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乙，我再一次感到，生活比小说更贴近小说。
先说题外话。阿乙在前言中写道：“我写《先知》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
阿乙提到周国平的那篇“极度无理”的文章我看过，叫《哲学家或中蛊者——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其实也没啥“极度无理”的。
我遇见过这样的民哲。大约是2005或2006年的春季，我在圆明园东路，圆明园石墙下的人行道上遇见他。自行车支在一旁，车后架竖着一面旗，写了几个字，后架左侧绑个大兜子。
民哲五十岁上下，蹲在马路牙子上，前面摆了几本自己印刷的书。出于无聊，我和他交谈了一阵子，还给了他几支烟。确实，他对自己的哲学理论坚信不疑，且坚信不疑其为顶尖的、前沿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为人类不能认识、承认其理论而感到万分绝望、痛苦。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是物质”。他的理论我听来听去，觉得他只不过把一些哲学概念换了个称呼，把一些哲学理论换了个说法，抡圆了说，也没逃出高中哲学课的范围，他甚至把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弄混了。
但是我很佩服他的哲学家的劲头儿，他为此失去了老婆、房子和田地，过着半乞讨的日子，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北京寻找承认。
谁不是在寻找承认？阿乙羞于承认自己是作家，但他一直在写。我压根不敢往作家这俩字上想，但我一直在阅读。好的阅读者必须进入角色，尤其在阅读第一人称作品时。
必要的阅读是写作的开始。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阅读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为写作者了。他进入作者设置的人物，然后开始解读文本，此时，他摆脱了作者，故事情节是前定的，但解读却是主动的。一千个哈姆雷特由此诞生。
去年我加入了阿乙的豆瓣足球小组，好容易有时间参加一次踢球活动，却记错了日子。很平常的小事，若一个小说家拿来做一篇小说的开头，我觉得也不错。小说家可以拿任何一件小事作为叙事的由头，我也可以用自己的任何小事，贴在书评上以求文字的吸引力。
大多数小说家都写过自传性质的故事，不仅是取材与易操作的原因，也由于它更能被作者和读者承认，更能打动两者。而超越与自身有关的经历，去把握那些从未经历的故事，正是一个好小说家与蹩脚小说家的区别之一。
在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中，阿乙作为“我”，一个小镇的小警察，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事件。在这里，“我”与阿乙、艾国柱继续混淆不清，却呈现淡化趋势，比如《意外杀人事件》中我与艾国柱（艾国柱正是阿乙的本名）、《隐士》中周通灵与德永和尚的弟子，这种写法不再深植于小说的结构中，而是一种小技术，换句话说，阿乙不必依赖“我”的参与，一样能把小说写好。
迄今为止，阿乙的小说都是用小城镇作为背景。红乌镇、雎鸠镇，等等，即使是城市，也是县级的。这样的地方在全国成千上万。阿乙小说中的人物，比如主打小说《意外杀人事件》的赵法才、金琴花、李继锡……这样的小人物在全国成百万上千万。这样的小人物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大醉后，我们含糊地吐露心里的隐秘，或许一辈子把它按在柴米油盐底下，打死我也不说。但阿乙替我们说出来了，大声地、艺术地说出，说得一些人痛哭，鼻涕流了一大襟，而一些人怨恨着阿乙，仿佛阿乙泄露了他们的秘密。
《意外杀人事件》中的赵法才属于后者。本来他和红乌镇的中年男人一样，“不再行房，不再吹口琴，有一天死掉，留下房子和存折。”当他看到渺儿，“像是被猛砍一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爱情这回事”。
可赵法才是地道的小商人、懦夫和现实主义者，先给自己找借口，找不到就开始找渺儿的不良动机，他需要一个坚定的理由去杀死自己的爱情，他甚至无耻地想象渺儿为了钱财在别人身下呻吟。“红乌镇人就是这样，当一件事过于不可思议时，人们就会套用《知音》上的故事来解释”……我想不仅限于红乌镇人吧。
阿乙并没有描写捉奸的赵法才的三个哥哥的心态，他们已然超越了围观阶段，为参与其中沾沾自喜，道貌岸然地维护着死水般的生活准则，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打破常规，包括自己的亲弟弟。
小超市老板赵法才和他的哥哥令人鄙夷，妓女金琴花则叫人唏嘘。她并不是在风尘中打滚、修炼成白骨精的那种女人，本质上高中还没毕业。她的床下保存着大量的纸花和纸鸢，上面写满了名人名言。她内心渴望正经八百的职业，所以始终对女警察罗丹献媚。
