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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说：“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忘记了我们有5亿坚强不屈的的人民。”毛泽东摆摆手说：“我一个人的本领也是限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9月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　　 9月5日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接着，毛泽东还分析美军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3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3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在讲话里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当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出兵支援朝鲜，打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霸权强国。但是，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　　当时，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10月1日，美军、南朝鲜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大举进攻越过“三八线”，妄图吞并全朝鲜，形势十分危机。　　就在这个关键的危机时刻，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想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金日成日夜兼程地前往苏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出兵支援朝鲜。斯大林则示意金日成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商量。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由此而产生了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战争动员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短短的8个字，把中国人的心绪调整过来了，调动起来了！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英勇抗击美军入侵。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联合国军”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为了配合前线，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毛泽东首先向各位委员通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战场后，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情况。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经过一年的英勇战斗，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经将不可一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并迫使美军开始了停战谈判。　　接着，毛泽东说：虽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国内军事人员已较1950年规定数增加了50%，这在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加速现代化兵种的组成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财政的供应和人力的消耗上，却成为很大的负担。就财政支出而言，1950年的国防费是28.01亿元，1951年的国防费用预计比上一年超出了40%多，高出20%多的经济建设比重，以致当时的许多工作面临严重的危机。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高声调说：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战场上没有捡到便宜，就想在经济禁运上做文章，妄图在战略物质上卡住我们的脖子，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忘记了我们有5亿坚强不屈的的人民，忘记了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重重危机中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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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我军轻取孝丰后，粟裕到野战医院看望伤员。一个伤员扑通一声跪下说：“报告长官，今天的事，我全看在眼里了，我穿这二尺半（军装）十年了，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长官，我这辈子跟定长官你了。”
1945年2月10日，一纵突然主动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沿途狠狠打击日伪，横扫安吉、梅溪等地日伪据点，占领了杭州以北的递铺、三桥埠一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地区。配合一纵行动的三纵七支队也进至广德以南柏垫以东地区。国民党军的苏浙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陶广他认为新四军“企图进入莫干山建立根据地后，可能进入杭嘉湖与海北地区，准备尔后协同盟军登陆作战，以争取国际信誉”。即令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二师“迅速将该匪歼灭，勿使坐大”。同时令忠义救国军、浙保二团、挺进纵队协力围堵歼灭新四军。第二十八军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浙江的骨干力量，六十二师又是绝对主力，装备整齐，弹药充足，训练有素；配合作战的忠义救国军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武装，武器精良，机动灵活，善于山地作战，被誉为“孙悟空军”。故六十二师师长受命时说：“消灭新四军，两天解决，绰绰有余。” 事与愿违，其疯狂进攻首先受到我七支队的顽强抵抗，而三纵队的另两个支队，立即从两侧压向顽军，粟裕又急令一纵队迅速越过天目山切断顽军退路。顽军在景和里、南丁岭与我三纵队激战，自16日上午打到傍晚，已逐渐不支。此时又得悉我一纵队已回师西进，切断其退路，故全线败退，落荒而逃，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顽军残部向天目山、宁国窜去。次日，我军轻取孝丰。此役歼敌1700余名，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2挺，步枪600余支。当时孝丰地区，灾荒连年。一般部队的粮食已不足十天，有的已经断炊，只能靠野菜充饥。全军上下紧急动员，筹集粮食，节约粮食！为不影响军民关系和内外团结，部队停止操练，喝一点稀饭，睡在铺位上听指导员讲故事。粮食分配由叶飞副司令负责，年龄最长的刘先胜参谋长也亲自种菜，亲自运粮。每次大战毕，粟裕都要去野战医院看望伤员，此次也不例外，大战刚刚告一段落，他便跃马扬鞭，风尘仆仆赶到孝丰城北20里的军区野战医院，看望伤病员。他对伤病员说；“同志们杀敌立功、负伤住院，却吃不饱肚子，只得提前睡觉，这是因为孝丰是个贫穷的山区小县，不产粮食，加上日、伪、顽疯狂掠夺，人民十分贫困。我们现在吃的粮食，是根据地人民从嘴边省下来，并千里迢迢送来的。你们为减轻人民负担，宁可饿肚子提前睡觉，这种精神很好，我很高兴。” 看罢伤员，一天未进食的粟裕与医务人员共进晚餐。个别伤员，特别是刚起义的和俘虏兵伤员，想看看在院长陪同下的粟司令吃些什么。食堂里，粟裕和院长吃的和伤员一样的野菜糊糊，只不过比伤员吃的更稀、粮食更少罢了。只见粟裕端起一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抹抹嘴说：“嗯，不错！” 呼啦一下，不少伤员冲进了食堂，一个个都很激动。“粟司令，你……”“粟司令，你可要多保重啊！” 粟裕全明白了，他笑着说；“我们都是人民子弟兵，都应该尽可能地减轻人民负担嘛！” 只见一个伤员扑通一声跪下说：“报告长官，今天的事，我全看在眼里了，我穿这二尺半（军装）十年了，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长官，我这辈子跟定长官你了。” “欢迎你参加新四军。”原来他是个俘虏。粟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2月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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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杨家横之战打响，班长孙维贵带着几个战士趴在房上发现不少鬼子手里捧着“小铜佛”，嘴里在喃喃地好像念什么咒语，似乎是求“天皇保佑”......
