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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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概念，叫“食物噪音”（food noise）。
想到食物很正常，大部分人都会琢磨一下晚餐，或者是感觉到自己饿了，想吃点什么。但“食物噪音”是持续的、侵入的，在你不饿甚至饱胀的时候也会出现，通常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甚至在你工作或者和亲友相处时都会忍不住分心去想食物，好像关都关不掉的弹幕，也像一种不停呐喊着“食物食物食物”的持续耳鸣。脑子里自动出现关于食物的想法，人坐在这看似静止，脑子已经在吃满汉全席；吃着这一顿，想着下一顿和再下一顿；十分挂念早饭午饭晚饭点心夜宵下午茶；即使刚吃饱，仍然渴望高糖高脂食物；在做事情时忍不住会被关于食物的想法分心，开会半小时，已经颅内开席三轮。 “等下要吃什么？”“等下还要吃什么？”“要不要喝杯奶茶”“要不要吃个小蛋糕？”“这顿真好吃，下顿该吃什么呢？”“我现在该想手头的这个工作，我怎么又想起羊肉汤了？”“我今早都没吃饭虽然我没感觉饿但是会不会我其实需要吃点？” 关不掉的食物想法并不总是美好的，还包括很大的压力、内疚、羞耻和自责。 “我该吃这个吗？我该再吃一个吗？”“我吃了这个会后悔吗？”“这个吃下去健康吗？”“吃吃吃，为什么我老想着吃？”“那么胖了，还吃！”“我为什么就爱吃垃圾食物呢？”“我下顿到底该吃什么才能健康又减重？” 食物噪音可能是生理和心理交互的结果，有些脑子对食物线索（图片、气味、任何激起联想的触发物）十分敏感，在没有代谢能量需求（不饿）的情况下，依然会受食物线索驱动而产生强烈的进食欲望（这种情况又叫食物过度关注 /Food Preoccupation 或享乐性饥饿/Hedonic Hunger）。不要想着“靠意志力压制食物噪音”，基本上是压不住的_——看到食物线索，就会想吃。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别买，别在家里囤不健康的零食。这几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司美格鲁肽之类的GLP-1能“关掉脑子里的食物噪音”，有些人报告说脑子里终于安静许多，终于不再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炸鸡薯条巧克力奶茶果汁小蛋糕了。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但是，如果停药的话，“食物噪音”可能会回来，甚至有时候会变得更大声。所以如果在用药期间没有养成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生活习惯，那么一旦停药，体重就可能会反弹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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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代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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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 Weiss 的《Learning from strangers :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讲的是 “如何通过提问理解他人生活” 。
作为一个通过进入他人生活而获取数据的人，采访者必须遵守一个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变体：“至少，不造成伤害” (At least do no harm) 。〰️〰️〰️〰️〰️〰️ 要想挖掘“真实内心”，你必须放弃直接询问抽象的“内心想法”或“感受”。不要问“为什么”（Why），要问“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为什么”会让人感到被审视，从而诱发防御机制或合理化的解释。问“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How did that happen?）或 “然后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hen?）通过询问过程，受访者会卸下防备，开始讲故事，而真实动机会在故事中显现。只有当受访者开始讲述具体、特定的事件，而非泛泛而谈时，他们真实的内心体验、情感和动机才会自然流露。好的提问不是为了以此获得一个简短的答案，而是为了引导受访者进入一段鲜活的回忆，让他们带你“重历”那个时刻。〰️〰️〰️〰️〰️〰️ 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用“概括性现在时”（例如：“我通常会……”）来回答，因为这更安全、更体面。提问的艺术在于打破这种概括。如果不把受访者从“通常情况”拉回到“某一个具体的时刻”，你永远无法触及他们真实的内心。一旦他们置身于具体场景中，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描述当时的“内部事件” (Inner Events)——即他们当时的所见、所想、所感。〰️〰️〰️〰️〰️〰️ 当受访者描述完一个外部事件（如“老板批评了我”）后，你必须紧接着挖掘内部事件。问：“当他说那句话时，你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 “你当时的具体感觉是什么？” 。切记，这种问题必须锚定在具体的瞬间，而不是泛泛地问“你觉得老板怎么样”。〰️〰️〰️〰️〰️〰️ 注意“标记”（markers）。受访者常会在谈话中无意间丢下一些“标记” ——即对某些重要事件或情感的顺带提及（例如：“那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好的提问者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在适当时候追问：“你刚才提到了你母亲去世，那时发生了什么？” 。这些标记往往是通往受访者最深层情感的暗门。如果受访者说“那是段艰难的时光”，这是一个标记。为了挖掘内心，可以问：“你能带我回顾一下（Could you walk me through）那一刻吗？具体发生了什么？”。〰️〰️〰️〰️〰️〰️ 面对“我还好”或“没什么特别的”这种回答，你不能接受它作为答案，也不能直接反驳它。这往往是因为受访者处于“社交对话模式”（我们习惯用概括来客套），而非“深度访谈模式”。概括是信息的压缩，而压缩往往意味着丢失了我们最需要的“质感”。当受访者说“没什么特别的”，他们其实是在说：“在这个类别里，没有发生偏离常态的大事。” 为了突破概括，需要引导受访者进入“情节记忆”。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时间坐标，他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取“语义记忆”（即一般的知识和总结）。〰️〰️〰️〰️〰️〰️ 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是：放弃询问“状态”（State），转而询问“特定时间点的事件”。