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亚太合作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倡导各方推动建设和衷共济、开放融通、开拓创新、包容发展的亚太共同体。这一重要主张,阐明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丰富内涵,明确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前进方向。
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达成《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深圳展望》。这是APEC“中国年”最重要的成果,也是APEC合作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在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信心、勇毅前行,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共同繁荣。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则提出:建设亚太共同体,要坚持和衷共济;建设亚太共同体,要坚持开放融通;建设亚太共同体,要坚持开拓创新;建设亚太共同体,要坚持包容发展。讲话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主线,为“亚太共同体”这一长期愿景注入行动逻辑,明确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回答靠什么支撑,并以中国行动为架构提供支点。
放在亚太合作的历史坐标中看,APEC“中国年”赋予了亚太共同体新的分量,将这一被谈论了数十年的愿景,转化为可操作、可支撑的行动框架。亚太共同体建设由此从蓝图走向现实。
共同体建设走到关键节点
“亚太共同体”根植于亚太合作的长期实践。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作出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判断。此后十余年,这一理念在历次APEC会议上持续深化。2020年,《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明确将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确立为2040年的共同目标。
理念能够沉淀为共识,根本原因在于亚太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APEC成员经济体以近全球40%的人口创造了超出六成的全球经济总量,当各经济体的增长逻辑已经深度嵌合,“共同体”就会成为共同理想。
现实紧迫性来自亚太合作环境的变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产供链被人为扰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遭遇逆风。习近平主席在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把当前处境概括为一组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世界怎么了?亚太怎么办?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分化,变革还是守旧?”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已经足够深,但支撑这种交融的机制架构未能同步跟上,缺乏执行架构的愿景难以自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站在亚太合作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倡导各方推动建设和衷共济、开放融通、开拓创新、包容发展的亚太共同体。这一重要主张,阐明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丰富内涵,明确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前进方向。
“四梁八柱”撑起共同体
方向需要架构来承载。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集思广益、汇聚合力,携手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经贸支柱解决规则整合问题。今年是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会议通过《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议程的声明》,重申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为亚太自贸区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联通支柱解决物理与制度的双重连接。会议达成APEC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覆盖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互联互通、政策监管合作和人员往来便利化,并签署智慧海关、智慧旅游、商旅便利化等合作文件。互联互通从硬件层面向规则和人员层面延伸,一体化红利才能真正下沉。
创新支柱解决增长动能的共享。会议达成《APEC关于新兴技术促进就业和繁荣的声明》,就人工智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共识,体现“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取向。
发展支柱解决共同体的民意基础。中方推出的一批促发展、惠民生务实举措,覆盖交通运输、公共卫生、能源、粮食安全、人力资源、反腐败等领域,使亚太共同体不只是经济一体化工程,而是以“人”为尺度的区域治理安排。
这四根支柱并不是简单的并列清单。经贸提供规则基础,联通提供流通通道,创新提供增长引擎,发展提供民意支撑,彼此之间是相互锁定的。
多项成果让架构开始承重
架构是否有效,要看它能否产出可检验的成果。APEC“中国年”全年举办321场会议和活动,各场专业部长会议达成10余份重要成果,各领域会议和活动共计75项主要成果。其中经贸领域达成近50项务实成果,围绕贸易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方向累计达成25项合作成果,占经贸成果的“半壁江山”。这些成果涉及领域广、含金量足,与“四梁八柱”的支柱设计形成对应的是贸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财金、粮食安全、中小企业、妇女发展等多条主线并行推进。成果不是原则重申,而是可执行、可追踪的制度安排,《苏州声明》凝聚区域经济一体化共识,《成都声明》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共同体建设,《南京声明》聚焦“投资于人”,《深圳倡议》则把工商界纳入共建进程。
习近平主席还在讲话中宣布了中方支持亚太合作的最新举措:提供2000万美元资助开展APEC务实合作;在深圳设立亚太共同体研究中心,开展政策研究和交流;在数字技术、数据跨境流动、清洁能源、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设立合作机构。这些安排为亚太共同体提供持续运转的研究能力、协调渠道和合作载体。
中国为架构建设提供支点
理解中国在亚太共同体中的角色,需要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成为13个APEC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2026年前三季度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24.07万亿元,超过中国进出口总值的60.3%。从2001年上海会议时主要是规则适应者,到2014年北京会议时开始主动参与议程设置,再到此次主场外交进一步前移为架构建设者,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演进有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从接受框架,到参与框架,再到为亚太合作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中国角色作出明确界定,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先行者。“倡导者”体现在理念的持续供给上。从2013年巴厘岛提出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此次讲话系统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亚太共同体、怎样建设亚太共同体,中国始终是这一方向的引领力量。“推动者”体现在议程的实质性推进上,以主场外交将“四梁八柱”确立为领导人会议的共识性架构。“先行者”体现在以自身开放为区域注入确定性上,以具体的合作机构和资助安排为共同体提供可运转的支点。
亚太共同体建设真正考验各方的,不是能不能提出愿景,而是能否把方向转化为架构,把架构转化为成果,再把成果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改变。在变局中,中国选择做区域合作的架构建设者,一个愿意为区域合作搭建架构、并以具体成果兑现承诺的国家,本身就是亚太确定性的一部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