1940年初夏，日军对鲁中地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扫荡”，企图把鲁中根据地一举吃掉。根据地自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鲁中地区的杨家横之战打响了。战斗打的非常激烈，当时，每个院子，每间房子和每一个隐蔽物，都要经过反复地争夺。战斗打到最激烈时候，我军就开始与鬼子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刺刀捅，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甚至脱掉褂子抡起大刀猛劈鬼子。最后，我军终于将鬼子压在几个院子里。这个时候，我军展开了政治攻势，一起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 　　可是，我军的政治攻势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因为日本鬼子听不懂，喊了大半天，他们也不知我军喊什么，就更加恐慌，乱成一团。　　当时，第二团第二营五连七班班长孙维贵，带着几个战士趴在房上喊，虽不见起什么作用，却发现不少鬼子手里捧着“小铜佛”，嘴里在喃喃地好像念什么咒语，似乎是求“天皇保佑”。　　对这些不投降的敌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歼灭。孙维贵对战士们说：“听到院子里哪个地方有念咒的声音，就向哪个地方投弹！” 　　随着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院子里就再也没有念咒的了。个别自作聪明的鬼子见从天上落下手榴弹，就赶快躲到屋子里逃命。这时，孙维贵带领战士，从房子上跳到院子里与鬼子展开逐间房屋地争夺。　　那个时候，鲁中山区的房子多数没有后窗，屋子也没有用白灰刷墙，屋子里光线特别暗，孙维贵等人从光线刺眼的房顶瞬间扑到昏暗的屋子里，眼睛难以适应。　　只听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拉枪栓的声音，孙维贵立即将身子向下一蹲、一扭头时枪就响了。顿时，孙维贵只觉得头皮一热，心里感到不妙。　　顺着枪响的地方一看，孙维贵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只见一个小鬼子为了逃命，竟然钻到一个老乡的粮囤里了，并被卡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才放了一枪，自然没打准。　　尽管如此，孙维贵的头还是被敌人的枪打伤了。一枪得手后，那个敌人又调整角度，拉枪栓向孙维贵射击。本来孙维贵是想抓住这个俘虏的，但面对着这个死硬的东西，孙维贵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顺手给了一枪，结束了这个敌人的生命。　　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战斗已打到了下午。战士们从凌晨开始就一口饭也没吃，一口水也没喝，有的弹药早已打光了，但战士们发誓：“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彻底消灭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就在这时，孙维贵等人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一阵阵“嗡嗡”声，大家抬头一看，有一架敌机在杨家横村的上空瞎转悠。但不久，这架飞机就朝西北方向飞去了。　　第二团团长吴瑞林告诉大家，敌机是来侦察的，随后敌人就会派出增援部队来为杨家横解围，所以我军要快打！争取鬼子到来以前结束战斗。　　被我包围的敌人看到飞机后也活跃了起来，他们重新组织反扑。　　就在这时，廖容标司令员发出了“组织所有力量、强攻被围之敌！”的命令，并带着警卫班前来亲自参战。见到司令员亲临战场，我军也受到了极大鼓舞！　　正当廖容标亲自组织对敌人进行围歼的时候，侦察员领着一位老大娘前来报告“十万火急”的情况：“敌增援杨家横的先头部队已到常庄！兵力近1500人。” 　　情况十分紧急。廖容标立即命令担负打援任务的军分区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奋力狙击敌人。同时，又命第二团除留第一营监视敌人外，另两个营撤出战斗，在庄外隐蔽，待机打击撤退之敌。　　黄昏时分，敌增援部队与杨家横残敌会合后，随即撤出战场。　　按照廖容标的命令，我第二营奉命撤到村外准备伏击敌人。当撤到村外时，第二营才发现村后的一座小山已被增援和负责断后的鬼子占领，还在山上的梯田里抠出了简单的工事，惊慌失措的鬼子已无心恋战，更不敢打夜战、近战。　　这一晚月亮很圆，第二营隐蔽在山下的阴影里，敌人从上往下观察很难发现我军。但敌人的一举一动我军透空观察却看得清清楚楚。　　等看好以后，我军就扔手榴弹，炸的敌人们“哇哇”乱叫。在这个小山上，敌人又留下了几十具尸体，慌乱败走。他们一边逃跑一边还击，我军紧跟其后，穷追猛打。　　就这样，这次以杨家横为中心的围歼战，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杨家横战斗”，史称“第一次杨家横战斗”。这一仗，我军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10挺、掷弹筒8具、步枪100余支，残敌逃回博山。日本鬼子的残兵败将撤回博山后，我地下情报站随即传出消息：“鬼子败回博山时抬着100多个伤兵；第二天上午，鬼子队长剖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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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一阵红，眼睛慌乱地四下看，当她的眼光回到受伤战士那干裂的嘴唇上时，她毅然地解开衣襟，乳汁一滴一滴地滴进徐同志的口里......
1941年冬季，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扫荡中，住在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被日军包围。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司令部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未能全部撤离。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打响了。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附近的村民李开田和村子里的几个民兵把我军几名伤员送到北大山医院。　　李开田刚刚从医院回到家后，就见一个30岁上下的八路军战士躺在自家床上，他正有些纳闷，这时，妻子德英忙揭开被子，指着受伤战士的手臂和肩膀让李开田看，然后指了指他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衣服，意思是说：“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 　　这位八路军伤员姓徐，是个炊事员。