如果受访者无法描述“特别”的事，就让他们描述“最近”的一次事。你必须用具体的时间锚点，强制受访者从“总结者”变成“讲述者”。不要问“通常情况”，要问“昨天”或“上一次”。〰️〰️〰️〰️〰️〰️ ✅ 话术 1：时间锚定法——“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应用场景：当受访者说“我们关系还行”或“工作就那样”时。话术： “能不能跟我讲讲，上一次你们互动/你处理工作任务是在什么时候？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一旦你锁定了“上一次”（例如上周二），受访者就很难再用“通常”来搪塞。他必须回忆具体的动作、对话和场景。哪怕是平淡无奇的场景，也能揭示出“还行”背后的真实常态。 ✅ 话术 2：微观重建法——“带我过一遍昨天。” 应用场景：当受访者说生活“没什么特别的”或“很平淡”。话术： “对外行/外人来说，很难想象你具体的日常。能不能带我回顾一下你昨天的经历？就从你早上进办公室/起床的那一刻开始。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这就是书中强调的“Walk me through” (带我回顾/一步步走一遍)。通过要求极度琐碎的细节（“当天做的第一件事”），你迫使受访者放弃总结。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的”一天中，其实充满了微小的焦虑、决策和互动，这些才是生活的真相。 ✅ 话术 3：视觉化引导——“如果我在场，我会看到什么？” 应用场景：当受访者使用抽象形容词，如“那很混乱”或“很有趣”。话术： “如果那个时候我就站在你旁边，我会看到什么？或者我会听到你们说了什么？” 这种问题将受访者从“评论家”的角色拉回到“摄影机”的角色。它绕过了受访者的主观评价系统，直接提取感官数据。 ✅ 话术 4：承认并借力——“那有没有例外？” 应用场景：当受访者坚持“一直都很好”。话术： “听起来这方面确实很稳定。但是在你的印象中，有没有哪怕一次，情况稍微有些不同？或者哪怕只有一点点小插曲？” 有时候必须先认可受访者的概括（建立融洽关系），然后寻找裂缝。哪怕一个微小的例外，也能作为撬开真实内心的支点。注意： ① 必须要有耐心：必须提醒，有些受访者不仅是习惯概括，而是他们确实缺乏自我观察的能力或情感压抑。对于这类人，哪怕你用了上述技巧，他们可能还是只能给出干瘪的事实。 ② 不要变成审讯：连续追问“具体呢？具体呢？”会让受访者感到被逼问。这时你需要后退一步，用“我很想真正理解你的经历”这种态度来包裹你的尖锐问题，让他们感到这种追问是出于关心而非质疑。〰️〰️〰️〰️〰️〰️ 如果受访者的叙述支离破碎，语序混乱？受访者的混乱通常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自己的故事，而是因为记忆是联想的，而叙述必须是线性的。作为采访者，你的角色不仅是倾听者，更是“结构的建筑师”。受访者负责提供原材料（记忆片段），而你必须负责搭建脚手架（时间线）。如果你不介入，故事就会坍塌。帮助他们整理故事不是干扰，而是核心责任。人类理解经验最根本的方式是“时间顺序”。当叙述混乱时，通常是因为丢失了时间锚点。这种情况是“叙事流的阻塞”。受访者被大量的细节淹没，或者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跳跃。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强制回归时间轴。必须用极其简单的逻辑——“然后呢？接着发生了什么？”，来切断混乱的分支，迫使叙述重新回到单行道上。〰️〰️〰️〰️〰️〰️ ✅ 技巧 1：强制时间复位——“让我们回到……” 具体操作：当受访者跳到别的话题或时间点时，温柔但坚定地打断：“这很有意思，但我想先回到刚才你提到的那一刻。当你在医院醒来时，紧接着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及其变体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是采访中最强大的工具。它不仅能推动故事，还能清理杂乱的思绪，因为它强迫受访者按照物理时间的流动来组织语言。 ✅ 技巧 2：阶段性总结与确认具体操作：当信息过于破碎时，叫停并进行复述：“我想确认一下我是否跟上了你的节奏。你是说，先是X发生了，然后导致了Y，之后你才做了Z，是这样吗？” 这种复述有两个作用：第一，它向受访者展示你在认真听（增强信任）；第二，更重要的是，它给受访者一个机会去纠正和巩固他们的叙述。通常在纠正你的过程中，受访者自己就理清了思路。 ✅ 技巧 3：将“背景信息”剥离具体操作：受访者常因为想解释“为什么”而打断故事线（例如：“因为我阿姨以前住在那……”）。说：“了解你阿姨的情况对理解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稍后专门谈这个。但当时在那一刻，你做了什么？” 这种技巧在于区分“情节”和“解释”。混乱往往源于两者混杂。你必须像交通警察一样，先让“情节”的车通过，再让“解释”的车通过。 ✅ 技巧 4：捕捉标记，暂存“离题”，拉回原故事具体操作：如果受访者突然岔开话题讲了一件不相关但似乎重要的事，不要完全无视，也不要被带跑。记下这个标记（Marker），然后说：“这个点非常重要，我已经记下来了，我们一定要回来谈谈这个。但现在，我想先听听刚才那个故事的结局。” 这既尊重了受访者的联想机制，又维护了采访的纪律。注意：有时候混乱本身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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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有一种解释器机制 (The Interpreter Mechanism)，或者也可以说，是颅内公关部。
很多时候，大脑是瞬间有了结论，再为了维护结论、为了维护面子、为了逻辑自洽……去编理由的。理由想编多少个有多少个，想编什么样就能编什么样：现实二创，剧情补丁，记忆精装修，全自动找补，逻辑强行闭环，尊严护盾生成器。就像一个有瞬移超能力的人，瞬间就能从家瞬移到目的地。如果非要问瞬移者“你是从哪条路线过来的”，追问得多了，他也能给你编一个详细路线出来。下一次他瞬移到了另一个目的地，被追问之下又编了另一条详细路线。只剩你拿着两条路线苦苦思索，为什么瞬移者上次说左转好所以那么走，这次却说右转好所以这么走？事实是，目的地才是最真实的，路线图有时候是有意识的欺骗，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欺骗。大脑对“理由的形式”的渴求，远大于对“理由的真相”的渴求。有时候，人刨根问底要的，可能不过是“说服自己继续忍受痛苦”，一种自助式 PUA。如果别人做了令你痛苦的事情，不必苦苦追问理由。甚至如果自己做了令自己痛苦的事情，深挖内心追问理由也未必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走错路有一万种可能，但多走对几次路就足以带你进入良性循环。一次次训练自己的大脑和行为去你想去往的方向，直到你的大脑会“瞬移”去令你的内心真正澎湃的“呼召之地”。与其在构建的迷宫地图里苦苦寻找出口，不如直接把自己训练成能够直达终点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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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 Weiss 的《Learning from strangers :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里，讲了一个非常擅长招募，但不那么擅长采访的亚当斯夫人。
