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底,南京黄埔路国防部兵棋室里,一场作战会议开得气氛微妙。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把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从武汉请了过来,打算把徐州和华中两个战区的指挥权一并交到他手上。
白崇禧在会议第一天表现得相当配合,满口答应了统一指挥的安排,甚至主动提议把自己的桂系精锐第三兵团也调上去。可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再开会的时候,他忽然变了一副面孔,坚决不肯接这个差事,当天就飞回了武汉。
蒋介石在电话里发了火,摔了话筒,但白崇禧就是不回头。这件事后来被反复解读:一个被公认为国民党军中最能打的人,在决战前夜拒绝上阵,到底是怯战,是算计,还是看到了某种旁人看不到的东西。
白崇禧的军事能力,放在国民党军的将领序列里,确实排在最前面。他早年有“小诸葛”的名号,抗战期间提出过“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思路,跟持久战的框架有相通之处,日本军方在档案里也把他标注为难对付的人物。
到了内战时期,最能说明他分量的是1947年冬天在大别山的那段经历。刘伯承带着十几个纵队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蒋介石派去“围剿”的正是白崇禧。
他动用的手段相当系统:空中用侦察机监控,地面以桂系擅长山地作战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进行穿插分割,江面上派炮艇封锁补给线,还推行“五家联保”,规定百姓存粮超过三天的用量就算“资敌”。
这套打法把刘邓大军逼到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到1948年初部队减员严重,粮食极度匮乏。毛主席后来评价白崇禧是“全中国最狡猾的军阀”,这话是对着林彪说的,分量不轻。
粟裕跟白崇禧也交过手。豫东战役期间,粟裕围歼区寿年兵团,白崇禧在周边策应,虽然没能改变战役结局,但他的部队行动的组织程度和桂系部队的战斗力,让华野方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桂系部队“打起仗来像猴一样精”,擅长山地和复杂地形,退却时分散成小群快速脱离,这种打法让习惯于围歼大股敌军的解放军指挥员感到棘手。从纯军事角度看,在国民党军体系内,白崇禧确实是少数能在战役层面跟粟裕掰手腕的人。蒋介石最初想把他推上去,逻辑并不荒唐。
但军事能力是一回事,白崇禧肯不肯把这份能力用出来,是另一回事。
白崇禧的“反悔”不是一时冲动。他到南京之前,对徐蚌战场的形势只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到了之后才拿到具体情报。国防部的人给他汇报的时候,把徐州方面的劣势尽量往小了说,一个劲儿催他赶快去蚌埠上任。
白崇禧问了几个问题:主阵地的位置在哪里,工事强度怎么样,飞机场能不能守住。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能给出清楚的回答。
当天晚上,他从自己的幕僚那里拿到了更详细的情况: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把部队沿着陇海线和津浦线摆成了一个“死十字”,黄百韬的部队更是拉成了一条首尾不能相顾的“长蛇”,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已经集中了优势兵力,重新部署的时间窗口已经关上了。用白崇禧自己的判断来说,当时的局面是“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接手指挥,意味着什么,白崇禧算得很清楚。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1948年春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挪开,打发到武汉当华中“剿总”司令,还特意把徐州和华中拆成两个互不统属的战区,让刘峙守着徐州,用来牵制白崇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蒋介石忽然要把两个战区的指挥权都交给他,白崇禧不可能不琢磨:这到底是信任,还是让他去背一口注定要砸的锅。当时国防部内部就有人推测,白崇禧怕的是蒋介石设一个圈套,等到会战失败的时候把责任全部推到他头上。
白先勇后来在书里说,他父亲这个决定“可能是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这话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当然带着立场,但放在当时的局面里,并非全无道理。
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只是蒋桂之间那笔烂账在淮海战役期间露出来的一截。这笔账的根子扎得更深。蒋介石让白崇禧指挥两个战区,表面上看是“统一指挥”,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打算真正把徐州的部队交出去。
白崇禧如果接了指挥权,蒋介石的越级命令照样会绕过他直接下到兵团长那里,桂系的部队会在这种“统一指挥”的名义下被一块一块消耗掉,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则会在关键时刻“保存实力”。这种模式在北伐和抗战期间都反复出现过,白崇禧太熟悉了。
更大的背景是政治。1948年秋天,国民党内部的“逼宫”暗流已经在涌动。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的默契是清楚的:淮海这一仗如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打残,蒋在党内的地位就会动摇,李宗仁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就会上升。
白崇禧拒绝指挥,客观上起到了加速蒋介石嫡系消耗的作用。战役期间,蒋介石想把属于华中序列的宋希濂兵团调上去,白崇禧层层阻拦,宋希濂的部队还没到战场,淮海战役已经打完了。
黄维兵团倒是派出去了,十二万人从华中方向东开,结果在半路上被中原野战军围住,全军覆没。白崇禧后来在答辩里说,华中派出的增援兵力是“五个军一个整编师”,几乎全部牺牲,话里话外是在反驳“按兵不动”的指控,但增援的规模和时机,跟徐州战场实际需要的东西之间,差距是明显的。
蒋介石这边也有自己的算盘。他起用白崇禧,未必是真的信任白崇禧的指挥能力,更可能是看中了白崇禧在桂系中的分量,想用这个位子把桂系的部队拴在徐蚌战场上。但白崇禧不是那种会被一个头衔拴住的人,他看穿了这层用意,选择了走开。两个人都在算政治账,战场上的账就没人认真算了。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的失败,根子不在“白崇禧没有指挥”这一个点上。即便白崇禧接下了统一指挥权,他能改变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徐州“剿总”的部队在战役发起前的部署已经是一盘散沙,刘峙的指挥能力早在国民党内部被嘲笑为“一只猪看大门”。
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之后,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在救援过程中各怀心思,推进迟缓,这种嫡系部队之间的互不配合,不是换一个指挥官就能在一夜之间拧过来的。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再能打,数量也有限,在八十万对六十万的总体格局下,他能调动的资源不足以扭转整个战局。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士气,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普遍弥漫着一种“不知道为谁而战”的情绪。白崇禧在大别山“围剿”刘邓大军的时候,可以把手段用到极致,因为那时候他面对的是一支孤军深入的对手,他有明确的战役目标,桂系部队也有明确的利益驱动。
到了淮海战役,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的、士气正旺的解放军,而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跟他离心离德的统帅部。一个将领的军事才能在什么样的政治框架里发挥作用,决定了这种才能最终能兑现多少。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体系内是“天花板”级别的战役指挥者,但这个体系本身已经在从内部碎裂,天花板再高,也撑不住往下塌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