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不知道。不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连“大概哪天动手”都不知道。
这问题年年有人翻出来问,原因不难理解。
1936年的西安和陕北,关系实在太近了,近到外人一看就觉得这帮人肯定串通好了。
近到什么程度?4月9日晚上,周恩来在肤施(也就是延安)那座天主教堂里跟张学良谈了一整夜,谈到凌晨四点。
谈成的条款里写着:改组南京政府、取消“安内攘外”、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去说服傅作义、张学良已经跟新疆接上头。谈完张当场掏出两万块光洋加二十万法币给红军当经费,临走还把自己那套《申报》六十年纪念版大地图送了周恩来。
往后几个月交流更加的密切,刘鼎以秘书身份住进张学良公馆东楼,张管他叫助手,不叫客人。
红军穷到“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向张借十万,向宋庆龄借五万。双方还认真商量过“打通国际路线”,张甚至盘算过联苏联共、拉上十七路军、自成西北局面、跟蒋介石翻脸。
这么一层关系,你要说他们之间清清白白、只是点个头的关系,我也不太信。所以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有没有关系”,而在于“关系到哪一步”。关系好到能一起商量“将来怎么办”,跟好到能一起策划 “明天早上六点动手”,完全是两码事。
阴谋论手里真正能用的牌其实就三张,我们一张一张看。
第一张:11月30日那句“一二月内定有变动”。
刘鼎那天给中央的电报里写着,张学良说“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很多人把这句话视为铁证:你看,都说了“定有变动”。
但这话的前半段,讲的是另一件事。11月下旬绥远百灵庙那一仗打起来,张的判断是中日之间很可能闹大,东北军紧挨着绥远前线,没有理由不上。他的算盘是把部队拉到抗日前线去,剿共自然就停了。所以他要红军“设法牵延一二月”,等他腾挪。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当时在干什么。同一个11月,他在给中央通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王以哲各部的具体部署,连“12月10日各部应部署完毕” 这种日程都报了过来,让红军 “立即准备作战,马上部署定盐城防”。这明显是在准备应付围剿的语气,不像在准备发动政变。
他甚至一直以为围剿会照常进行下去。
谁料到,蒋介石12月4 日突然飞到西安,彻底打乱他的盘算。杨奎松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当时也是这么理解的,对这句“定有变动” 并没有太当回事。
第二张:12 月 7 日张学良急电中央,催叶剑英快来。
这条也常被当成 “通报计划” 的证据。确实,7 日张发了电报,说有重要事情相商,要求叶剑英赶快去西安。
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的反应。他们只看到 “有重要事情”,不知道是什么事。于是没让叶剑英立刻动身,让他等一等,和王稼祥一道走。王稼祥是因病要去苏联治伤的,12 月 5 日叶剑英自己发电说 8 日才从保安出发。如果双方在合谋一件五天后就要动手的兵变,中央会把唯一一个正式代表压在山沟里等一个病人?
再往前看一天。12 月 1 日张学良收到毛泽东 11 月 30 日的电报,得知叶剑英一周之后才能来西安,很可能要到 12 月中旬以后。他的回电是 “雨苍兄来甚欢迎”。这四个字平平淡淡,没有催促,没有焦虑。一个已经在心里排好了抓捕日程的人,会是这个口气?
第三张,也是最要命的一张:刘鼎。
刘鼎是中共驻西安的联络员,住在张公馆东楼,掌握着张那架波音飞机的使用权。这个人是中共在西安最好用的一双眼睛。可偏偏在这五天里,他瞎了。
原因说起来有点难堪。王明、康生先后两次致电中央,怀疑刘鼎出狱后的表现,坚持不该让他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中央虽然通过长期考察并不相信这个说法,终究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派叶剑英去做正式代表,让刘鼎此后“只负联络之责”。于是张学良一切大事只跟叶剑英谈,不跟刘鼎谈。
结果呢,12 月 7 日张决定动手之后,到 12 月 12 日,他一次也没找过刘鼎。
刘鼎那几天发了四五封电报,内容全是“蒋召集各军师长谈话”“蒋调部队来陕”“学生游行被张学良拦阻” 这类公开情报。一直到 12 月 11 日中午,他才第一次在电报里提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 “恐怖” 的味道。
当天夜里十二点过,张部署完抓蒋,才把决定告诉刘鼎,让他立刻通报中央。12 日凌晨两点多,报务员接通保安的电台,电报才发出去。发报的时候还碰上停电,全城戒严,刘鼎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口的电料行敲门买电池。
延安如果事先知情的话,会让自己的常驻代表在事变爆发前十个小时还在猜 “气氛不太对”?