摘译如下—— 「招募 (Recruitment) 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一种能力：即坚持不懈地推介该项研究，直至对方接受。在一项关于事业有成的男性的研究中，我们要在数月内对受访者进行三次访谈。这对忙碌的男士们而言，无疑是个不情之请。我们首先根据职业筛选出高收入郊区的街道住户名录，并致信潜在受访者。随后，访谈员致电这些人预约时间。最初十几次的尝试结果令人沮丧：约有三分之二的联系对象拒绝了我们。而在经历了几次闭门羹后，访谈员们便开始畏惧拨打这些电话。若我们接受这一低响应率，我们的研究对象将仅限于那些对访谈格外友善的男士，从而导致样本偏差。我尝试亲自进行招募。尽管我的成功率达到了 50% 左右，但这“二选一”的比例依然偏低。频繁的拒绝也令我深感气馁。然而，一位职员亚当斯夫人似乎在招募工作上表现出色。据她报告，其成功率竟高达惊人的 80%。于是，我请她演示一番操作流程。我扮演了一位潜在受访者。当亚当斯夫人询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时，我推脱说自己太忙。亚当斯夫人似乎对此置若罔闻，继续以一种令人如沐春风且引人入胜的方式，描述访谈将涵盖的内容。我又说：“不，我还是不想参加。”亚当斯夫人回应道：“是的，当然，我理解，但我想向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缘起及其主办方。” 紧接着，她开始向我介绍该研究的主办背景、将要涉及的问题类型，以及获得我个人视角的极其重要性。她表示，这次访谈有助于界定管理与行政工作中的压力性质，并可能为改善这些状况做出贡献。她还向我保证，我会发现这次访谈非常有趣，且访谈的时间和地点将完全迁就我的安排。至此，我不仅对该研究产生了兴趣，因备受重视而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因无法脱身而感到些许无奈。最终我说道：“好吧，我们定个时间。” 出人意料的是，亚当斯夫人虽然是一位招募奇才，却并非一位优秀的访谈者。她那种既能坚定推进自身意图，又能表现得积极回应的能力，虽使她成为出色的招募者，却在访谈工作中造成了障碍。在招募时，她能引导人们以她的视角看待世界；而在访谈中，她试图故技重施。亚当斯夫人的访谈逐字稿显示，她的发言量几乎与受访者相当。即便受访者已开始谈论其他话题，她仍会执着于原定的提问思路。当受访者犹豫不决时，她会变得不耐烦，并替对方补充她认为其试图表达的观点；然而，由于她并不善于倾听，她的建议往往南辕北辙。在经历了足够多这种“待遇”后，受访者的回答会变得简短敷衍，但亚当斯夫人似乎对此毫无察觉。我与亚当斯夫人进行了数次交锋，才让她接受“不可以打断受访者叙述”。而一旦她接受了这一原则，她又变得完全不愿对受访者进行任何引导，导致其受访者有时会漫无边际地离题。然而，尽管受访者暗示已无话可说，亚当斯夫人仍执意继续访谈，这意味着她曾数次获取了其他访谈员可能错失的重要素材。我想，这其中的寓意在于：在社会研究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样，永远不要低估坚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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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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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 = 焦虑性瘫痪 = 灾难化想象（后果严重化） + 功能性冻结（想动动不了，身体僵硬）= 意识清醒（知道该做）+ 身体罢工（无法行动）
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耗能待机。人还在，魂已飞，处于颅内读条中，反复重启并稍后重试。看着什么都没做，但内在已经因为脑补的情境而意念工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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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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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是我们共享的生物遗产，是进化赋予人类的一项古老而必要的生存机制。
无论是一位在董事会会议上拍案而起的首席执行官，还是一个因为被抢走了玩具而在过道里尖叫的幼儿，他们体内发生的生理风暴惊人地一致。在愤怒被点燃的那一刻，大脑深处的杏仁核会立即拉响警报。紧接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被激活，心率加速，肾上腺素在血管中奔涌。这种生理反应在全人类中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它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也不分年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愤怒是平等的。然而，当我们离开生理学的领域，步入人类社会的复杂剧场时，这种平等便荡然无存。虽然愤怒的「感受」是通用的，但愤怒的「表达」却受到了严格的管辖，文化、社会规范、权力结构共同规定了谁（性别/年龄/地位）、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可以表达愤怒。社会并不惩罚愤怒本身，它惩罚的是那些“没有资格”表达愤怒的人，它根据性别、年龄和地位，精细地分配着发泄情绪的配额。身居高位的掌权者倾泻而出的怒火往往被解读为“果断”或“威严”，而下位者同样的愤怒却会被贴上“歇斯底里”、“缺乏教养”或“叛逆”的标签。大人欺负小孩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表达愤怒方式方法的错误”，偷换概念为“愤怒感受本身的错误”。一个孩子因为某种挫折而愤怒地摔门。一个心智成熟的教育者应当能够区分这两者，告诉孩子：“你感到生气是完全可以的，但摔门这种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遗憾的是，许多成人选择了更轻松的路径：直接否定情绪本身，也就是“不许生气！” 当一个孩子被反复告知他的愤怒是“错误的”或“不该存在的”时，他便开始怀疑自己内在感受的真实性。如果我的身体告诉我我很愤怒，而我所依赖的权威人物却告诉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那么一定是我出了问题。这种童年时期的误导，往往是成年后心理危机的伏笔。那些在“不许生气”的训斥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往往面临着艰难的情绪调节障碍。他们要么在愤怒来袭时感到极度的羞耻和自我厌恶，从而压抑自己直到崩溃；要么完全无法区分情绪与行为的界限，任由破坏性的冲动主宰自己。愤怒只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某种界限被侵犯了，某种需求未被满足。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应该能够接纳愤怒的情绪，同时约束愤怒的行为。你的愤怒是无罪的，它是你作为人类进化的古老见证；你需要修正的，仅仅是那扇无辜被摔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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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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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与废墟：J.R.R. 托尔金的创作》（The Tower and the Ruin: J.R.R. Tolkien’s Creation）里，提到很多托尔金创作的故事。
