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百年纪念之四｜葛兰西与俄国革命
——青年安东尼奥·葛兰西如何看待俄国革命？
作者：阿瓦罗·比安奇、丹尼拉·穆西
导言
著名左派理论家，意共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937年离世。80年过去了，世界左翼运动也几经沉浮。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瓦罗·比安奇（Alvaro Bianchi）与圣保罗大学的丹尼拉·穆西（Daniela Mussi）值此机会在美国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上撰文回溯了在1917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意大利政治危机交汇的紧急时刻，葛兰西在社会活动、革命宣传、理论反思等方面做出的卓绝努力。即便葛兰西最终并没有见证革命的果实，也在监狱中捱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但葛兰西始终坚信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的历史始终活在葛兰西心中。
80年前，在法兰西监狱中度过人生的最后十年后，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937年4月27日溘然长逝。葛兰西因其在狱中的理论作品为世人所知，而他的政治创作则始于一战期间，当时他还是都灵大学一名年轻的语言学学生。即便在那时，他通过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的文章不仅挑战了战争本身，也挑战了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文化。
1917年伊始，葛兰西在一份都灵地方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的哭号》（Il Grido del Popolo）中担任记者，并与《前进！》（Avanti!）的皮德蒙特版合作。在俄国二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有关消息在意大利仍然少得可怜。他们大都仅再版来自伦敦与巴黎通讯社的文章。在《前进！》上，一些俄国的新闻报导常见诸署名为“少年”（Junior）的文章中，该名称为一名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瓦西里耶· 瓦西列维奇·苏肖姆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的笔名。
为向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提供可靠信息，意大利社会党（PSI）的领导层给在海牙的代理欧蒂诺·莫加里（Oddino Morgari）发了封电报，请他到彼得格勒与革命者取得联系。莫加里未能成行，于7月返回意大利。4月20日，《前进！》发表了葛兰西关于这位议员赴俄之意图的评论，并称他为“红色大使”。他对俄国事件的热情可见一斑。这时，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工人阶层面对战争的潜在力量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有直接联系。他想，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整个国际关系都会出现根本改变。
世界大战正处于最为焦灼的时刻，军事动员深刻影响着意大利人民。安杰罗·塔斯卡(Angelo Tasca)、翁贝托·特拉齐尼（Umberto Terracini）、帕尔米罗·托格里亚提（Palmiro Togliatti），葛兰西的朋友与同志们被召集到前线——葛兰西则因他的健康状况免于征召。新闻便成了葛兰西的“前线”。在有关莫加里的文章中，葛兰西富于赞赏地引用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声明，该文发表于意大利《晚间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号召欧洲各政府停止他们的军事进攻，仅针对德国的攻势进行防御。这是一种“革命防守主义”的立场，4月得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多数通过。几年后，《前进！》再版了这次会议的决议，翻译由“少年”完成。
但随着新消息的到来，葛兰西开始对俄国事件进行自己的解读。在1917年4月底，他在《人民的哭号》上发表一篇题为“简评俄国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和大多同时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分析俄国事件是一场新的法国大革命——葛兰西将俄国事件评价为“无产阶级行动”，它将会导向社会主义。
对葛兰西来说，俄国革命与仅仅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样板有很大不同。在解读彼得格勒的事件时，葛兰西为将来展现了一个政治规划。为继续这场运动，向工人革命迈进，俄国社会主义者一定得与雅各宾的样板决裂——后者在此与一连串的暴力使用与低劣的文化活动等同起来。
在1917年接下来几个月，葛兰西快速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这一立场也表明他与意大利社会党中更为激进且反战一派站在同一阵线。在7月28日的文章《俄国最高纲领派》（I massimalisti russi）， 葛兰西宣告了他对列宁与他所说的最高纲领主义政治的绝对支持。在他眼中，这代表着“革命的延续、革命的节奏，因而也代表着革命本身”。最高纲领派就是“社会主义的限制性思想”的体现，对于过去没有任何负担。
