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户登记表签完字的那天下午,父亲没有叫我,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发消息。我是从弟弟发在家族群里的照片上看到的——三本崭新的不动产权证摊在老家那张掉了漆的红木茶几上,边上放着一瓶茅台,几碟花生米。群里一片热闹,三姑六婆都在夸父亲偏心偏得明明白白,夸弟弟有出息,以后这三条街的交界处,就是弟弟的地盘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足足五分钟,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平静的脸。我没有在群里说话,只是把那张图存了下来,顺手关掉了朋友圈的提醒。

很多人大概想不通,一个在体制内混得还算体面、甚至刚通过层层选拔调进省纪委的女儿,怎么会连三间铺面都争不过一个整天吊儿郎当、连正经工作都没干满一年的弟弟?甚至连我瞒着家里考进省纪委这件事,父亲知道了之后,第一反应也不是骄傲,而是皱着眉问我:“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吃力不讨好,以后家里有点什么事,你还能帮上忙吗?”

这句话,其实早就把父亲的心思摊开在了阳光下。

我从小到大,在家里就是那个最省心、也最“没存在感”的孩子。父亲年轻时在县城跑运输,后来攒下点本钱,咬牙买下了老城农贸市场旁边这三间临街铺面。那时候铺面还不值钱,一间月租才几百块,父亲每天骑着三轮车去收租,回来就坐在院子里算账,手指头沾着印泥,把每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上小学时,父亲经常带我去铺面那边。那时候铺面租给一个卖五金杂货的老板,老板娘每次见我过去,都会抓一把水果糖塞进我兜里。父亲在旁边看着,笑呵呵地说:“别惯着她,这丫头嘴馋,以后家里这点东西,可不是她的。”

我当时年纪小,听不懂这话里的深意,只当是父亲随口开的玩笑。后来上了初中、高中,我成绩一直不错,每次考了年级前几名,拿着奖状回家,父亲看一眼,点点头:“行,好好念,女孩子家,有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强。”

弟弟比我小六岁,从我记事起,父亲对他的态度就和我完全不同。我小时候生病发烧,母亲半夜背着我去医院,父亲在家里守着弟弟怕他踢被子;我中考那年,家里为了省钱,我住校吃食堂,弟弟却天天吃着父亲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排骨。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母亲:“妈,为什么爸总觉得弟弟什么都好,我考第一他都没笑过?”

母亲正在择菜,手顿了一下,低声说:“你爸就这么个脾气,重男轻女刻在骨子里了。”

那时候我心里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但很快就被繁重的学业冲淡了。我想着,既然家里指望不上,那我就靠自己。

大学我选了法学,后来又考了公务员,先在基层乡镇待了三年,天天跟家长里短、村务账目打交道。那三年我晒得黑瘦,跑遍了辖区十几个村子,见过太多鸡毛蒜皮的算计,也见过太多真正老实本分的人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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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省纪委面向基层公开遴选工作人员。报名那天,我犹豫了很久。遴选考试竞争极度激烈,笔试、面试、政审、考察,一关比一关难,而且一旦调进省纪委,工作强度和纪律要求都高得惊人,意味着以后很难再像在乡镇那样兼顾家里。

我没有跟父亲说,甚至连母亲都没细说,只提了一句“最近在准备一个单位内部的考试”。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伏案看书、背法规、练案例分析。遴选笔试成绩出来那天,我是报考岗位的第一名。紧接着是面试、体检和组织考察。考察组去单位走访时,我特意叮嘱了领导和同事,暂时先别往外传,等正式调令下来再说。

调令下来是在今年开春。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省城报到前,回了一趟老家。

那天正好赶上集市,老城那条街上人来人往。我提着水果进家门时,父亲正坐在堂屋里喝茶,弟弟翘着二郎腿刷手机,茶几上放着一份房产中介的宣传单,上面印着“商铺评估与过户流程”。

见我回来,父亲放下茶杯,瞥了我一眼:“回来了?正好,下个月我就去房管局,把这三间铺面过户给你弟。你既然调去省城了——听说你那个什么遴选考上了?在省里哪个部门啊?”

我顿了顿,说:“省纪委。”

堂屋里安静了两秒。

弟弟抬起头,嗤笑了一声:“省纪委?听着挺不错的,但是有什么用呢?收入还不是就那点,还不如我这几间铺面实在,以后躺着收租就行。”

父亲皱起眉头,脸上没有半点喜色,反而沉下脸来:“纪委那地方,规矩大得很,以后少掺和家里的事。铺面过户给你弟,是我早就定好的,你别回来瞎搅和,也别在你弟面前摆什么架子。”

我看着父亲那张被岁月刻出深纹的脸,突然觉得有些陌生。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优秀、足够懂事,总有一天能换来他哪怕一点点的认可和偏爱。可到了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无论我往另一端加上多少砝码,都很难撼动分毫。

“我没有意见。”我说,“铺面本来就是爸你辛苦挣来的,你想给谁,是你的自由。”

父亲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行,你明白就好。在省城好好干,别给人惹麻烦,也别指望家里能补贴你什么。”

我没再多说什么,当天下午就坐车回了省城。

去省纪委报到后,生活节奏一下子快了起来。这里没有那么多闲言碎语,每一份卷宗、每一次谈话、每一条线索都讲究证据和程序。我被分在审查调查相关的部门,跟着前辈们办案,经常一忙就是连轴转,吃饭靠食堂,休息靠沙发。

起初我还担心自己能不能适应,但很快就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找到了节奏。尤其是看到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干部因为贪腐、滥用职权栽跟头,看到一些基层群众因为利益受损而奔走无门,我心里对这份职业多了几分敬畏。

大概是报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整理一份信访线索材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来电显示是“爸”。

我接起电话,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局促,跟平时那种理直气壮的语气完全不一样:“喂,你在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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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忙完手头这点活,怎么了,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才传来父亲的声音:“你弟……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