〰️〰️〰️〰️〰️〰️ 托尔金教授为了补贴家用，在暑假期间做着枯燥的阅卷工作。在批改一堆试卷时，他偶然发现有一页纸是空白的。就在那一瞬间，他在那张空白纸上随手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在地底的一个洞里，住着一个霍比特人。” 这句话成为了《霍比特人》的开篇，也成为了整个中土世界出版史的起点。〰️〰️〰️〰️〰️〰️ 托尔金的创作核心是“创造性综合”——利用学术考据填补古代文本的空白，用想象力构建出看似真实存在的失落历史。托尔金神话体系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他对古英语诗歌 Christ I 的阅读。他在诗中读到了两行字：Eala earendel, engla beorhtast...（欢呼吧，埃雅仁迪尔，最明亮的天使...）。 “Earendel”这个词在古英语中对应的是晨星（金星）或施洗约翰，但在托尔金眼中，它不仅仅是一个词。他被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它背后暗示的失落神话深深吸引。他没有像普通学者那样仅仅去考据它的词源，而是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综合”：他将这个名字与《贝奥武甫》中“波浪之杯”的意象结合，创作了一首现代英语诗歌，构想出一个驾驶飞船航行在星海中的水手形象。这就是后来《精灵宝钻》中埃雅仁迪尔（Eärendil）故事的原型。〰️〰️〰️〰️〰️〰️ 托尔金对芬兰语的痴迷始于大学时期，他形容发现芬兰语就像“发现了一个装满从未尝过的美酒的酒窖”。这种痴迷促使他尝试改编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中悲剧英雄库勒沃（Kullervo）的故事。他没有选择直接翻译，也没有写成纯诗歌，而是采用了一种“散文与诗歌夹杂”（prosimetrum）的混合文体。虽然《库勒沃的故事》并未完成，但这次实验对托尔金影响深远：他发现这种混合文体能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文本感”——仿佛这个故事是由不同来源的古老残卷拼凑而成的。这种技巧后来被完美运用到了《指环王》中（如书中穿插的各种歌谣和诗篇），赋予了中土世界深厚的历史质感。托尔金作品的“真实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混合文体”，它让读者感觉自己读的不是一本现代小说，而是一部由古代文献汇编而成的历史书。〰️〰️〰️〰️〰️〰️ 托尔金早期的野心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中间人”角色，将虚构世界与真实历史在物理和血缘上连接起来，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在托尔金最早期的创作《失落传说之书》中，他设计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框架故事：一个名叫埃利奥尔（Eriol）的水手，航行到了孤独岛（Tol Eressëa）。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座“失落游戏之屋”，屋内有一堆爱讲故事的精灵。‘’ 埃利奥尔就像是一个听众代理人，他坐在“原木之屋”里，听着精灵们讲述关于维拉、魔苟斯和精灵宝钻的古老传说。托尔金甚至给埃利奥尔设计了复杂的背景：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他的儿子亨吉斯特和霍萨后来带领族人征服了英国。通过这个框架，托尔金试图将他虚构的神话与真实的英国历史（盎格鲁-撒克逊大迁徙）强行嫁接在一起，让神话变成“英国的史前史”。〰️〰️〰️〰️〰️〰️ 在创作《指环王》的中途（1944-46年），托尔金曾分心写过一个名为《诺丁俱乐部文件》（The Notion Club Papers）的未完之作。这个故事设定在未来的2012年，牛津大学考试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堆来自1980年代的“诺丁俱乐部”会议记录。故事里，教授们通过做梦和“时间旅行”回到了古代的努门诺尔（即亚特兰蒂斯）。托尔金为这个故事设计了极其繁琐的“伪学术”包装：详细描述了手稿的发现过程、纸张质地、笔迹鉴定，甚至还有虚构的编辑注释。虽然这个尝试最终失败了（因为框架太重，压垮了故事），但它展示了托尔金对“文本真实性”的执着，他想让读者觉得这真的是一份出土文献。过度的“伪学术”包装可能会喧宾夺主；托尔金后来吸取教训，在《指环王》中将这种框架处理得更加隐蔽和自然。〰️〰️〰️〰️〰️〰️ 《指环王》第一章中比尔博的告别演说（“我亲爱的巴金斯和博芬们...”）是全书唯一一段完全用斜体字印刷的对话。在托尔金的排版习惯中，斜体通常用于引用诗歌、信件或古代文献（如伊熙尔杜的卷轴）。比尔博的这段演讲之所以用斜体，是因为在托尔金的构思中，这不仅仅是比尔博当时说的话，更是比尔博后来写在回忆录里的一份“文本”。这意味着，当我们读到这段话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读比尔博自己写下的《西界红皮书》中的摘录。这个微小的排版细节暗示了《指环王》的终极框架：它不是上帝视角的叙事，而是霍比特人自己写下的历史书的“翻译版”。〰️〰️〰️〰️〰️〰️ “断裂引用”（Broken Reference）是一种强大的世界构建工具；通过展示“冰山一角”，让读者自行脑补水面下的庞大冰山。举个例子，在《贝奥武甫》中，诗人随口提到了一个叫哈马（Háma）的人偷了项链。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这就像今天提到“华盛顿砍樱桃树”一样，大家都懂。但对于现代读者，这个故事已经失传了，哈马成了一个谜。托尔金在《指环王》中故意模仿了这种效果。例如，阿拉贡提到“贝鲁希尔王后的猫”（Queen Berúthiel's cats）能在黑暗中找路。读者（甚至当时的托尔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王后是谁，但这句随口一提的话立刻让读者感觉到：中土世界有着极其深厚、甚至连主角都无法完全知晓的历史。这种“不知道”反而增强了世界的真实感。〰️〰️〰️〰️〰️〰️ 《霍比特人》初版（1937年）中，咕噜是自愿把戒指作为赌注输给比尔博的，两人最后还友好道别。但这与《指环王》中戒指具有腐蚀性的设定完全矛盾。托尔金为了圆这个bug，在1951年的新版《霍比特人》中修改了这一章，把咕噜写成了不情愿的受害者。