电报到了保安之后,反应更能说明问题。
中央复电的第一件事,是要求张学良“证实来电的可靠性”。这是被砸懵了之后的反应,不是按预案执行的反应。
第二天,13 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应该公开表示拥护;他还说,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放了出来”。可同一场会上,有人提出“审蒋”“除蒋”,而且不是一两个人。主张和平解决、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的,张闻天是少数。会开到最后,连“中央要不要发表宣言”都当场定不下来。
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据说提前一个月参与策划的政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开会,为“杀不杀蒋介石”吵成一锅粥,连对外说话的稿子都写不出来。这像分赃,还是像救火?
还有一个方向:莫斯科。
事变之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社论,说张学良、杨虎城跟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说这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骂得相当难听。12 月 16 日季米特洛夫倒是发来电报,主张和平解决,可电码错乱,完全译不出来,中央只好要求重发。后来中共自己讲,和平解决的方针是 “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这里有个很朴素的道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去策划一场自己唯一的靠山公开骂成“日本阴谋”的政变。张学良想拉苏联,苏联恰恰最不希望在抗日之前跟日本全面开战,最不希望中国乱。这笔账,张自己也算过,而且算错了。
最后看动手的时间。
郭增恺的回忆里有一个细节:12 月 11 日中午,蒋介石那列专车的锅炉开始升火。张、杨以为蒋第二天就要走,于是“急不暇择地干起来”。
一场筹备了几个月的兵变,动手时间取决于一节火车头有没有点火。这个细节比任何档案都说明问题:这是被逼出来的,并非计划出来的。
至于“中央 12 月 10 日通报谈判有波折,刺激了张学良” 这个说法,也站不住。
张魁堂先生提出过这个解释,说中央 10 日电告张,国共谈判 “有了波折”,张觉得没指望了,于是动手。杨奎松查了那封电报的原件:那天通报的是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判的情况。前两次谈的确实是 “收编红军”,第三次恰恰相反,蒋介石已经重新同意了早期接触时的红军改编方案,分歧只剩红军人数。也就是说,电报的实际内容跟“谈崩了”正好相反。
连电报原文都没看准,就推出一个因果链,这在史学上是很危险的做法。蒋永敬先生也对 “一二月内定有变动” 提过商榷,认为那指的是绥远局面,不是预谋政变。抗日战争纪念网
那么张学良自己,想不想让中共知道?
想。但他不敢。
陕西地方志那套资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张学良、杨虎城曾想把举行兵谏的打算通知中共中央,但怕南京方面破译电报,贻误大事,因此在行动之前才告刘鼎发电。” 想通知,怕泄密,所以拖到最后一刻。
张自己的回忆也是那句 “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表述同样干脆:事变完全由张、杨商量决定,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
所以中共到底知道什么?
知道张学良对蒋介石已经绝望。知道张手里有“反蒋” 这个选项 ,杨奎松专门论证过,事变之前张一度准备联苏联共、自成局面、跟蒋翻脸、不惜动武,事变的发生与此不无关联。知道 “西北大联合” 这个盘子大概怎么摆。更知道自己快死了:11 月宁夏战役失利,三个方面军挤在甘北定边、盐池那一小块地方,中央已经决定 “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进山西、河南、陕西,转一年再回来。
一个被围在死角里、准备第二次长途逃亡的党,全部心思是“拖住张,别让东北军真打过来”,不是“催张去扣蒋”。这两件事的动机方向完全相反。
1936 年 8 月中央已经定了 “逼蒋抗日”。扣蒋,是对这条方针的破坏,并非执行。中共要的是蒋介石活着、点头停战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张学良要的是挟蒋联苏、搞出个西北独立的局面。双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事变之后中共拼命主张和平解决,12 月 25 日放蒋之前还专门发电,要求无论如何让蒋留个字据,这是事后补救,不是事先分赃。
周公17 日下午飞到西安,落地第一件事是劝张放蒋。如果这是一场合谋,那这份 “合谋” 也太奇怪了:出力最多的那个人从头到尾没被通知,付出代价最大的那个人从头到尾没被商量。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比阴谋论无聊,也比阴谋论有意思。
1936 年 12 月 11 日中午,一列火车头冒了烟。两个军人一咬牙。一个被围在甘北的党,在两千公里外的窑洞里,凌晨两点多收到一封电报,第一反应竟然是 “你先证实一下这是真的”。
历史很多时候不是谁在幕后下的棋。是几个人在某个中午看见烟,然后改了主意。张学良后半生被软禁五十多年,换来的东西他自己未必想清楚了;而延安那边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得到了喘息之机,而这口气是张学良杨虎城争来的。
毛泽东那句话说得其实很老实:“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放了出来”。这是被救的人说的话。布局的人不这么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