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玩味其言，宋朝虽已远去，却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遗产不胜枚举，但事关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面。
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
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立国以后，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中央禁军分为马军司、步军司与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牵制，改变过去由一将独领的做法，三衙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
与此同时，另设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发兵权，而无统兵权。每有征战，皇帝亲自命将，所命主将未必都是三衙之帅。
宋朝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京师禁军都比地方禁军雄厚精良，旨在拱卫京师，弱化地方，此即强干弱枝。
在禁军布防上，则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军足以对付外地一处的禁军，合外地禁军也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军，不至于酿成外患内乱，此即内外相制。
这些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措施，有效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彻底终结了晚唐五代以来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
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
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
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官都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构成整个中枢核心权力圈，以集体领导制约宰相擅断。
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宋朝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
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故统称“监司”。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
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也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再说统治思想。
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是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宋代统治思想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
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也使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
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权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说精神文化方面。
宋朝的精神文化遗产，大众往往瞩目：
文学艺术上，有时代性品牌的宋词、话本与南戏所象征的市民文艺，《清明上河图》与文人画，苏、黄、米、蔡的尚意书法，以宋瓷为极致的工艺美术；
科学技术上，有对世界文明产生划时代影响的三大发明，沈括及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梦溪笔谈》，水运仪象台代表的天文学，腧穴针灸铜人与《洗冤录》标志的传统医学。
但最宜后人究心的，应该是在构成宋朝精神文化上具有决定力的价值观念。
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动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或新格局在政治、经济、阶级、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领域接踵而至，仅凭旧儒学已难以敷用，亟需一种应对变局、解释现状、维护统治的新儒学。
经两宋数代思想家“断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迭出，成为先秦诸子学以后一座新高峰。
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重视思辨，强调义理，推崇理性，讲究致用，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与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已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也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
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化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业已深入下层民众，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无疑是兼容精神形成的必要前提。
首先，兼容精神表现在宋学形成过程中。各派尽管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在理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创立者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或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毋宁说宋学本身就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宁馨儿。
其次，兼容精神也体现在宋代三教关系上。两宋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君主明确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故而儒、佛、道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自构体系；佛门也融合儒道，将忠孝节义引入佛教戒律；道教养生思想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在日常士民生活中，儒、佛、道也并行不悖，共处杂陈。
再次，兼容精神还淋漓尽致地反映在雅俗文化互融共存上。传统诗文与长短句、小说、话本、戏曲各擅胜场，画院画、文人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两水并流，无不是兼容精神的有力表征。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经世理念。宋代文化以新儒学为价值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挽，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从二程到朱熹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浙东事功学派更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这种经世理念驱使士大夫精英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与神圣的使命感，期待在匡世济民中建功立业，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其四，名节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
士大夫遂秉持淑世情怀锻铸理想人格，名节操守敦促优秀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惕惕乾乾，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这种气节操守，既有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也有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更有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
以上诸层内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现。第一层在“侃然守正，无所承望”的刚直官员那里颇有亮点，也涌现了相当数量“职有言责，计无家为”的台谏官。第二层与第三层，由于民族战争绵延不绝，大义名分也成为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的鼓吹下，民族气节在宋代，尤其南宋大为凸显，“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上至将相下至士民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而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文天祥死节等事迹，也在南宋以后奉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的影响，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世，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势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宋学明显转向内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
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照单全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
选摘 | 《从陈桥到厓山》
作者 | 虞云国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