有趣的是，托尔金并没有试图掩盖这个修改，反而将其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他在《指环王》中解释说，比尔博最初为了证明自己拥有戒指的合法性，编造了“初版”那个友好的故事（甚至骗了甘道夫），而“新版”才是真实发生的残酷历史。这种“版本差异”让比尔博显得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会撒谎、会美化自己），也让那本书显得更像一份真实的历史文献。不要害怕作品中的矛盾或Bug，有时通过“元叙事”将错误合理化（如归咎于角色的不可靠叙述），反而能增加作品的深度和真实感。〰️〰️〰️〰️〰️〰️ 作者利用计算机辅助的“词汇计量学”（Lexomics）对《指环王》进行了文本分析。通常，单一作者的作品在词汇分布上是相对均匀的。但数据分析显示，《指环王》的词汇分布呈现出极端的“异质性”，就像是由不同人写的。特别是第一卷第10章“大步佬”（Strider），其词汇特征与全书其他章节截然不同。这并不是因为托尔金换了风格，而是因为这一章经历了极其痛苦和漫长的修改过程（从最初的“小跑马”到后来的阿拉贡，身份变了无数次）。这种反复的修改留下了独特的文本特质，也使得这一章在数据图表上像一个突兀的孤岛。（即使是伟大作家也会卡文卡得死去活来。）〰️〰️〰️〰️〰️〰️ 弗罗多在风云顶被戒灵刺伤后，经历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旅程，最终在瑞文戴尔醒来。这一段描写极其精准地捕捉了“大病初愈”的感觉：从高烧的迷乱、噩梦般的幻觉，到醒来时看到阳光洒在墙上的那种平静、虚弱却清澈的感觉。这种描写很可能源于托尔金本人的经历，他曾在战壕热中度过了漫长的康复期。将作者真实的生理痛苦（如疾病、高烧）转化为角色的体验，能极大地增强奇幻故事的“肉体真实感”。〰️〰️〰️〰️〰️〰️ 魔戒对人的诱惑是量身定制的。当朴实的萨姆暂时持有戒指时，他看到的幻象不是成为黑暗魔君，而是成为“强大的萨姆怀斯，时代的英雄”。他想象自己挥舞着火焰剑，将魔多变成一个巨大的花园。戒指将萨姆内心微小的愿望（拥有一个小花园）扭曲成了对世界的支配欲（把整个世界变成花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是戒指控制人的第一步，它让你觉得只有通过支配他人，才能实现哪怕是最高尚的目标。幸运的是，萨姆的“霍比特人常识”救了他，他觉得这个幻象太大了，自己管不过来，还是回家种自己的小园子比较实在。〰️〰️〰️〰️〰️〰️ 语言是心理的投射；通过剥夺角色的某个特定词汇（如“我”），可以极具象征意义地表现其自我的丧失。咕噜（Gollum）几乎从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I），而是用“我们”（we）或“我的宝贝”（My Precious）。这不仅仅是精神分裂的表现，更是魔戒对他自我（Self）的彻底剥夺。魔戒通过长期的心理渗透，将咕噜原本独立的自我（Sméagol）替换成了一个依附于戒指的二元结构（Gollum + Ring）。当魔戒丢失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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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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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中兴移动wifi这事还有后续（）。
买了两年的套餐，用了正好一年，这个月刚开始，就出现了完全无法上网的问题。去咨询中兴流量套餐那边的客服，尝试了各种方法一个晚上，还是无法上网，怀疑可能是设备坏了。这次客服终于表示可以转移套餐了，必须去同一家店铺买设备。行吧，我去同一家，标着“中兴数码官方旗舰店”的店里买了同一型号的随身路由。等了几天，新路由到了，联系中兴流量套餐那边的客服，把旧设备号和新设备号发过去。客服说，“不是同一家店铺，不能转移套餐哦亲。” 我？？？？不可能啊。我把购买截图发过去。客服说，“后台渠道商换了，不算同一家，不能转移套餐哦亲。” 我说你讲讲道理，普通消费者能知道后台渠道商换了吗？我去哪里找一年前的后台渠道商。那边就坚持一点，不是同一个后台渠道商，不能转移套餐。最多可以特别给我申请个退订。我可以退订旧套餐，再充值新套餐。两年套餐我付了539，用了一年扣我324，退的不到一半。那边说，一到三个工作日会退款到账。我今天点进去客服那边，想问问退款进度，结果赫然发现还有我没看到的留言。不能原路退回哦，要提供名字和银行卡。好家伙，我要不主动点进去，都不知道还有这一茬。提供了名字和银行卡号，这次是1-7个工作日退款了。我决定每天点进去问问退款进度，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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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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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衰大脑》里读到一个有意思的点。
十字花科蔬菜（像芝麻菜、小白菜、西兰花、抱子甘蓝、卷心菜、花椰菜、羽衣甘蓝等等），里面有有助于保护大脑的萝卜硫素 (Sulforaphane) 。不过，发表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Food Chemistry)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生西兰花中的萝卜硫素含量是熟西兰花的十倍。建议仅蒸煮一到三分钟，并将温度保持在 140°C以下。超过这个温度，就没多少萝卜硫素。为什么？因为萝卜硫素的生成需要黑芥子酶 (myrosinase)，而这种酶非常怕热，一煮就死。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吃生的西兰花，没事，还有办法。《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 (Molecular Nutrition Food Research) 中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取足量萝卜硫素的简单方法是：将西兰花切好后，静置约三四十分钟再进行烹饪。这个过程会让黑芥子酶提前释放并合成萝卜硫素。一旦合成完毕，萝卜硫素本身是耐热的，这时候再去煮，营养就锁住了。或者，你可以在煮之前，在西兰花上撒一点芥末粉、芥末酱、山葵 (wasabi) 或辣根 (horseradish)（都含有黑芥子酶）。有了黑芥子酶的助力，即使是烘烤也不会破坏那些有益的萝卜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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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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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参加完同学聚会后（），去参加工作聚餐。这次聚餐倒是没有对彼此身体零部件的探讨，但变成了一场关于儿科重症监护室（ICU）的恐怖故事接龙。
