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
人类最早的社会集团是原始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逐渐结成稳定的集体——氏族。
由于最现实、最方便的纽带是血缘关系，所以，几个亲属氏族又结合成胞族。
不同的胞族会在地缘上的相接组成部落，而部落因为生产和合作的需求量加大又组成部落联盟。
最终，在基于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同感等因素上，结合成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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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一度鼓吹“五族共和”观念，这五族（满、汉、蒙、回、藏）的划分很粗，是中国人作茧自缚的叫法，容易易成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借口。
民族研究大家费孝通于1935年以体质人类学为视角，从体质、文化、语言、心理等方面进入广西大瑶山研究特定民族，最后确立以共同的心理特征作为作为划分民族的最重要标准。
实际上，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400多个，最后，就是在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条件下，尊重民族集团的意愿，以共同的心理特征作为作为划分民族的重要标准，再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最终确定为56个民族，其中有就“僮族”。
说起来，这个“僮族”又作“撞族”、或“獞族”，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广西学者马君武建议当时的广西桂系政府将“獞改为“僮”，桂系政府发布《奉令禁止滥用夷猺等名称》的训令，其中规定禁止用：“含有侮辱性质之蛮，番，夷猺，猓，獞之称谓”，而在1951年也出台有《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所以，“獞族”已经被改成了“僮族”。
不过，话说回来，“僮族”或“撞族”、“獞族”都是宋以后才有的称呼，主要指岭南地区（即后来的两广地区）的土著民族。
如：《宋史·蛮夷传》上说：“广西所部二十五郡，与蛮、僮、黎、蛋杂处。”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记岳飞入广西灭曹成得杨再兴的战争：“会张宪与撞军统制王经皆至，再兴屡战，又杀飞之弟翻。”这里的“撞军”就是广西土著士兵组成的军队。
《元史五行志第二》：“至正十一年，广西庆远府有异禽双飞……其一飞去，其一留止者，为僮人射死。”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府县》：“宣德以后，猺、獞不靖。”
清人李绂修的《广西通志》：“僮者撞也，粤之顽民，性喜攻击撞突，故曰撞。”
……
那么，“僮族”或“撞族”、“獞族”在宋以前的称呼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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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史料可知，周秦时期称岭南地区（即后来的两广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瓯、骆越。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说：“徭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即僮是瓯骆的后裔之一。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史书则称瓯骆的后裔为“乌浒”、“俚”、“僚”或“俚僚”。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在柳州为官，其散文屡有提到柳州土著居民是“峒民”。
可见，“僮”或“撞”、“獞”之音来自于“峒”。
按照《明史》对广西僮人的描述：“广西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以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
其实，这些被官方统称为“僮人”的人，他们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并不强。
他们自称为布侬、布土、布样、布斑、布越、布那、侬安、布偏、土佬、高栏、布曼、布岱、布敏、布陇、布东、布越、布雅伊、布衣、布沙、布央、布饶、布傣等等等，并不认为自己是僮人。
这，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会出现有400多个的原因了。
心理认同感虽然不强，但地理分布却足使这些人统归“僮人”之中。
1953年民族成分确定后，国家于1955年帮助僮族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僮文，并加以推行。
有了民族文字，民族文化就有了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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僮的本意是有“未成年人”的意思，如《说文》记：“僮，未冠也。”后引申又为“奴婢，僮仆”，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而卓王孙家僮数百人。”又或形容“无知，蒙顿，低贱”，如《国语·晋语》：“僮昏不可使谋。”
所以，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国务院作出《国务院关于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正式将“僮族”的译法修改为“壮族”。
紧接着，国家又对壮文（即1955年创制的僮文）做了适当修改，并进一步进行推广。
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广西工作的壮族大学毕业生，还必须脱产突击学习3个月的这种拼音壮文。
现在100元人民币上所印的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中，最后一种就是壮文“中国人民银行 100元”。
在国家的关怀下，壮族人的心理认同感大为增强。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族人口数为有1617.88万，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