这天上午，他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跑到了马牧池村的王家河沿上。敌人发现了他，向他打枪。他机灵地钻进了李开田家门前的林地，敌人紧追上来。　　那片林地很大，光坟墓就有几百座，苍老的柏树一棵挨着一棵，荒草有一人多高。徐同志在坟墓、石碑、树木间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被敌人打伤了。他忍着伤痛，朝北跑出了林地。这个时候，德英正抱着那不足一岁的儿子，坐在房子门口的石台子晒太阳，看见受伤的战士气喘吁吁地奔过来，她便迎了上去。　　徐同志急急地喊了声“大嫂”。德英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徐同志见她是个哑巴，焦急地用手朝林地指了指。德英一下子明白了：后边有敌人追赶。于是，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徐同志的胳膊，把他拉进房子里。徐同志看到房子又窄又小，藏人很困难，怕连累了德英家，转身想走。德英急了，一把将他按倒在床上，用一条被子，从头到脚把他盖得严严实实，自己装出没事的样子，抱着孩子坐在门口石台子上。　　过了一会，两个鬼子追了过来，朝房子里望了望，没有发现什么。当他们弄清楚德英是个哑巴后，便打手势问她看见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没有。德英毫不犹豫地朝西山指了指，两个鬼子信以为真，拔腿朝西山追去。　　看着两个鬼子走远了，德英返身进房子急忙掀开被子一看，吓了一跳，徐同志由于没有包扎伤口，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　　水，此刻急需救命的水。可是，水缸里的水用光了，怎么办？德英急得团团转。“哇”的一声，不满周岁的孩子啼哭起来，这一声哭提醒了德英：孩子要奶水吃，这奶水不是可以。一想到这里，她的脸一阵红，眼睛慌乱地四下看，当她的眼光回到受伤战士那干裂的嘴唇上时，她毅然地解开衣襟，乳汁一滴一滴地滴进徐同志的口里。　　就这样，徐同志慢慢地苏醒过来。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李开田非常感动。　　当然，徐同志的危险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战斗刚结束时，有鬼子随时可能会打这里路过。李开田和德英担心徐同志被敌人发觉，就商议着把他转移到林地一座空坟里。徐同志也同意了。　　那个时候，冬天的野外十分寒冷。德英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安稳，心里一直挂念着空坟里挨冻的徐同志。德英和李开田比划着，叫李开田把家里唯一的一条破棉被给徐同志送去。可徐同志执意不要。　　到了半夜，德英又穿上衣服，把徐同志从空坟里扶回家来她让李开田和徐同志睡在床上，她坐在床边。实在困极了，她就趴在床沿上睡一会，还不时地到外边听听动静。从那以后的几天里，德英白天就让徐同志到那座空坟里躲藏，夜里就扶他回到房子里睡觉。　　那时候，德英家才搬到林地不久，又添了孩子，家里缺吃少穿，日子过得很紧巴巴的，但德英知道伤员需要补养，就把家里的两只母鸡杀掉，做鸡汤给徐同志吃。后来，德英看看自己家里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就跑到村里要些高粱、玉米面回家熬粥给徐同志喝。　　半个月过去了，在德英的精心照料下，徐同志的伤口基本愈合。又过了几天，徐同志要返回部队了。他深情地抱着孩子向德英和李开田表示感谢，德英笑着摇摇手。临别时，徐同志依依不舍，泪水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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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当有外国记者问及陈毅“中国好战”时，陈毅大义凛然地说：“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并怒言，“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
1965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局势中的许多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有外国记者问及陈毅“中国好战”和陈毅本人是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好战分子”时，陈毅拍了麦克风，大义凛然地说：“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并怒言，“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 陈毅不用讲稿的讲话，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敌人挑起战争威胁的民族志气，同时也充分表明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为保卫祖国而积极备战的决心和士气；而对于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好战分子，则起到了不小的威慑和实际的震慑作用……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陈毅答记者问的录音后，竟高兴地夸赞说：“讲得好呢！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一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电话给陈老总，明天请他来我这里见一见。” 次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时，再次称赞陈毅说：“我们有一位不大好惹的外交部长。”并说，“他可是我们军队中一位了不起的元帅呦！” 接见结束后，工作人员提醒毛泽东说：“主席不是说要见陈老总吗？打电话叫他来一下？” “回去！”毛泽东挥挥手说，“说在游泳池见，就在游泳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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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说：“这样的话，我就再上山去打游击；如果你们一定要捏着全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用了。”