起因是席间一位同事提到的家事。去年，她的女儿吃了一顿由寿司和冰淇淋组成的晚餐。这听起来像是每个五岁孩子的梦想，但几天后，这个可怜的娃住进了ICU。（当孩子最终从插管和监护仪的丛林中生还后，家里人决定给她改名。家里的长辈认定，孩子之所以遭此大劫，是因为之前的名字“太大了”。）另一个同事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阴影。在他的记忆深处，有一个小伙伴也曾因为一块隔夜的西瓜而被送进了ICU。一般来说，吃点隔夜的生冷食物虽然在科学上不推荐，但是也不至于把你送进ICU。是的，这些食物上面经常长着沙门氏菌、李斯特菌、金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但是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吞下这些微观入侵者通常只会导致一场名为“肠胃炎”的尴尬插曲。你的身体会启动紧急排放程序，通过口腔或另一端（或者同时，如果你运气不好）将入侵者暴力驱逐。这虽然不体面，但通常有效。但是儿童免疫系统有时候并不能那么有效地防住进攻。而一旦细菌攻破防线，事情就不再是简单的“上吐下泻”了。它可能演变为严重脱水，体液流失的速度比你喝补液盐的速度还快；电解质紊乱，那些维持心脏跳动和神经传导的微小电池开始罢工；甚至败血症，那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焦土政策，为了杀死细菌，你的身体开始攻击自己的器官。这就是为什么那块隔夜西瓜或那勺冰淇淋能把一个孩子送进ICU。在那里，现代医学用抗生素和静脉输液与死神拔河，试图纠正那些因为一块不洁食物而乱套的生理参数。养大一个人类幼崽的过程，实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是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那个吃了寿司的女孩，或者那个吃了西瓜的男孩，大概率会成为家谱上一个过早终止的名字。而给孩子改名的古老习俗大概也由此而来，毕竟，在显微镜被发明之前，我们能责怪的也只有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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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参加同学聚会，话题总是围绕着谁升职了、谁离婚了，或者谁的发际线正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撤退战。但跨过 40 岁的门槛，聚会的氛围会发生一种微妙而惊悚的化学变化。原本充满荷尔蒙和攀比心的社交场，瞬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慌情绪的业余医学研讨会。
元旦假期，我的朋友Z君就去参加了一场这样的同学聚会。第一个恐怖故事来自一位老同学老张。老张的一只耳朵半聋了，比单纯的“听不见”更糟糕。如果只是寂静，那或许还算是一种安宁。但他的那只耳朵并没有下班，它只是疯了。老张形容说，“世界在我周围嗡嗡作响。”这种持续的、无法逃避的噪音让他一度陷入了抑郁。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有一天老张觉得耳朵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他采取了中年男性的标准应对策略：忽略它，期待它自己消失。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术失误。当他终于拖拖拉拉去了医院，医生告诉他，他的听力可能永远回不来了。突发耳聋的原因有很多种，老张不幸遇到了特别麻烦的一种，耳中风，也就是给内耳供血的血管堵了。人的内耳供血主要依赖一条细得可怜的动脉，叫做迷路动脉。它没有侧支循环，也就是说，它没有备用通路。一旦这条血管因为血栓或者痉挛堵塞了，内耳里那些负责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的毛细血管和毛细胞，就会像断了水的盆栽一样，迅速枯萎、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毛细胞不像你的指甲或心情，它们死后是不会再长出来的。医生告诉老张，这里有一个被称为“黄金 72 小时”的窗口期。如果你能在发病 72 小时内冲进医院，接受溶栓药物治疗，你还有很大的机会救回听力。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神仙也难救你的听力。更让餐桌上的人感到背脊发凉的是医生的下一句话：得过耳中风的人，要特别小心脑中风。因为内耳血管极其细微，它往往比脑血管更早“堵车”。如果你的耳朵中风了，你的大脑可能也在排队等待同样的命运。就在大家还在消化“耳朵也会中风”这个冷知识时，另一位同学老李讲述了第二个恐怖故事。 “说到 72 小时，”老李指了指自己的脸，“如果你们这里长了带状疱疹，也得在这个时间内去医院，否则可能会瞎。”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是你童年得水痘时留下的纪念品，它们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像潜伏的间谍一样，躲在你的神经节里休眠。当你老了、累了、免疫力下降了，它们就会苏醒，沿着神经纤维一路狂奔到皮肤表面，引发剧痛和皮疹。通常它们喜欢待在腰部，但有时候，这些病毒会爬到你的脸上。老李警告大家，如果疱疹出现在眼睛附近，特别是鼻尖或鼻侧，你必须立刻、马上、光速去医院。为什么是鼻尖？因为支配鼻尖皮肤的神经和支配眼球内部的神经是同一条线路的分支。如果病毒攻占了鼻尖，意味着它们已经来到了眼球的门口，接下来就是对眼球的大举进攻，最差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失明。这里同样适用“72 小时法则”。在皮疹出现的 72 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工厂。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病毒就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繁殖，药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原本应该充满欢声笑语的包间里弥漫着一股肃穆的气氛。大家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照了照镜子里的鼻子，眼神中充满了对自身零部件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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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新年立志公式 = 宏大愿景 + 具体行动 + 一个（且仅需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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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了，我们习惯于在这个时刻审视自己，列出一长串关于“改进”的清单：要更瘦、更聪明、更富有、更自律……
