上书、奏章，乃臣僚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一种文体。
书札有公私之分，《郑子家与赵宣子书》等是公函，而《报任安书》则是私信。除却社会功能、政治意蕴，书札附有强烈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一些知识分子笔下，书札被誉为“最温柔的艺术”，纸短情长，通过书札，可以跨越时空，和古人或他人“相识”“相认”“相通”。
现存最早的纸质书札，是陆机的《平复帖》，是帖共九行、八十四字，乃晋武帝初年陆机用麻纸写给一个患病友人的，因帖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而得名。
（晋 陆机《平复帖》）
帖中个别字词痕迹模糊，不好辨认，故此有几个版本，通常的读法是：“彦先赢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节年使至。男幸有复失，甚忧耳。舍（庶）子杨往，初来至，吾不能起。临西复来，威仪详时，举动成观。自躯体之恙也，思识梦之迈甚，执所恒与君。稍之闵凶，棠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多）。”
董其昌在帖后跋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有此数行，为希代宝。”
通常认为，书札写作随意，是作者在最放松、最松弛的状态下完成的，未经精雕细刻，属主观无意，乃一种中心书或自由书。
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书札往往和个人尚简求易的心境密切结合，代表了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
羲之子献之《鸭头丸帖》：“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羲之侄珣《伯远帖》：“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以上都是举世瞩目的艺术瑰宝。
二王的行书，大都以书札形式保存、流传下来。
有意思的是，魏晋以后，很多书法史上的名作，本身便是书札。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五行书的《韭花帖》，便和作者杨凝式这个书坛上的巨匠互为表里。
（《韭花帖》）
《韭花帖》全文为：“昼寝乍兴，輖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羞。充腹之馀，铭肌载切。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
该贴写在素纸之上，半行半楷，起笔稍重，顶锋入纸，点画自然，力贯始末，且布白疏阔，深得二王笔意。
黄庭坚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杨风子便是杨凝式，黄庭坚如此称赞，可见其名不虚。
到了宋代，传世书札更多，诸如米芾《清和帖》、曾巩《局事帖》等都是书法艺术的标杆。这些年，宋人书札屡现市场，价格多创新高，追捧者甚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轼，留下了数通书札，以《东武帖》而言，札子笔意轻松自如、洒脱，令人沉醉，帖云：“东武小邦，不烦牛刀。实无可以上助万一者，非不尽也。虽隔数政，犹望掩恶耳。真州房缗，已今子由面白，悚息、悚息。轼又上。”
（宋徽宗 《池塘秋晚图》）
“笺”，以之为书札称“信笺”，以之题诗名“诗笺”。魏晋时便出现花笺，以后愈成规模。南朝徐陵说：“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
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曰：“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宋代孙光宪云：“襞花笺，艳思牵，成篇。”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予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李商隐提到的浣花笺是蜀中笺纸，又名“薛涛笺”“松花笺”。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薛涛笺）以芙蓉等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两宋时期，制作笺纸成为一门较为瞩目的手工业，不仅颜色有别，且勾以画作，精美异常，除澄心堂纸最为著名，尚有碧云春树笺、团花笺、龙凤笺、金花笺等行世。当然，这种笺纸不仅用来写信，还以之为诗作文，甚至作小品画。
明清以后，制笺技术更为精湛，涌现出《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等名品。迭至晚清民国，诸多笺纸品牌风行一时。
笺纸和个人书法技艺一样，是一种涵养的象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载：“上海有这许多的诗人墨客，为甚么总没人提倡，同他们弄些好笺纸？”
旧时，唱酬和通信之笺纸印有八条红线，俗称“红八行”，文人雅士以为市井笺纸俗气，有伤雅意，便自制之，美其名曰“彩笺”“花笺”“锦笺”，若辑之成册，则称其为“笺谱”。
俞樾、吴昌硕、郑孝胥、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经常自作笺纸笺画，供个人使用，以彰显其身份和品位。俞樾自号曲园居士，笺纸便标以“曲园”，且常有几笔简单画作。郑孝胥多用海藏楼自制笺纸，颇有抱负和雅意。
书札因私密性、唯一性和高度的个性风格，以及洋洋洒洒的意趣，已成为现代人关注的一个艺术门类。
鉴于高古作品日渐枯竭，晚清民国的书札备受推崇，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有补充作用、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书写者和收信者都是历史名人的，更是引人注目，这些书札已超越艺术审美而成为独特的历史文献，比如鲁迅、胡适等人的书札，受追捧程度远远超过曾左、康梁，一些艺术巨匠的书札更是思之而不可得。
不过，即便书札中饱含史料，但其中洋溢的却是个体情感。也就是说，书札中不排除藏有在场者对历史提供的一种见证，但整体而言，书札告别“峨冠博带”的端庄，而有苏轼“呵呵”之文学 / 艺术情趣。
只可惜，如今书法和信札都被时代压缩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性工具，甚至连生活的边角料都算不上。若干年过去，恐后人求我们一通书札而不可得，可惜，可惜。
选摘自：《墨色将至——晚晴关键事件中的名人和书札》李俭 著
书札，即书信，古代又叫手札、信札、尺牍、尺墨，等等。书札除了沟通信息，承载社会功能，蕴含政治意蕴，同时附有强烈的艺术审美价值。通过书札，可以跨越时空，和古人或他人“相识”“相认”“相通”。很多书法史上的名作，本身便是书札。
近代以来，书札备受推崇，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有补充作用、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书写者和收信者都是历史名人的书札，更是引人注目。精心写作的书札，洋溢着个体情感，并超越艺术审美而成为独特的历史文献。
本书收录林则徐、曾国藩、薛福成、冯桂芬、郭嵩焘、容闳、李鸿章、张之洞等一百六十一位晚晴名人近二百份书札，串联起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间十九个重大事件。
并未远去的历史，换一个角度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