1950年6月25日，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悍然侵入朝鲜半岛，朝鲜战争由此爆发。 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进入7月，朝鲜战场的局势逐渐紧张、恶化。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密切关注和商讨如何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行径和朝鲜半岛时局的每一个变化……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就朝鲜局势发表讲话：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派军队到朝鲜，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10月6日，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抗美援朝…… 1958年7月初，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中国人民发出战争叫嚣。 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悍然出兵干预黎巴嫩的内部事务。两天后，国际局势再起波澜：英国出兵约旦，并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集结军队配合美国对黎巴嫩的武装侵略。同一天，北京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面对如此时局，毛泽东胸中酝酿着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在坚持外交斗争的同时，也要展开必要的强有力的军事斗争，决定对美国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和蒋介石趁机发出的“反攻大陆”的战争叫嚣还以颜色，调集军队、组织数百门远程重炮猛烈轰击金门、马祖！ 7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按照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电话指示，进中南海拜会毛泽东，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了苏联的意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因为事关中国主权，被毛泽东断然拒绝。毛泽东很严肃地对尤金讲：“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听毛泽东这样讲，令尤金大为吃惊…… 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率团访问中国。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就明确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说：“中国搞舰队我们是支持的，但你们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料，所以我们才建议搞联合舰队嘛！” 毛泽东习惯性地扳着自己的手指头反驳赫鲁晓夫：“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第一次会见，没有任何结果。第二次会见时，赫鲁晓夫解释两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事，毛泽东依然坚持原则立场，拒绝共建舰队和交换使用两国港口、码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赫鲁晓夫仍蛮横地坚持这一要求，毛泽东只得对他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线全拿去好了！”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就再上山去打游击；如果你们一定要捏着全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用了。”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我不这样看问题！” 会谈不欢而散。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感觉到：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凡是事关大局，毛泽东是从来不让步的；同时人们还感觉到，毛泽东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不同于常人的坚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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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请朱德和康克清夫妇到家里来一起吃顿便饭。吃饭时，朱德连声夸奖菜做得好，毛泽东叫来黄成玉，问他：“今日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伙食没有超过标准么？”
1940年2月中旬正值春节期间，毛泽东请朱德和康克清夫妇到家里来一起吃顿便饭。这时给毛泽东做饭的炊事员叫黄成玉，他总想给毛泽东做些好一点的饭菜吃，可延安的条件差，再加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伙食都是有标准的；一天两顿饭，每顿只两个菜，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还有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肉。每逢周末，毛泽东总要亲自检查他的伙食账，严格要求黄成玉掌握好标准，不准超过。今天朱德和康克清来家吃饭，总要搞些好菜吃吧！可因毛泽东的伙食标准所限，黄成玉想来想去，也只是去买了比较便宜的猪蹄回来，用小火炖了做给大家吃。吃饭时，朱德连声夸奖菜做得好，毛泽东叫来黄成玉，问他：“今日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伙食没有超过标准么？” 黄成玉汇报了实际情况，毛泽东连连点头：“这就好！”并说，“我毛泽东是要带头遵守规定、执行标准的！” 朱德表扬黄成玉说：“你能想办法把菜做得这样好，说明你是动了脑子的，很好啊！咱们的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统一规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主席这样要求你是对的。” 这时毛泽东对康克清说：“今日请你们来，本来是要吃顿便饭的，好在大家都过惯了艰苦生活；现在我们的生活正处在困难时期，伙食标准是低了些，但总比在井冈山、比长征路上强么！” 康克清笑了说：“我是走过三次草地的人，吃什么也不在乎，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并说，“今天这顿饭不但吃得很好，还让我受了教育……” 毛泽东问：“哪个教育你了？” 康克清说：“主席严律己、宽待人的作风，对我就是个很好的教育。” “过奖了！”