但在这些“应该”之外，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或许并不是成为一台更高效的机器，而是一种更原始、更本质的东西：活出我们自己，活出自身的生命力。我们常常被那些充满生命力的人所吸引，并非因为他们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真实。就像《侏罗纪公园》那句著名台词：“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然而，我们身处的文化常常暗示我们：快乐是成功的敌人。我们恐惧地认为，一旦我们对自己感到满意，一旦我们允许自己快乐，我们就会变得懒散、停滞不前。我们像严厉的监工一样对待自己，认为只有痛苦和自我鞭挞才是通往卓越的唯一路径。但纳瓦尔认为，快乐并不会妨碍成功。相反，顺序恰恰是颠倒过来的：你先成为你自己，让自己快乐，然后你会自然而然地想做些更符合你内心偏好的、更擅长的事。事实上，正是这种顺应天性的状态，让你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Barbara Fredrickson提出的“拓展与建构理论”（Broaden and Build Theory），也认为，积极情绪不仅仅是某种令人愉悦的、转瞬即逝的“甜点”，它们实际上是我们心灵的必需品。当我们感到快乐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视野被拓宽了。快乐情绪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行动库”。我们变得更具觉察力，更愿意玩耍，更有探索精神和好奇心。这就像是给紧绷的大脑松了绑，让我们得以从狭隘的生存模式切换到广阔的发展模式。我们越快乐，我们的工作方式就越灵活，我们就越能看到那些在焦虑状态下被忽略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效应具有累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快乐引发的探索行为，帮助我们建立起丰富的资源——无论是智力上的知识、身体上的技能，还是社交上的连接。这些资源远比最初激发它们的那个快乐瞬间要长久得多。它们构成了我们应对未来风雨的心理堤坝，让我们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拥有了更强大的韧性和技能。因此，在这个新年的起点，我们或许可以放下那些苛刻的自我改造计划，转而通过一种更温柔的顺序来重塑生活。首先，成为你自己。停止对他人的拙劣模仿，去倾听那股试图“找到出路”的生命力。其次，成为快乐的自己。不要因为快乐而感到内疚，这是在为漫长人生积累宝贵资源。最后，才是成为快乐的更好的自己。去奋斗，去成就，去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我们不再为了“更好”而牺牲“快乐”，当我们不再为了“成功”而扼杀“自我”，我们反而会惊讶地发现，那个我们一直渴望成为的、充满活力的人，其实一直就在那里，等待着被我们温柔地释放。 2026年，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成为自己，成为快乐的自己，成为快乐的更好的自己，以上顺序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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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我的愿望简单而真挚：愿我们在忙碌喧闹的日子里，心底为“诗和远方”留一方天地，能偶尔静下来，感受文字带来的慰藉与开阔。也希望能像刘欢老师在跨年短片中所说那样，愿我们保持好奇，大胆做梦，并敢于把那些“如果”变成行动——不妨读几行诗词，写几段心绪，又或是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灵感偶尔缺席，或现实让人迟疑，愿你能坦然提问、主动追寻，我相信！
千问也愿陪伴每一个好奇的你，为你天马行空的想象提供支点，为脚下前进的路点亮微光。2026，让我们把琐碎的日常，变成一首首动人的诗；将平凡的脚步，迈向心中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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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昨天去亲戚聚会，回来说——
「我昨天深刻地认识到，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敌意，也不需要炫耀我的生活，我内心平静和满足。我平和地坐在我的亲人们中间，只是去见见亲友，我连争辩和吵架的欲望都没有，我不要求理解，不要求同情，不要求赞美，我觉得我好极了。你爱说啥你说啥，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以用我擅长的天然呆对抗一切。我现在是个非常好的亲戚，自身稳定，情绪价值拉满，愿意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但是你不主动问我我绝不擅自评价。」我们另外几个朋友热烈鼓掌，恭喜她长成了我们希望拥有的亲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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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尔在访谈里说，钱能不能买到幸福呢？如果这个钱是你自己挣来的，幸福可能会保持得更久一些。因为挣到钱意味着，你决定去做一件事情，而且你成功了，这种美好的感觉会久久萦绕。另外，钱确实能解决钱能解决的问题。
编写一段代码、烘焙一个面包，还是解决一个复杂的法律纠纷，随之而来的金钱回报，实际上是世界向我们发出的一份确认函。它在告诉我们：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的付出是有价值的，你并非无足轻重。这种由“挣钱”带来的幸福，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效能感”的满足。它治愈了我们童年时期常有的那种无力感——那时我们完全依赖他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当我们看着银行账户中自己挣来的数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购买力，更是一种令人安心的掌控感：我们有能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秩序。它关乎我们的身份认同，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消费能力。我们也应当诚实地承认金钱在维护尊严方面的实用价值。虽然金钱确实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它无法修补破碎的心，无法买来真爱，也无法消除存在的孤独感……但生活中有太多琐碎而残酷的羞辱是由于缺钱造成的：结账时因余额不足而感到的窘迫，因付不起房租而对房东的卑躬屈膝，或是因无法承担医疗费而产生的绝望。这些并非形而上学的痛苦，而是实实在在的、侵蚀我们灵魂的焦虑。金钱在此时扮演的角色，是一道防御工事。它像一堵厚实的墙，将我们与那些由贫穷引发的混乱、羞辱和惊慌隔离开来。它买到的不是狂喜，而是“没有麻烦”，一种名为“安宁”的奢侈品。当我们拥有足够的金钱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我们的大脑便能从生存模式中解放出来，去思考更深远、更温柔的事物。从这个角度看，金钱并非幸福的直接来源，但它是幸福得以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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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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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想写个补剂系列……但每篇文章开头将放上如下声明。
