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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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冲突背后是在，压制内心的毁灭性的力量。
就是说为什么一些人害怕冲突，因为他是奔着你死我活去的。在他潜意识里，发生冲突就是要拼命的。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应激模式，也是早期创伤带给他的影响。这种张力太强烈了，以至于让他无法承受。哪怕他内心时刻在预演着鱼死网破的场景，但是实际上仍然没有做好处理冲突的准备。想要缓解这种张力，需要让他们意识到，冲突并不意味着你要和他拼命。因为在他们早年的经验里，冲突很少只是意见不合，而常常伴随着惩罚、羞辱、抛弃甚至暴力。一个孩子若在表达反对后遭到严厉打压，他就会把“冲突”等同于“生存危机”。成年后，这种体验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被身体记住：一旦嗅到冲突的气息，心跳加速、肌肉紧绷、想要逃开或反击。他们不是不想处理冲突，而是神经系统已经在那一刻回到了那个无力自保的孩子的状态。所以，要真正理解这种回避，就不能只把它看成性格软弱或不会沟通。它是一种被身体记住的生存策略。回避冲突的人往往不是没有愤怒，恰恰相反，他们的愤怒可能比一般人更浓烈、更原始，只是被死死压住了。他们害怕的，不仅是眼前的意见不合，更是那个一旦释放就可能失控的自己。在他们的内心剧本里，攻击性几乎等同于毁灭性。他们想象自己一旦发火，就会把关系彻底摧毁，把对方推开，甚至变成曾经伤害过自己的那个样子。这种想象太可怕，所以他们选择在冲突发生之前就撤退。但压抑并不会让力量消失。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没有表达出来的委屈、没有还回去的伤害，会逐渐转向内部。它们变成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莫名的疲惫和焦虑，或者在忍无可忍时以更失控的方式爆发。打破这个循环，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句“你要学会表达”。真正有效的是矫正性的情感体验：他需要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关系里，反复验证“冲突不等于被抛弃”“愤怒不等于毁灭”“拒绝不等于被惩罚”。这段关系或这个人，要能接住他的攻击性，而不报复、不羞辱、不离开。最终，冲突会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生死之战，而是两个独立的人在边界处相遇。一个人能容纳冲突，才能真正靠近另一个人；否则所谓的关系，不过是他不断让渡自我换来的脆弱平静。当他允许自己的攻击性以语言和边界的方式存在，那股原本被体验为毁灭的力量，才会转化为保护自己的力量。到那时，他不再需要用回避来求生，因为他终于相信：即使冲突发生，自己也不会被毁灭，关系也未必会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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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削感使人相信，自身的耗竭是客体造成的。
被剥削感来自于早期被剥削的关系模式啊，比如早期的亲密关系或者原生家庭。个体处在一种付出、迎合、讨好的位置上，但是却从未得到过认可和理解。长期处在这种关系中，就会形成被剥削的关系模式。在之后的关系中，就会不受控制的活现这种体验。于是，一种被剥削感就会使他相信，他自身的耗竭是因为别人花了他的钱。他会很难把握好关系的尺度，要么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让别人变得耗竭；要么觉得自己被占了便宜，因此变得耗竭。于是，他会把一切关系都体验成一种“谁消耗谁”的零和交易。在这种框架里，付出不是分享，而是被索取；接受不是被爱，而是欠债。他很难想象一段关系可以既亲密又不耗竭，因为在他的早年经验中，亲密本身就意味着要交出一部分自己去喂养一个不会回应的客体。成年后，他可能表面上很慷慨，心里却一直在记账。每一次给予都在等待回报，一旦回报没有如期出现，他就会立刻感到被欺骗、被掏空，并更确信自己又被剥削了。与此同时，他又会被那些习惯索取、需要照顾的人吸引。因为那种“我付出—你索取”的关系虽然痛苦，却能让他感到自己有用、被需要，暂时掩盖他对依赖和索取的羞耻。于是他一边付出一边怨恨，一边迎合一边疏远。他的给予里带着隐性的攻击：“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不该让我失望。”这种攻击让接收者沉重、内疚，甚至真的开始索取更多或逃避。可当他委屈到极点时，又可能突然反转，从过度付出变成冷漠索取，试图用“现在该轮到我了”来补偿自己。但这种索取往往带着愤怒和试探，让对方感到被压迫、被亏欠。他很快又会觉得自己“占了别人便宜”，被内疚淹没，再次回到过度付出的位置上。这样，他就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来回摆荡，始终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他的被剥削感虽然真实，却并不等于现实中的被剥削。很多时候，是他先把自己放在“必须付出、不能拒绝、不能索取”的位置上，然后把对方投射为那个“花他钱”的迫害者。他不断重复这个模式，是因为这比面对更深的问题更容易。于是他宁愿留在熟悉的受害者位置上，也不愿面对关系中的互惠与不确定。只有当他能在关系中既保留自己也允许对方存在，既敢说不也能接受，既不过度负责也不过度防御，他才可能发现，健康的关系不是一方耗竭一方受益，而是两个人都可以表达需要，也都可以承受拒绝。到那时，被剥削感才不再是他理解关系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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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作为心理防御，是为了在心理上管理恐惧。