葛兰西坚持，革命不能被侵扰，它应该扬弃资产阶级的世界。对于这位《人民的哭号》的记者而言，所有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最大的风险是那种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到达终点的观念的成长。最高纲领派是一股反对侵扰的力量，也因此是“革命进程最后一个逻辑连结”。在葛兰西的推理中，革命进程环环相扣，在最强大坚定的人们对那最弱小困惑部分的推动中得以促进。
8月5日，一个代表各苏维埃的俄国代表团到达都灵，其中包括约瑟夫·戈登贝格（Josif Goldemberg）和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Aleksandr Smirnov）。意大利政府已批准了此次来访。他们有着军事企图，希望俄国新政府能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战争。与俄国代表会面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对依旧盛行于俄国苏维埃的观念表示困惑。8月11日，《人民的哭号》的编辑质疑道：
“听闻俄国苏维埃代表为革命名义下继续战争声辩时，我们却热切地问道，这岂不意味着接受甚至是希求战争以继续维护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进步吗？”
尽管如此，代表团的到访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契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抓住了这个机会。参访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米兰之后，代表团返回都灵。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四万人以战争开始后头一次公共游行夹道迎庆俄国革命。在人民之家的露台上，当时党内最高纲领派的领袖、坚定的反战人士加钦托·美诺蒂·瑟拉提（Giacinto Menotti Serrati），翻译戈登贝格的演讲。代表在一旁演说，瑟拉提则在一边说道俄国人希望战争立刻结束，并高呼“意大利革命万岁”结束了这场“翻译”，群众高声回应“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
葛兰西在《人民的哭号》上热情地报导了这场与俄国革命代表的角力。在他看来，这场游行传布了一个真正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力量与革命俄国紧密团结的景象”。几天后，这一景象又在都灵的街头重现。
8月22日清晨，因为战争引起的长期供应危机，都灵断绝了面包供应。中午，城市各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下午五时，几乎所有工厂都停工了，人群开始在城市中行进，抢劫面包店与仓库。无人煽动却自发形成的暴动席卷都灵。面包供应的恢复并未使运动停止，而运动却迅速呈现出政治色彩。
第二天下午，城市力量已经转交给军队，军队控制了都灵中心。抢劫活动与路障建设在城市外围仍在继续。在社会主义者的据点博尔格圣保罗（Borgo San Paolo），抗议人群洗劫并纵火烧毁了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教堂。警察向人群开火。冲突在8月24日不断加剧。早晨，示威者试图挺近市中心，但并未成功。数小时后，他们正面遭遇军队的机枪与装甲车。最终，连串的破坏行动造成24人死亡，1500多人被送进监狱。罢工在25日早晨仍在继续，但路障已经撤除。40名社会主义领导人遭逮捕,这场自发的暴乱也随之结束。
《人民的哭号》这几天没有发行。该报将于9月1日恢复活动，葛兰西接替被逮捕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玛丽亚·朱迪切（Maria Giudice）主持工作。国家审查机关不允许发表任何提及暴动的消息。葛兰西当时抓住时机简短地提到列宁：“克伦斯基代表着历史的宿命，当然，列宁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前景，我们带着所有的热情与他站在一起。”这是在影射俄国的七月事件与随后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这迫使列宁赴芬兰避难。
数日后，在9月15日，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带领军队向彼得格勒行进以恢复秩序反对革命，葛兰西再次提及那场“良心中泛起的革命”。在9月29日，列宁又被定义为“良心的鼓动者，沉睡灵魂的警钟”。在意大利能获得的信息仍然不够可靠，并经过《前进！》的“少年”的筛选。此时，葛兰西仍将社会主义革命者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视为“一个有着具体行动计划的人，该计划是彻底社会主义的，不合作的，且不能被资产阶级接受的，因为他推翻了私有财产的原则，因为他终于开启了社会革命”。
同时，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仍在继续。11月12日意大利军队于卡波雷托战役中失利后，菲利普·图拉蒂（Filippo Turati）与克劳迪亚·特勒维斯（Claudio Treves）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议会改良派，公开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并号召保卫“祖国”，脱离了早年的“中立主义”。在《社会批判》(Critica Sociale)，图拉蒂与特勒维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声言无产阶级需要在危机时刻保卫国家。
另一方面，党内不妥协的革命派，也组织起来面对新情势。11月，该派的领导人在佛罗伦萨秘密会面，以讨论“我们党未来的定向”。葛兰西已经开始担任该党在都灵分部的重要角色，并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与诸如阿玛迪欧·波蒂加（Amadeo Bordiga）等主张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成员达成一致，而瑟拉提与其他人则主张维持旧有的中立策略。会议以重新确认革命的国际主义与反战原则结束，但没有产生切实的指导纲领。