⚠️必读声明：想象你的身体是一栋房子。如果你每天都往房子里丢垃圾（做不到营养均衡，热量不超标），丢垃圾（没有坚持运动），丢更多垃圾（没有良好和充足睡眠），甚至有时候在房子里点火（抽烟酗酒）…… 然后，你雇了一个清洁工（补剂），每天来工作一小时。清洁工或许有用，但不一定赶得上你丢垃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购买补剂，可能买的只是一种微小的、胶囊状的希望，以及比其他人更昂贵的尿液。很多补剂专为这样的人设计：拒绝放弃不良生活习惯，不想放弃精致碳水，不想放弃躺着耍手机的快乐，不想放弃熬夜时一个人的宁静，不想放弃偶尔微醺的快乐……购买者某种意义上也清楚，在一个充满糖分、酒精和久坐的生活方式中投入补剂，就像是试图用一卷胶带去修复泰坦尼克号的船体，或者用一杯水去浇灭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房子。在充分理解了以上信息后，如果你还是想继续往下读。那就读吧，因为作者本人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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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或久别重逢时，一种社交仪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上演。我们握住一位二十年未见的老友的手，真诚地惊呼：“天哪，你一点都没变。”
通常，旁观者会将此归结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润滑，一种为了维持局面体面而心照不宣的谎言——既然我们都恐惧衰老，那么互相欺骗便成了对他人的最高礼遇。然而其实不止如此。那句“你都没变”，或许有五分是出于礼貌的恭维，而剩下的五分，则是大脑向我们汇报的“视觉事实”。因为大脑看见的并不止是此刻。视觉是一种大脑根据信号而完成的“重建”。大脑并不会像照相机一样客观地记录当下的光影，也不会机械地存储每一次见面的“快照”，而是致力于将无数次见面的形象进行叠加，生成一个平均化的模板。当我们在一个人年轻时就认识她，当我们在那个充满可能性的、尚未被生活痛打的年纪，就将她的模样存入档案，大脑数据库中便囤积了关于她年轻面容的海量样本。当我们看向那位老友时，大脑不仅在处理视网膜接收到的高清衰老细节，更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预测处理。过去的记忆强势地介入了当下的感知，我们的视觉系统自动运行了一种算法：它过滤掉了那些被视为“噪音”的瞬间变化——比如此时此刻的光影，或是眼角新添的皱纹，提取出那个稳定的、核心的面庞特征。它调用那个包含了数十年青春数据的“平均模板”，那个二十岁的她，三十岁的她，在阳光下大笑的她，在雨中漫步的她……以此来修正眼前那个略微老去的形象。当下的形象只有一票，记忆中的年轻样本有很多票。因此，当我们凝视一位老友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现在的她”，而是一个处于认知叠加态的幻影——是“现在的她”与“记忆中无数个年轻的她”的混合体。这种机制像是一层温柔的柔光滤镜，拉平了岁月的沟壑，填补了胶原蛋白的流失。只有当衰老变得极度剧烈，超出了大脑模型的修正范围时，我们才会惊觉时光的残酷。但在大多数渐进的日子里，大脑对熟人开启了“视而不见”的仁慈模式。杜拉斯在《情人》里写：“比起你年轻时的美貌，我更爱你饱受岁月摧残的容颜。” 这句话的前提是：你必须见过那年轻时的美貌。如果不曾见过对方年轻时的风华绝代，年老的容颜就只是年老本身。对于一个陌生的路人而言，一位老者仅仅是一张布满沧桑符号的面孔，是衰老的具象化。路人的大脑中没有关于这位老者年轻时的数据库，没有那个光彩照人的“平均模板”来中和眼前的衰败。但对于见证过的爱人和旧识来说，眼前的衰老便成了通往过去的一扇窗，打满了过去时光的柔光倒影。当我们说“你都没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我的记忆还在那儿。那个平均数的模板还在那儿。当我凝视你，我们便被短暂地拉回那个时间暂时失效的、过去与现在的缝隙之中。我在你身上，依然会看到那个年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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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ive in the Writing里读到一个故事。
希拉·达尔（Sheila Dhar）是一个印度斯坦古典歌手，她学唱歌时遇到了一个导师潘迪特·普兰·纳特（Pandit Pran Nath）。其他导师都在教学生一首又一首完整的歌曲，那些有着起承转合、有着悦耳旋律的成品时，潘迪特拒绝这样做。他要求希拉先找到自己的声音，方法是只练习唱一个音符：「稳住那个音符，用你的气息在寂静中画出一道声线。把它想象成一束光。如果它摇摆不定或发生扭曲，就丢弃它重新开始。你必须终此一生，每天数小时地坚持这样做，直到你能画出一条完美无瑕的声线。慢慢地，这条线会在你的感知中获得实体，对你来说它仿佛是一条拥有中心和边缘的宽阔频带。这种练习将帮助你稳固在绝对的中心，即完美的音准。一个音调并非一个点，而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旋律区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关于耐心的寓言，或者某种关于苦修的陈词滥调。但并非如此。这是一种关于精确性的逻辑，关于如何在虚空中确立自我的存在。一条线，在几何定义中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但在极致的专注中，它获得了宽度。它变成了一个实体。它变成了一个可以立足于此并向外探索的基地。写作，在很多时候，被误解为一种对“歌曲”的追求。人们渴望情节，渴望冲突，渴望那些花团锦簇的装饰品。但对有些人来说，写作更像是在练习那个单一的音符。如果一行字是不真实的，如果一行字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自我欺骗而写下的，那么它就是扭曲的。它必须被丢弃。哪怕这意味着你必须在寂静中重新开始，一遍又一遍，直到那条线变得笔直，变成纯粹的“你的声音”。从那条坚实的线开始，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探索，探索那些此前不可言说的、语言试图抵达却总是力有不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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