置换本身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防御，它的作用是把某种难以承受的、弥漫性的恐惧或创伤，转移到一个更具体、更可辨认的对象上，从而在幻想层面获得一种“可以被管理”的感觉。真正令人无法承受的，可能是对疾病、死亡、身体、依赖与欲望的深层焦虑。这些东西太模糊、太侵入、太接近存在核心，很难处理。于是心理把它们置换到了一些更具体的事物上。如果你莫名其妙的害怕什么东西，你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为了方便在心理上去管理这个恐惧。也就是说，那个让你“莫名其妙”害怕的具体对象，并不是恐惧的真正来源，而是你的心理为深层焦虑找到的一个容器、一个代表、一个可以被抓住的形状。深层的恐惧它没有边界，它像雾一样弥漫，说不清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一旦恐惧被置换到某个具体对象上，它就有了名字、位置和范围。你可以说“我怕蜘蛛”“我怕密闭空间”“我怕脏”“我怕某种食物”。这本身就带来一种心理上的锚点：原来那团无法命名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敌人。更关键的是，具体对象让恐惧变得“可操作”。面对死亡、失控、依赖、欲望这些存在性的焦虑，你几乎无法做任何事，因为它们太抽象、太根本。但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你可以避开它、检查它、清洗它、反复求证、制定规则。但置换也有代价。因为那个具体对象承载了本来不属于它的巨大情绪重量，它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触碰。人开始围绕它建立越来越多的规则，生活的范围也会随之缩小。而且置换往往会扩散：一个怕细菌的人，最初可能只是怕脏，后来开始怕别人碰过的东西、怕化学物品、怕公共场合。表面上看是在管理恐惧，实际上却越来越被恐惧管理。因此，理解这种恐惧时，不要只问“这个东西有什么可怕”，而要问：“如果我不怕这个东西，我可能需要面对什么？”那个答案往往更靠近核心：可能是对死亡和身体衰败的无助感，可能是对依赖某人的羞耻，可能是对自己攻击性或欲望的恐惧。置换让我们不必直接面对这些，但它也把恐惧冻结在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真正的松动，不是拼命和那个具体对象搏斗，而是让深层焦虑能够被说出、被听见、被理解。当那些原本无法命名的恐惧可以在语言和关系中被容纳时，它就不再只能通过置换来具象化。那个具体对象也会慢慢恢复为普通事物，而不再是一个被过度加载意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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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分离，我们得以思考、创造以及构成自身。
也就是说分离促成了分化，分化就是个体能够独自使用某些功能。我可以去生活，去学习，去理解以及去创造。我们对分离的回应方式，构成了我们的主体性。每当我们从一段关系、一个角色、一种旧的自我理解中退出，我们就重新进入那个必须独自承担自身的位置。这个位置最初常常是焦虑的，因为融合虽然限制了自由，却也提供了熟悉的安全感。但正是在这种焦虑中，个体才被迫去区分：把我的感受与他人的期待分开，把过去与现在分开，把被给予的身份与自身选择的价值分开。这种区分，就是思考、理解和创造得以发生的前提。因此，分离最初带来的焦虑，并不只是需要消除的不适，而是区分已经开始的征兆。正是在焦虑的迫使下，我们不得不把感受从他人期待中摘出来，把记忆从当下中摘出来，把自己从那些曾经熟悉却不再适用的身份中摘出来。这个“摘出来”的动作，就是最初的主体性实践：它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并不是那些粘连在一起的关系本身，而是一个能够在关系之外作出判断、加以选择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思考才得以发生。思考不是对已有答案的复述，而是从融合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的第一次发言；理解也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把混沌的经验重新组织为可辨认的秩序；创造则更进一步，它把分离后散落的碎片重新拼合成属于自己的形式。每一次命名、每一次拒绝、每一次承担后果，都是这种创造的完成。然而，分离并不通向封闭。