毛泽东笑道，“总司令也是这样的啊！” 1940年11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得到延安群众批评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人违反了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扬言要找毛泽东“告御状”的消息，很吃惊，立即召集了留守兵团的十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情况；留守兵团的一些人想不通，埋怨地方党组织对群众教育不够，也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实际情况。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热情地招呼留守兵团的人坐下来，并拿出“单刀”牌香烟招待大家。当人们都坐下以后，毛泽东也坐下来说：“大家心里有怨气，可以面对面地谈么！一吐为快，不要憋在心里，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吧！” 大家见毛泽东对他们很热情，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了不少意见，最后还有人说：“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们谈；可他们一不找，二不谈，动不动就说要找毛主席去，真让人接受不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意味深长地说：“老百姓有意见，要来找我，我看这是天大的好事！” 在座的人都被毛泽东说愣了，毛泽东吸着烟，以深沉的语气对大家说：“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辱，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们敢向我们提意见，敢批评军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你们想想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批评军队的？哪有民管军这样的好事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已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老百姓敢直接找军队的顶头上司，说明老百姓是信任我们的啊！”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大家的心里立刻亮堂起来，纷纷沉痛地说：“我们思想上有不健康的东西，对部队教育不够，怪不得老百姓……” 毛泽东高兴了，招呼大家吸烟，并说：“严律己，宽待人，应该是我们的作风。”又说，“我看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我们的军队有广大群众当老师，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大家被毛泽东说得心悦诚服，纷纷表示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管理部队、宽待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毛泽东很高兴，大手一挥说：“好么！你们今日的态度很好，我看留守兵团大有希望！边区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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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战时期，延安还没有一辆小汽车可供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乘坐，无论哪位领导或首长要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者步行。
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尊敬和爱戴，捐献给延安两辆小汽车。警卫战士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下毛主席再外出开会或作报告，就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也想分配给毛泽东一辆小汽车。毛泽东从叶子龙icon的口中知道了中央办公厅的意见，提出了他自己的“分配方案”：“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上了年纪的老同志。” 虽然大家都希望分配给毛泽东一辆小汽车，但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两辆小汽车还是分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一辆，毛泽东自己依然坚持骑马或走路。一天，毛泽东由凤凰山骑马去枣园开会，返回途中毛泽东骑乘的黄骠马受到意外惊吓，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致使左手受伤，手腕明显地肿胀起来；朱德和“五老”知道情况后，都要把小汽车让给毛泽东，甚至把车开到了毛泽东的面前，却都被他“赶”了回去。几天后，毛泽东要到大砭口中央礼堂去作报告，警卫员阎长林背着毛泽东向中央办公厅要了汽车，理由是“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骑马都不方便，还是坐汽车去一趟吧！” 毛泽东知道后，嗔怪阎长林说：“谁让你去要小汽车了？我不需要嘛！”并说，“胳膊伤了，不耽误两条腿走路么！马骑不得，走路还是可以的！” 说罢，毛泽东迈开大步就走，开来的小汽车只得又开了回去。这件事深深教育了阎长林，他想：毛主席对自己的要求真严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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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毛泽东被排挤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部队，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你们凭什么少给东西？毛主席虽然不在军队了，但他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呢！”