葛兰西用俄国革命来解读都灵的八月事件，一从会议上返回，他就确信这一时刻需要行动。在乐观情绪的笼罩下，在布尔什维克夺权事件的回响中，他于12月撰文《反对<资本论>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其中他宣告：“布尔什维克革命绝对是俄国人民普遍革命的延续。”
列宁的党派在阻止革命停滞后，以建立“专政”的立场掌权，并详述了“为和谐地推进革命发展，革命必须最终与之一致的社会主义形式”。1917年葛兰西对俄国革命者内部政治上的区别没有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其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核心在于一个总体的假定，认为这会是一个持续的运动，“不带有暴力的碰撞”。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借助其内在的、不可阻挡的文化力量，“更多地立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因此革命不能“在马克思[文本]字面”得到释读。葛兰西继续道，在俄国，《资本论》是“资产阶级而非工人的书”。葛兰西是在意指《1867年序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发展更充分的民族国家向那些欠发达的国家展现了发展不可逾越的“自然阶段”。
在这一文本的基础上，孟什维克已经建构了一套对俄国社会发展的解释，确证在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之前，培育资产阶级并建设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需要。但如葛兰西所言，列宁领导下的革命分子，严格意义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即，虽然他们没有拒斥马克思的“内在思路”，但他们将“坚决抛弃《资本论》的某些说法”，并拒绝视其为“充满教义和不容置疑的陈述的学说”。
按照葛兰西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正常发展情况下是正确的，其中“群众集体意志”通过“连串的阶级经历”得到建立。不过，战争已经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加快了这一进程，而且在三年间俄国工人已经深刻地经受了这些影响：“高昂的生活成本，饥馑与其带来的死亡会触及所有人，一次性扑杀成千上万的人。[针对此]大众的意志联合起来，先是机械地，第一次革命后则是精神性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大众的集体意志。它已经让俄国工人以一种例外的状况瞬间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个历史。工人认识到他们祖先从“奴役的枷锁”中解放自身的努力，并迅速发展出了“新的意识”，成为“未来世界的当下见证”。而且，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于英国等国家充分发展之时获致这种意识，俄国无产阶级便能迅速达到经济上的成熟状态，这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
即便在1917年葛兰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仍然知之甚少，这位《人民的哭号》的年轻编辑已经自然地走向托洛茨基继续革命的方案。葛兰西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身上看到了对连续着的革命的更新计划。他希望这场革命在意大利也能成真。
葛兰西《狱中札记》书影
二十年后，葛兰西以一名法西斯监狱中的意大利囚犯的身份死去。这一回溯也许可以令我们相信，悲剧的命运会让葛兰西怀疑他在10月看到的巨大希望。甚至是，他的《狱中札记》将会是找寻“新出路”，找寻更为温和妥协的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的一次练习。
但这样的投降并没有出现。在狱中的作品里，葛兰西提供了一个政治理论，其中强力与共识并未分离，国家被视作各种力量交错进程的结果，这些进程几乎不会为庶民（subaltern groups）创造有利条件。他写到武装起生活方方面面的斗争的需要，也写了霸权适应（hegemonic accommodation）与政治“进化论”（transformism）的风险。他对大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几乎总是有害的——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完整的世界观——实践（práxis）哲学的重要性进行了特别的思考。
所以，狱中岁月没有什么能够表明葛兰西本会弃绝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纲领性与历史性参照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在葛兰西的心智中仍然活着，直至他于1937年4月离世。
翻译文章：
Alvaro Bianchi, Daniela Mussi, Gramsc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acobin, Apr., 2017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4/gramsci-russian-revolution-lenin-trotsky-soviets
（朱华辉翻译）
文字：朱华辉
责任编辑：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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