当罗丹的高跟鞋踩到她的腰腹时，伴随着义正辞严的“我们妇女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的声音，“有个支撑金琴花的东西折断了”，她哭得像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孩子，“我们从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悲伤”。
金琴花的文化水平无法向她提供抵抗外界打击的心理素质，也无法提供放置自己的安全位置，她的生存完全依赖别人的认可。好像是不经意地，阿乙在这章的注解中亮出极大的讽刺：金琴花所艳羡、所谄媚的罗丹，竟是由于后者与上司的奸情败露下放到红乌镇公安局的。
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还有五个人，贪生怕死的曾经是黑社会老大的狼狗、妄想挣脱无聊生活的艾国柱、困在爱情里的于学毅、害怕失去“友谊”的小瞿，以及凶手李继锡——一个担心后继无人而疯了的外地人。
他们各自经营着不相干的小日子，却在10月8日晚10点钟发生碰撞。好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但其实只是为了故事好看，读者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如果舍弃外地人李继锡杀人情节，六个本地人其实早已死去，就如同要去北京、纽约闯荡的艾国柱，终究会和“我”一样，结婚生子，在一个“闭着眼睛就能走到任何地方”的红乌镇终老。
六个人中的小瞿，叫我想起了苏童的小说《星期六》，同样是写友谊，苏童着重挖掘友谊在城市中的稀缺与友谊对人的侵害，阿乙则一视同仁地将其看作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
小瞿欠扁，他的友谊观更欠扁。实际上，《意外杀人事件》中的七个人，都靠着身体以外的东西活着，当它们轰然倒塌时，他们无法依靠本身实现自我救赎。
阿乙过早地洞悉了人性的恶、软弱、灰暗与徒劳，但他这么描写着，不去试图更改，就指给你看，像鲁迅先生提醒的铁屋子。
阿乙过早地知晓了人在命运前的挣扎、无力与臣服，但他膺服、赞叹人的挣扎，理解挣扎之后的臣服，而那种寒彻骨殖、拼杀过后的无力，是对一个时代的强有力的批判，正是这个不计代价追求名利的时代准则，扼杀了小镇上一些人的梦想。
阿乙不像“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那样善于隐藏自己。
《意外杀人事件》结构精巧，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传统叙事方式，也有倒叙、插叙、交织叙述。《小人》采取俯瞰式的叙事方式，其实都是第一人称写法的变异。
小说的结尾通常戛然而止，并不追求欧· 亨利式的出人意料。小说本身更接近契诃夫，悲伤与欢乐并排，像无法分开的轨道，我们就行驶其上，给别人看给自己看。
短篇小说家多数把注意力放在小人物上，因为阿乙的小人物和我们最近，有时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就我而言，阿乙的小说更具有杀伤力。金琴花比《羊脂球》更为我熟悉，巴礼柯（阿乙小说《巴赫》的主人公）比索比（欧· 亨利小说《警察与赞美诗》的主人公）更容易被我理解。
春节期间我看了中央四台《我要飞得更高》节目，讲的是一群热爱飞行的普通人制造飞机的故事。这些人和我开头遇到的民间哲学家、阿乙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一样，都是来自农村或小城镇。
阿乙的小说看似灰得发黑，但过程却是动人的。希望埋在过程中。即使那过程不恰当、愚蠢到顶，比如《情人节爆炸案》，小人物们毕竟没有被命运彻底打垮、连反抗的想法都死去。
热爱生活与麻木过活构成了日子的两面，多数人在两面来回穿梭，痛苦与迷惑不是唯一的行李。阿乙是那个小站行李寄存处的管理员，他将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挂好标签，等你回来取时，也有可能取回了别人的故事。阿乙管这叫“鸟”，而我们习惯叫它“命运”。
最后说一下阿乙的不足，当然是“窃以为”。《先知》的开头充满小说悬念，但它最不像小说了，而且整体流于平庸，看不到高潮，说它没有情节也可。从头到尾是一个人急于表白而最后变成无人喝彩的喃喃自语。
《火星》和《隐士》交代得略显匆忙，缺少必要的缓冲，以至于精彩部分刚刚露头就结束了。《巴赫》其实是一部很好的写出走的小说，阿乙完全可以将第18章到第23章删掉，或者语意模糊地写一章，叫读者去猜巴礼柯的出走原因或者干脆不写。
它与《情人节爆炸案》最后的揭秘不同，后者的谜底是此小说的地基，而一个中年人的出走，需要很多原因，也可以没有原因，仅仅是厌倦了固有的生活。他的出走，是每个中国中年男人不敢尝试的梦想。
……
选摘 | 《悦读者：乐在书中的人生》
作者 | 祝新宇
出版 |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