1932年10月以后，毛泽东被排挤出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部队，但仍保留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一次，物质供应部的个别人有意不按标准发给毛泽东所配给的物品，气得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同他们大吵了起来：“你们凭什么少给东西？毛主席虽然不在军队了，但他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呢！” 总务处的人被骂火了：“我还就是少给了，有本事你到中央告我去！” 贺子珍得知此事，急忙跑去制止了陈昌奉，并反复叮嘱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毛委员知道，他的心情本来就不好，不能再给他添痛苦了……” 但事情还是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耐心对陈昌奉说：“你跟我两年多了，还不了解我的脾气么？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困难只是暂时的，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陈昌奉依旧气不忿儿地说：“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帮人狗眼看人低！” 毛泽东笑了：“我想他们也有难处，总归是物资匮乏，我们少一点，别人可以多得一点……”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陈昌奉想不通，“按规定我们该得的，又不是强要他们的！” 毛泽东再次开导说：“严律己，宽待人，总归于人于己都要好些。”并说，“不要再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我们应当看大事……” 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骑乘的一匹白马明显地消瘦下来，毛泽东便不再骑马，而是让马驮东西。负责给毛泽东喂养马匹的侯登科看在眼里，难过在心中。他想，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大好，现如今部队行军这样艰难，他不骑马是自己的责任；侯登科这样想了，几次劝说毛泽东骑马，马驮的东西由他和另几名随行的红军战士分担。毛泽东不同意，“批评”说：“不要再争了，还是让马驮东西吧！” 侯登科难过地自责说：“都怨我，没把马喂好……” 毛泽东安慰说：“怎么能怨你呢？是我们没条件么！”并鼓励说，“将来有条件了，你也会有马骑的……” 侯登科被说笑了：“我可不骑马，还是走路好……” 毛泽东也笑了：“既然走路好，那我们就一起走么，让马驮东西！” 听毛泽东这样说，走在毛泽东身边的几名红军战士都笑了，走起路来也感觉轻松了许多…… 红军穿越草地时，毛泽东不骑马，拄着一根木棍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行进；警卫战士陈昌奉和侯登科一前一后紧紧地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探路、牵马、负责毛泽东的个人安全。已经进入草地深处了，眼前的沼泽地茫茫一片不见边际，眼下的行进深一脚、浅一脚步步艰难。走在草地上，毛泽东伸出拿在他手中的那根木棍，对侯登科说：“老侯啊，拽上木棍我们一起走！” 侯登科是一位河南籍的老红军战士，瑞金时期就给毛泽东喂马，一直喂到了现在，跟毛泽东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他见到毛泽东骑马，心里就高兴；很长时间了，他见毛泽东不再骑马了，心里一直感到别扭、难过，眼下毛泽东又让他拽着木棍走，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赶紧说：“我能坚持！”随即又补充说，“主席还是自己走吧，我跟得上……” 跋涉中，陈昌奉和侯登科心疼毛泽东，屡屡劝说毛泽东骑到马背上去，可毛泽东就是不肯，并说：“脚板下的泥没得深浅，马比人重，又驮了那么多的东西，我怎么可以再骑上去呢？就这样走么，于人于马两相宜……” 夜宿草地，头上点点繁星亮，身边堆堆篝火红。夜深了，陈昌奉不睡，围着篝火堆转着圈地捉蚂蚱烧了吃，侯登科不由得嗔怪说：“你也不让主席吃……” 陈昌奉手上拿着几只烧蚂蚱问毛泽东：“你吃吗？” 毛泽东摆摆手：“我不吃蚂蚱，你吃吧！” 陈昌奉又问侯登科：“你吃吗？” 侯登科伸手接了递向他的烧蚂蚱：“吃！” 火光映衬着陈昌奉和侯登科争吃烧蚂蚱的身影，毛泽东看在眼里，疼惜在心中；他不是真的不想吃烧蚂蚱，而是心疼那些与他风雨同舟的战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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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毛泽东乘汽车到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去看庄稼的长势。对身边人说：“野菜可是救过我们好多人哩！不能忘记它，不能忘本哩！”
196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带了随身卫士和护士小朱，乘汽车一起离开中南海到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去看庄稼的长势。在田间，毛泽东弯腰察看着出土的玉米苗，边看边叉开了手掌量一量玉米苗的高度；还时不时地用手扒开土，看一看土地的干湿情况，再把土放到鼻子下嗅一嗅粪肥的轻重程度…… 小朱忍不住笑他：“主席，你都成了老社员了！” “老社员怎么了？老社员好么！”毛泽东抖掉了手上的土，笑着说，“没得社员种田，全国人民吃什么呀？”又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只要有了肥、有了水，再加上管理，就可以丰收了！” 小朱说：“那你也得注意卫生呀！我可是护士，专门负责看着你……” 毛泽东不在意地说：“你看么，哪个妨碍你了？”说着又像是发现了什么，很快蹲下身子再去挖土…… 毛泽东手上拿了他挖出的野菜，直起腰来说：“这叫苦苦菜，可以吃哩！” 几名卫士和小朱都走近前，去看毛泽东手上拿着的苦苦菜；毛泽东抖一抖苦苦菜根上的土，对大家说：“你们都去挖，再多挖一些，拿回去给我吃。” 小朱和卫士们都有些犹豫，毛泽东说：“野菜可是救过我们好多人哩！不能忘记它，不能忘本哩！”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众人分开来四下里去挖了满满的一挎包苦苦菜…… 回到中南海，厨师侯贵友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苦苦菜太苦、难吃，便先用冷水洗干净了，然后用开水煮了，再加上许多调料，晚上送给毛泽东去吃。没想到，毛泽东一见他们端来的苦苦菜被搞成了这个样子，皱了眉说：“这样搞不对呢！这样搞法，味道全变了！” 卫士张景芳问：“味道怎么变了？” 毛泽东说：“哪能用开水煮呢？也不用放什么调料，只要洗干净了，拌上一些盐，就可以了。” 张景芳再问：“那怎么吃？太苦……” 毛泽东说：“我是吃过的，当年就是这么个吃法。” 第二天早上，张景芳去找了护士小朱，对她讲了毛泽东说过的话，并请她再去挖一些苦苦菜来…… 又是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吃上了按他说的做法端来的苦苦菜；在餐桌上，毛泽东对侍卫在他身边的人们说：“来，大家一起尝尝这苦苦菜的味道。” 