恰恰相反，只有当一个主体能够承受独处而不被焦虑吞没，能够为自己的边界负责，他才可能真正与他人相遇。因为那时的关系不再是为了填补空缺，也不再是为了逃避选择，而是两个已经分化的个体在各自承担自身之后，自愿走向彼此。在这种相遇中，差异不再被体验为威胁，而成为新的理解与创造的可能。爱、友谊与合作，都需要这种由分离所预备的距离：它不是隔阂，而是让两个主体得以同时存在的空间。所以，主体性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一种在反复分离中不断更新的能力。我们一生都在退出：退出童年，退出某种身份，退出他人的期待，退出那个曾经以为非如此不可的自己。每一次退出都会带来短暂的失控，但也正是在失控中，我们被迫重新学习站立。最终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通过消除孤独来成为自己，而是通过承担孤独，并把它转化为思考、理解与创造，才真正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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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总是很焦虑，那么焦虑就是你的主体。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没有人喜欢把焦虑当作主体。所以人们听到这句话之后就会思考：如果我的主体不是焦虑，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很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是回答“我的主体是什么”就简单多了。首先我们可以把需求作为主体，我是一个有需求的人，这个需求就是主体。那么我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需求展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把需求作为主体，但是需求的对象不是主体。我们可以需要一部手机，这个需要是主体，这个手机不是主体。其次我们可以把内心引领性的部分当作主体。这个引领性的部分，就是在你成长经历中，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决定并试图把你带到某个位置的力量。需要特别指出，这个引领性的力量是内在的力量。它不可避免的受到重要他人的期望和引导的影响，但是最终指向的是成为你自己的力量。引领性的力量不像需求那么简单明了，有时候你还要区分这是别人希望你这么做的，还是你自己真心想要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主体当作认识活动和创造活动。这意味着主体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持续的行动。焦虑之所以能成为主体，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你停止了对它的认识，也停止了在它之外创造新的可能。你只是围着它反复担忧、反复确认、反复回避，于是焦虑从一种感受变成了你全部生活的组织中心。如果把主体理解为认识活动，焦虑就必须被放回对象的位置。你就不再完全等同于焦虑，而是站到了焦虑的旁边，成为一个旁观者、命名者、理解者。对象可以被观察、分析和重新解释，主体则在做这些事。如果把主体理解为创造活动，你就不只是在焦虑推动下被动反应，而是在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安排生活。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决定、一次不同的回应、一个新的尝试，都在证明你不是焦虑的奴隶，而是一个正在处理焦虑的人。创造活动可以把需求、引领性力量和焦虑放在一起重新组织：需求被认识后成为行动的依据，引领性力量被澄清后成为方向，焦虑被理解后成为信号。它们都不再是主体，而是主体可以调用的材料。因此，焦虑不必被消灭，只需要被降级——从主人变成客人，从组织者变成被组织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谁”仍然不好回答，但你至少不再被焦虑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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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穷尽对客体的理解，背后是对他者性的焦虑。
