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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事的时候，人们已不再管我的父亲叫主任而改称政委了。我想，人们对政委家属的注目应该比对主任家属的注目更聚精会神一些，我母亲的精神享受也会更完全一些。但我此时的母亲，对别人的目光似乎已进入了一种疲软状态，她对人们的注视开始若无其事无动于衷了。
母亲这时的角色意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政委夫人的角色比我父亲的政委的角色扮得更逼真更出色，虽然这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但母亲不管这些，她像一个自我意识太强烈的演员在舞台上没有一点整体观念一样，把台下观众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自己身上，全然不顾她仅仅是个配角，更不顾主角会对此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父亲对母亲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对这个给他生育了七个儿女的女人基本上是没什么话好说。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对父亲来说已是相当满足了，父亲觉得除此之外再去跟个娘儿们家计较什么未免有失男人的风度。因此，父亲对母亲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的态度。
父亲的仕途之路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用力过猛了一些，伤了点元气。五十岁之前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向前，想不向前都不行；而五十岁之后，父亲似乎是累了，显出了老态，喘着气开始了原地踏步。
父亲对此看得极开，他是打内心里看得开，而不是嘴上说说内心深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种。父亲以一个质朴农民的善良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他认为，他自己能由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穷小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再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别说党性了，就是人性也说不过去。
母亲却不，她对父亲的停步不前表现出的焦躁、不安和不冷静使她显得有些失态。好在她这个时期的岁数帮了她一个大忙，替她掩饰了一下：更年期。这是这个年龄层的女人们最理直气壮为自己解脱的一个借口。
她时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导父亲，告诉他谁谁谁找谁了，谁谁谁跟谁谁谁是一担挑的连襟，言外之意连我这个黄毛丫头都听得出来。这个时候的父亲会非常厌烦地说母亲，去去去，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这个毛病不好。
母亲望着父亲的背影，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哗哗乱响，眼睛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父亲的升迁推波助澜。人家是夫唱妇随，母亲是父亲不唱自己也要唱了。
要知道母亲真有这个本事和这种能力，想想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我们就应该对她充满信心。
母亲一个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的随军家属，竟比我的当政治委员的父亲还了解要塞的干部，她甚至知道谁反对我父亲，为什么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
母亲的手脚真的干净利索，没看见她上蹿下跳，便该巩固的巩固了，该加强的加强了，该修补的修补了，该孤立的孤立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我父亲眼皮子底下搞的小动作，我父亲竟然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就凭这一点，你对我的母亲不服是不行的。
母亲对上边来的人格外留了个心眼，她像个不出门的秀才，对要塞区的迎来送往清楚得就像她就是招待科科长。她神得像个有里应和外合的奸细，什么也逃不出她的那双依然好看的眼睛。
记得那年军区有一个管干部的副政委进岛考核班子，正赶上七级大风，海上的大浪把副政委的五脏六腑都要搅出来了。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副政委一看小招待所那一桌子的花花绿绿就觉得胃里又在折腾，只动了三筷子赶快回去躺下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副政委被咕咕叫的肚子吵醒了。副政委爬起来原地打了几个转，也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恼着火，只见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扎着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丫头没敲门就闯进来了。
小丫头进门喊了声伯伯，把手里提的淡黄色的双层饭盒举着送了上去。副政委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下边是一盒温温的、稠稠的、黄黄的、烂烂的小米稀饭，上边是切得细细的、拌得香香的、腌得脆脆的萝卜咸菜丝。
大区副政委探下花白的头颅，和蔼地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丫头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小丫头又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抬起头来抚着小丫头柔柔软软的黄头发，像抚着自家的小孙女。
我母亲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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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一直是朴实的，即便他的官做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质朴也没有多少褪色。这种质朴浑然天成，是农民出身的父亲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一种品质。这种天然的朴实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的反衬，我们的父亲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眼里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平易近人。
母亲对父亲的朴实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无法忍受父亲这种朴实。我就经常见到母亲在面对父亲那种自然流淌的朴实时脸上所溢于言表的那份神情，那神情同一个急着赶路的城市人被一个乡下人拦住问路时的德行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在我们家的小气候里，情形与社会大气候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猖狂得不成体统。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对农民出身的父亲进行着诸如饭前便后洗手、饭后漱口揩嘴、睡前洗脸洗脚洗屁股等等后天行为的改造的同时，还得寸进尺地要对父亲一些先天的习惯进行彻底的清除。
父亲吃饭时总是要闹出一些动静的。手上的，碗上的，屁股下的。这些母亲还能够忍受，让母亲不能忍受和深恶痛绝的，是来自父亲的嘴巴上的。母亲一听到父亲雄壮有力的吧嗒吧嗒的声音，就会呈现出一种梅尼埃病的症状。
母亲对父亲这张在吃饭时吧嗒有声的嘴生了几十年的气，同时也同这张嘴进行过不懈的斗争。父亲可以改掉饭前便后不洗手、饭后不漱口不揩嘴、睡前不洗脸不洗脚不洗屁股的毛病，但对这吃饭随意的权利决意誓死捍卫。后来我想，这大概是父亲被母亲管出了逆反心理。
母亲管不住父亲的嘴，就把气撒在我们七张无辜的嘴上。“不许出声！”母亲用筷子敲着大理石面的饭桌，脸吊得像个修道院的嬷嬷。有时真不知父亲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咀嚼肌总是异常有力，双唇发出的声音震天动地，哪怕他吃的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腐。我们的七双小眼睛就盯住母亲看。母亲又总是不说话，只用白眼珠子瞪着父亲，那里边盛满了鄙夷。
那时，我真羡慕父亲那张自由自在的嘴。那时我就想，等我长大挣钱了，离开这个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开大嘴轰轰烈烈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
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两个阶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我竟会出现这种结果：感情向着农民出身的朴素实在的父亲漂移，行为规范却向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母亲靠拢。
我刚当兵那阵，新兵们在操场上累了一天，到吃晚饭时八个人围在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那天凑巧指导员坐在我们的饭桌边，她听着吧嗒成一片的声音，生气地放下饭碗，批评大家说：“女孩子吃饭这么不文明，你们看人家！”指导员的筷子点的是我。新战友们的眼睛齐刷刷地集合在我的嘴上，要学习我吃饭的优雅。我一口馒头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吐不出。当时我恨透了这个让我难堪的指导员。后来我听人说，指导员的家庭出身很不过硬，她爸爸不是个教授就是个研究员，反正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吃香的成分。我就在心里嘀咕：怎么回事？越是这些出身不好的，臭毛病越多。
母亲的臭毛病把我们兄弟姐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不但控制着我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动静，还把许多本来相当愉快的事搞得大家无所适从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
有客人送来一包地瓜干，我们对这种又甜又筋道的东西馋得简直垂涎欲滴。好容易把客人盼走了，我们刚要一窝蜂样地扑上去，那包地瓜干就被母亲保养得又白又净又纤细的手给盖住了。
“不许吃！”母亲喝道，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母亲当然知道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接着就循循善诱，“地瓜煮的时候洗了没有？煮地瓜的锅干净吗？切地瓜的手打肥皂好好洗过了吗？晒地瓜干的时候苍蝇爬上去了没有”我们在母亲生动形象的怀疑中彻底泯灭了对那筋道可口的小东西的向往。
“咱们摊上这么个妈真倒霉！你们说是吧？”我们的大哥国庆这样对我们议论我们的母亲。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真是够倒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