人们近前去吃了苦苦菜，没有一个不说苦的；只有毛泽东满不在意地大口嚼着，边吃边说：“过去，我们吃野菜，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今天，我们能让困难挡住么？”又说，“吃么——我自信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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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桃园”与蒋介石相遇。毛泽东真心实意地邀请蒋介石有机会能到延安去“坐坐”、到人民中间“多转一转”。蒋介石道：“年龄不饶人啊！我是想到人民中去多转一转的，只是国事太忙、太忙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原定去“桃园”拜访国民党元老派人物于右任，却突然蹩进了同处“桃园”中的戴季陶居所。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毛泽东对这个人是很了解的，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写过许多文章批判他。这时的戴季陶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见面时显得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毛泽东见他这副样子，便直率地告诉说“走错地方了”，然后缓步离开。说来也巧，正当毛泽东走在通往戴季陶居所的甬道上，遇见蒋介石穿了一身中式长袍也来看望戴季陶。二人狭路相逢，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二人在“桃园”的甬道上并步，谁也不谈政事，只叙一些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言，但两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明白，彼此之间是“水火不容”的。蒋介石假意虚让毛泽东在重庆各处“多走走，多看看”，而毛泽东却真心实意地邀请蒋介石有机会能到延安去“坐坐”、到人民中间“多转一转”…… 尴尬中，蒋介石道：“年龄不饶人啊！我是想到人民中去多转一转的，只是国事太忙、太忙啊……” 毛泽东报以淡淡地一笑：“委员长只要有心，总是可以去的么！” 蒋介石又漫不着边际地说：“这里不比延安，天热，润之要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坦言道：“心静自然凉么！” 这次不经意的见面，二人谁也没再多说什么；虽然毛泽东做到了“敞露心扉”，而蒋介石却表现得“藏而不露”…… 毛泽东离开“桃园”后，戴季陶依然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他虽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对他的造访，还是“深表敬重”，并当面称颂毛泽东“虚怀若谷”、“堪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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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借机提出：“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9月22日凌晨5时37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次日晚6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蒙哥马利告辞后，毛泽东通知孙勇：“告诉武汉方面的人，我明天下午去长江游泳。” “是！”孙勇立刻应道，“我去负责安排！” 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蒙哥马利问：“主席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 毛泽东向蒙哥马利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情况。蒙哥马利又问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情况，毛泽东说：“在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哥马利再问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哥马利说：“我用的是英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说：“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接下来，毛泽东又同蒙哥马利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蒙哥马利说：“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泽东说：“可能会好一点。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同蒙哥马利共进午餐。下午1时30分，毛泽东临时改变了要去长江游泳的计划，说他再见一见蒙哥马利。下午2时，蒙哥马利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交谈中，毛泽东很幽默地对蒙哥马利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吮一吮自己的下嘴唇说：“中国有句古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蒙哥马利借机提出：“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说：“很清楚么，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诚恳地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不能离开这条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微微一笑：“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 蒙哥马利说：“丘吉尔的办法或许不可取。” 蒙哥马利直率地对毛泽东说，“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医疗技术也很先进，人是能够长命的；一旦主席生病在中国医治不了，可以到英国去。” “谢谢元帅！”毛泽东说，“我哪里也不去，就死在中国了！” 蒙哥马利疑惑地问：“主席的意思是……” “哦……”毛泽东解释说，“我是说我要死的话，一是死在我的家乡韶山，二是死在北京，别的地方不大可能。” 