有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在关系中总是试图搞明白对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么自己心里面去猜想，要么就去问对方。哪怕对方做出了一些澄清，仍然不受控制的追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他背后，实际上是对他者性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核心，是难以忍受对方身上有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部分。他者性，说白了就是：对方是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人，他有一些东西不由你定义，也不完全向你敞开。一旦他的话里有一点模糊、一点沉默、一点和你预期不一样的地方，就会立刻激活一种不安：他是不是在拒绝我？他是不是在隐瞒什么？他是不是要离开我？于是不断追问、反复分析、要求澄清，表面上看是为了“好好沟通”，实际上是想把对方重新拉回自己能够预测的框架里，把那个陌生的“他者”变成“我能懂的人”。可问题是，一个人之所以是另一个人，恰恰在于他总有你无法穷尽的部分。你越想通过追问把他搞清楚，他就越容易感到被审讯、被侵入，于是可能收缩、敷衍、沉默，或者只说你想听的。而他的沉默和回避，又会被你解读成新的危险信号，于是更焦虑、更追问。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因为不能忍受不确定而去追问，追问反而制造出更大的不确定。所以，真正能让人松下来的，不是找到一个永远清晰、永远愿意解释、永远没有模糊地带的对方，而是练习与“不知道”共处。承认对方可以有你不懂的部分，承认关系里存在一时无法消化的模糊，承认他者永远有不可化约的异质性。能耐受这种不确定，对方才不必每句话都自证，你也不必每句话都要进行破译。说到底，这种焦虑常常背后是一种融合的渴望：如果我不能完全懂你，我就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一体的；如果你有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我就觉得你随时会变成陌生人。但健康的关系不是两个人合并成一个人，而是两个有边界的人可以靠近，同时保留彼此的他者性。恰恰是允许对方有你不能穷尽的部分，关系才不必靠“完全搞懂”来维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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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变少了，个人的价值感就会被削弱。
因为你创造的东西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了，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了。许多人开始内耗、反思，抱怨自己没有价值。实际上是社会总需求变少了，而社会总需求变少背后的原因是社会总财富变少了。我们不是要讨论社会学，而是提供一个看待自身价值的视角啊。每个人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环境深刻的影响着你的价值。这个视角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挫败感，一个是怀才不遇。前者几乎彻底否定了自身的价值，而后者则否定了市场需求。所以，顺着这个视角继续往下看，价值感并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确定的东西。它更像是你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匹配度”。环境需要你、愿意为你的创造买单，你的价值就会被兑现；环境不需要你，你的能力可能并没有消失，但暂时无法通过交换体现出来。社会总财富变少，意味着整个市场的购买力在收缩，个人被认可的概率和价格都会普遍下降。这不是你突然变差了，而是整个交换系统变紧了。看不到这一点，人很容易把系统性的收缩误判成个人性的失败。这个视角首先能化解挫败感。挫败感把一个阶段性的、环境性的结果，上升成了对你这个人的终审判决。市场不认可你，你立刻得出结论：“我没有价值。”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当前提供的东西，在这个环境、这个阶段里，暂时得不到足够的兑现。” 社会总需求变少的时候，匹配失败的概率会大幅增加，因为买单的人变少了，需求变窄了。把环境的变化全部归到自己身上，是最容易让人崩溃的归因错误。这个视角也能化解怀才不遇。怀才不遇的人常常觉得：“我有才，是市场不识货。”但市场不是一个公平的裁判，它更像是一个由无数需求组成的匹配系统。它不认你的辛苦，也不认你自认为的优秀，它只认你能否解决它当下的问题。如果你的才能没有转化成市场愿意付费的解决方案，或者你的表达方式、渠道、形式没有触达需要它的人，那么这种“才能”在市场上就还没有成为有效价值。所以，不要急着问“我到底有没有价值”，而要问“我和现在的环境之间，还能不能重新建立匹配”。这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念头，念头对了你才不会在挫败感里自我攻击，也不会在怀才不遇里怨恨市场。价值感不是靠自我攻击骂出来的，也不是靠自我安慰喊出来的，它是在你与环境的真实交换中，一点一点重新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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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关系背后的动力，是害怕让客体感到耗竭。