蒙哥马利再问：“如果能选择的话，主席选择哪里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我选择韶山。”又说，“别人可能会为我选择北京……”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刘主席，指刘少奇。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10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通过这次谈话，蒙哥马利深感毛泽东不仅热忱好客，而且真诚待人，是位性格外向、胸襟坦荡的人，具有其他国家最高领导人所没有的独特的伟人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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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一些调整。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人们讲起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大家都知道，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赞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匡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任、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不能谋大局者，断难谋局部；不能谋整体者，断难谋一域。凡事要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次日，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并讲话，首先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我挂帅”，并说“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因此为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会上，在讲到党内的民主生活时，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我争论一个问题，哦——他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党风党纪，不是他毛氏宗族的家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施行家法，他是哥哥，可以打我’……”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与会的许多人很替毛泽东感到伤感而又为毛泽东感到自尊。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为革命已经牺牲多年，现在为了教育党内的同志搞好工作和搞好民主生活，还要“以身说法”，这得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又多么令人可亲可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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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泽东余怒不减地训斥李克农，说:“不依靠群众，你能安排什么？我不用你了，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1949年3月25日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的人由涿州乘火车抵达了北平的清华园火车站。清华园站台上，早已有解放军总部直属部队的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人前来迎接了。毛泽东一行人乘车离开清华园车站后，车队径直向西驶入了颐和园。进入园中，毛泽东一行人即被引进到了万寿山上的“益寿堂”院内休息。一路劳累，随行的工作人员去园中找水给毛泽东洗脸、烧水煮茶，可派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回来说，四下里许多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可以用来洗脸的水和喝的水，也找不到合适的当地人、找不到饭…… 毛泽东立刻派人去叫来了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李克农，当面喝问他：“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李克农有些紧张地解释说：“原来颐和园里的人都被我派人清理出去了，是为了保证首长们来这里以后的安全……” 没等李克农把话说完，毛泽东即发了脾气：“你蠢么！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李克农这位被人背地里称之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的社会部长，此时更是提心吊胆地解释说：“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 “你防范个屁！”毛泽东大声吼道，“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我……”李克农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有些张口结舌，“主席，我这就去安排……” “不依靠群众，你能安排什么？”毛泽东余怒不减地继续训斥说，“我不用你了，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当李克农离开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毛泽东：“主席干吗对他那么凶呀？”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是对他凶，是批评他不晓得依靠群众，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正说着，李克农派人给毛泽东一行人送来了大米饭和三菜一汤。毛泽东问来人：“这些饭菜是从哪里搞来的呀？” 送饭的人说：“是跑到园子外边的饭馆里买来的。” “我说么！”毛泽东抓起筷子说，“我说我们离不开群众么！回去告诉你们的部长，办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想到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来人连连点头说，“回去就告诉李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