回避型依恋是怎么来的啊，就是在他小时候，养育者的精神状态让他感到耗竭。就是说，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存在，让父母很操劳、很劳心劳力，结果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麻烦，总是会给人带来麻烦，同时让别人感到耗竭。因此，他长大后在关系里最难承受的，不是冲突，不是分离，而是‘对方为自己付出’。别人对他好，他第一反应不是温暖，而是压力。他会想：他是不是很累？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我该拿什么还？一旦发现自己开始依赖某个人，或者对方表现出为他操心、牺牲，他就会启动警报：我在消耗他。于是他开始后退：不主动发消息，不表达情绪，不提出需要，甚至连生病、难过都藏起来。在亲密关系里，他常常扮演那个情绪稳定、不吵不闹、不需要被照顾的人。但这不是成熟，而是恐惧。恐惧一旦让对方看见自己的需要，对方就会像当年的父母一样，露出疲惫、厌烦、不堪重负的表情。所以他提前把需要阉割掉，把距离拉开。越喜欢一个人，他反而越冷淡；越想要被抱住，他越会说‘没事’。因为在他心里，亲密不是滋养，而是剥夺；靠近不是分享，而是索取。而索取，是会耗竭别人的。可问题在于，关系中的另一方感受到的，往往不是‘他不想耗竭我’，而是‘他不需要我、他不爱我、他把我推开’。这种被推开的感觉会让对方不断试图靠近、追问、付出更多，而这又进一步激活他的恐惧，让他逃得更远。于是形成恶性循环：他因害怕耗竭对方而回避，对方因被回避而焦虑/耗竭，他再因对方的耗竭而更加确认自己是个负担。最终，那个‘我会让人很累’的预言，在关系中一次次被实现。要打破这个循环，不是逼自己立刻去依赖，而是先看见：当年那个觉得自己是麻烦的孩子，其实只是需要被好好对待。他的存在本身并不是负担，真正耗竭的，是那个无法承接他的环境，而不是他。那个小时候因为父母精神状态而不敢有需要的孩子，一直躲在他成年后的独立外壳里，等着有人告诉他：你的存在不是负担，你的需要也不会毁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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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迫不及待的评判，本质是为了维护他的认识。
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句错误的表述嘛，因为这句话把自我的主体性等同于认识了。实际上自我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我们说笛卡尔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他都有这样的思考，说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所以啊，相比于去行动、去创造、去实践来说，如果一个人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彰显自我的存在，那么人们就会迫不及待的去评判身边的人和事。他们努力维护自己的认识，就是在找自己的存在感啊。这种存在感来得太容易，也太虚无了。你想想，一个人为什么“迫不及待”？因为他的自我没有一个扎实的根基，只能靠不断评判来确认。评判这件事，不需要成本，不需要负责，不需要兑现。你只要张张嘴，就能把自己放到裁判的位置上，好像世界都得经过你的认识才算数。可越便宜的存在感，越撑不起一个真实的人。因为认识本身不是存在。你脑子里想得再对、再深刻，只要它不进入实践，不改变任何现实，它就只是你私人的心理活动。别人看不见，社会不承认，历史不记录。你靠评判别人获得的那点“我比你看得透”的满足感，撑不起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是在社会关系中被确认的——你做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帮助了谁，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些才会留下痕迹，才会让别人需要你、记住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你忙着评判，就是在解释的世界里打转，而且是用一种最廉价的方式打转。所以那些越是喜欢评判别人的人，往往越害怕行动。因为行动会失败，创造会露怯，实践要付出代价。评判多安全啊，站在岸上指点江山，永远不用下水，也永远学不会游泳。但这也意味着他永远无法真正证明自己。他越评判，越暴露自己的空洞；越维护认识，越说明他除了认识一无所有。别人一旦不同意他的认识，他就急了，因为他最后的遮羞布被扯下来了。真正的存在感，从来不靠嘴皮子。你去写一篇文章，做一件事，学一门手艺，哪怕很笨拙，都是在把自己放进世界里，和世界发生真实的碰撞。碰撞会疼，会失败，但也会成长，会留下东西。那时候你不需要急着评判别人，因为你的行动已经在说话了。所以啊，与其在评判里找存在，不如在创造里成为自我。别再拿“我思故我在”当借口了——思考本身没问题，但把思考当成存在本身，就会变成空转。真正让人站住的，是知行合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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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意识到在任何时刻，被嫉妒所淹没的程度。
我们身边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说话尖酸刻薄、阴阳怪气，让人听上去会很不舒服啊。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意识到在任何时刻，被嫉妒所淹没的程度。你听到后会觉得莫名其妙啊，不知道对方的愤怒和不满是从哪里来的。嫉妒在个体内心体验为你有我没有，并且你不给我用的心理。并且延伸出三种冲动，抢过来、占有它以及毁掉它。抢过来就是你有我没有，抢过来之后我就拥有了。占有它就是，我没办法抢过来的东西，我要控制它、利用它和剥削它。毁掉它就是我既没办法抢过来，也没办法控制它，就只有毁掉它了。他们之所以会说话尖酸刻薄、阴阳怪气，往往就是因为内心正被那“毁掉它”的冲动所支配。可他们自己对此毫无觉察——意识不到此刻的敌意并非来自你的冒犯，而是来自他自己心里的嫉妒。当你展现出某种他们想要却无法获得的东西时，“抢过来”和“占有它”都宣告失败，嫉妒便只能走最后一条路：毁掉。他们没办法把你的东西夺走，也没办法控制你、利用你，于是潜意识里的攻击欲望便会伪装成“评判”，从嘴里冒出来。他们会下意识地贬低你拥有的东西，否定你的能力，讽刺你的选择，甚至质疑你的动机。因为在精神上把它毁掉，让那东西显得不值一提，甚至让你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就能暂时缓解那种“你有我没有”的痛苦。可笑又可悲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嫉妒。他们真实感受到的只有一种无明火般的愤怒和厌恶，还会给这种情绪找到各种合理的解释。于是，一场由嫉妒发动的内在战争，变成了看上去像是由你挑起的冲突。你毫无准备，只是正常地存在着、分享着、表达着，就莫名其妙承受了对方全部的恶意。你越无辜，他们越愤怒，因为你的无辜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在你那里如此理所当然，而这恰恰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更要命的是，这种“无法意识到在任何时刻，被嫉妒所淹没的程度”会让他们永远困在毁掉的循环里。每毁掉一次，只能换得片刻的安宁，过后空虚卷土重来，他们便需要寻找下一个目标继续毁掉。所以他们说话永远刻薄，永远在阴阳怪气，因为他们只要一停下来，就要面对那个不愿承认的事实——自己的一切攻击，都源于深深的“不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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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所产生的幻想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做些什么。
我们与生俱来的三种心理倾向，包括被动、顺从和依赖。每一种都会伴随着对客体的幻想，其中被动性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做些什么。很多人都会经历叛逆期啊，叛逆期实际上不是对父母的叛逆，而是对自身的被动性的叛逆。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张力，永远不会消失，因为矛盾永远存在。我们的存在，实际上强烈的依赖给定的部分。所谓给定的部分，就是别人给自己的、世界给自己的、命运给自己的。被动性决定了，我们可以接受给定的部分，同时幻想着命运可能给定的部分。正是这种对“命运可能给定的部分”的幻想，让被动性披上了一层充满诱惑的外衣。我们安静地等待着，相信只要足够有耐心，世界终会将那份应得的奖赏递到我们手中。被动性的核心幻想，就是把自身安置在一种纯粹的期待里——希望被看见、被选中、被拯救，希望有一双手替自己解开人生的难题。然而，这种幻想几乎注定要落空。因为客体从来不是全能的供应者，别人、世界、命运都有它们自身的轨迹。当等待一再落空，被动性常常滑向顺从。顺从所带来的幻想是：只要我按照你期待的样式去生活，你就会给我我想要的。这里的你包括了重要客体，也包括了对命运最朴素的信仰。如果说被动是等着别人给，顺从是迎合他人期待让别人给，那么依赖则是预先假设别人会给，且必须给。依赖的幻想在于：我可以不必拥有独立的力量，因为你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可以不必面对自由带来的焦虑，因为你会替我承担选择的责任。依赖将自身的存在寄生在客体之上，幻想这个客体永不离开、永不枯竭。而当客体一旦表现出脆弱、疏离或者不符合期待时，依赖的幻想便会引发巨大的愤怒和被背叛感——因为这不仅仅是失去了某个人，更是整个幻想结构的坍塌。由此看来，被动、顺从、依赖这三种心理倾向，共享着同一个原型幻想：一种对“他者全能与全善”的执念。它们都试图绕开一个根本的真相——我们是自己生命的最终责任人。真正的主动性，是在承认自己深切依赖“给定的部分”这一事实上，仍然愿意伸出手去，把那些给定的东西接过来，并把它变成某种属于自己的回答。给定的部分，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天赋、我们被赋予的时代，甚至那些无缘无故降临的幸与不幸。被动性让我们可以坦然接受这些，可主动性要求我们在此之上展开我们的生命进程。当一个人不再仅仅去幻想，转而去追问“我能够用命运给予我的这些东西做些什么”的时候，一种成熟的主动性便诞生了。那是一种包含着容纳与担当的行动——它仍然感受到自身的被动性，仍然感受得到对顺从和依赖的眷恋，但它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一半是等待，另一半则是迎着等待的虚空，率先发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