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陕西周至县竹峪镇东大墙村,30岁的殷超出事前三天,特意敲开邻居淡某某的家门,把同一句话重复了两遍:“要是哪天你们在村里找不见我了,就去我家东边猕猴桃树底下找,我肯定被埋在里头。”

邻居只当他是精神病胡言乱语,随口安慰了几句就没放在心上。

三天后的7月21日,民警真的在那片猕猴桃园的新土下挖出了殷超的尸体。他被裹在粗麻袋里,头骨被铁农具砸得变形,脖子上紧紧勒着粗麻绳。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殷广社和母亲姚霞。

更令人唏嘘的是,庭审上姚霞当场情绪失控嘶吼:“儿子是我生的,我想杀就杀,我有权利处置他,凭什么判我?”

这场人伦惨剧的种子,早在三十年前就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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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竹峪镇地处秦岭北麓,猕猴桃种植是村民主要生计,殷家就在村子最东头。

1983年,老实木讷的殷广社经媒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姚霞。姚霞读过高中,在当年的农村算识字人,可性格强势偏执,凡事必须自己说了算,出嫁前就和亲生父母闹决裂,骨子里自私冷漠。殷广社只有初中学历,性格软弱没主见,结婚不到半年,家里大小事就全落到了姚霞手里,“妻管严”的名号很快传遍了村子。

这种极端失衡的家庭关系,为后来的悲剧铺好了底色。殷广社是长子,底下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去世办丧事时,姚霞一口咬定家里没钱,一分丧葬费不肯出,还拦着丈夫和长子去送葬,最后老人的后事全靠两个弟弟操持。这件事过后,殷家三兄弟彻底断了往来,逢年过节互不登门,殷家在村里几乎没了宗族亲友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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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长子殷超出生,五年后小儿子降生。看着两个儿子,姚霞心里早就算好了账:家里条件有限,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长子成绩普通,不如早早辍学打工赚钱,全力扶持天资更好的小儿子考学,将来全家靠小儿子翻身。

1999年,刚读完初中、16岁的殷超就遵从母亲安排,跟着同乡去西安饭店打工。他踏实肯干,从洗菜切配做起,没几年就成了后厨掌勺师傅。工资不高,他却省到了极致,每月只留极少的零花钱,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

村里老人都记得,那些年殷家翻盖新房、日常开销,几乎全靠殷超的打工收入。弟弟从中学到考上西北政法大学,学费、生活费也全是殷超出,每次转账他还特意多打一部分,叮嘱弟弟别委屈自己。长兄如父,弟弟的书包、四季衣物,全是他返乡时一件件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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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发病的时候,殷超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经常无偿帮孤寡老人收庄稼、打理果园,一分钱报酬都不要。自己身上的衣服穿三四年,磨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

那时候没人想到,这个耗尽青春供养全家的长子,十几年后会被全家人当成甩不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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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19岁的殷超从西安返乡后,父母最先察觉出不对劲:原本沉默寡言的他经常独自发呆,情绪起伏极大,上头的时候会发脾气、动手推人。

姚霞一开始只当他在外学坏了,动辄打骂管教,可情况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夫妻俩带他去陕西省新周精神病医院就诊,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2008年殷超病情大幅加重,复诊时医生明确建议长期住院隔离治疗,还直白告知:这种病患者对外人往往正常客气,唯独对至亲充满猜忌,发病时暴力倾向很强,不能靠打骂管控,擅自停药只会让发作越来越频繁剧烈。

长期住院每月三千元,当年农村医保对精神类疾病报销不足一半,对普通农户是不小的负担。案发后姚霞跟民警坦白过当时的想法:吃药太费钱,治标不治本,打一顿能老实好几天,划算。

从医院回家,姚霞彻底放弃了正规治疗,改用暴力管控。家里常年备着粗麻绳、木柄农具,只要殷超发病摔东西、跟家人争吵,夫妻俩就合力把他按倒捆绑殴打,打到他安静顺从为止。竹峪派出所后来证实,案发前好几年,殷广社夫妇就频繁用麻绳限制长子行动,民警多次上门调解家庭矛盾,始终改不了他们粗暴的管控方式。

可精神分裂症根本不是打骂能根治的。没有规范用药和专业疏导,殷超的病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会主动下地干活,还会为发病时的过激行为道歉;一旦病症发作,就控制不住情绪辱骂推搡父母。

仅存的亲情,就在一次次发病、一次次捆绑殴打里消磨殆尽,家里只剩无休止的争吵和厌恶。

读大学的小儿子开始刻意疏远哥哥,只有春节才短暂回家,平时从不主动联系。2012年殷超主动跟弟弟求助,对方直白地说,他这个状态会影响自己以后的工作前途。这句话彻底斩断了殷超心里最后一点依靠。

病情相对平稳那几年,殷超经人介绍认识了本地姑娘张某,相处一年成了婚,这是他短暂拥有过的完整小家。可婆媳矛盾从结婚第一天就没停过,姚霞打心底不认可这个儿媳,家务全压给她,稍有不合心意就当众辱骂。殷超打工赚的钱全由姚霞掌控,儿媳想买点生活用品都会被数落半天。

更过分的是,姚霞担心儿媳生孩子分走留给小儿子的资源,多次私下逼迫张某吃避孕药,阻拦二人孕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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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超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无力调和矛盾,每次劝母亲只会招来更激烈的打骂。煎熬了一年多,张某彻底看不到希望,主动提出离婚,收拾行李离开了殷家。离婚后她跟村里人感慨,殷超本身是好人,就是被他母亲逼得走投无路。

妻子的离开再度重创了殷超。他原本还盼着有自己的小家,脱离压抑的原生家庭,如今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

2012年意识清醒的时候,殷超主动跟父母商量,想去西安精神病院长期规范治疗,痊愈后回去打工,治疗费自己赚了还。姚霞当场拒绝,理由有两个:一是住院传出去全村笑话,丢面子;二是治疗费是无底洞,不如存着给小儿子买房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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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超没放弃,清醒时多次独自去村委会、乡镇民政办,咨询重症精神病人免费救治和临时托管的政策。可每次姚霞都会紧跟着找上门,当众否认儿子有精神病,否认他的求助诉求。当年基层没有强制送医的执行权限,村干部碍于家属强硬抵触,只能简单登记后搁置,始终没把他的情况上报给乡镇精神卫生专班。

2013年,邻居淡某某偶然录下了姚霞的原话:“对门就一个娃,没了就断香火。可你要是没了,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第二天淡某某就上门跟夫妻俩争执,指责他们苛待亲生儿子,姚霞当场翻脸,说自家家事外人无权插手。自那以后淡某某也不愿再介入殷家的矛盾。

这番话被殷超完整听见了。他彻底认清了现实: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可以随意舍弃的多余之人。打工十几年所有收入尽数上交,供养弟弟、修缮房屋,真到了自己需要帮扶的时候,母亲直白地告诉他,他毫无价值。

从那之后姚霞进一步收紧了对他的管控,没收身份证、银行卡,甚至把他裤子口袋全部缝死,杜绝他私藏钱外出。殷超日常活动范围仅限自家院子门口,很少能走到村口小卖部,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多次跟村里好友调侃“殷家绳”“姚家棍”,玩笑里藏着的求救,没有一个人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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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彻底爆发在2014年7月13日。

当天殷超病症发作,和姚霞激烈争吵,情绪失控捡起砖头砸过去,正好击中姚霞右小腿,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明确说要卧床休养三个月。

冷静下来的殷超独自蹲在院里沉默不语,姚霞忍着剧痛,第一时间给在户县司法局上班的小儿子打电话,哭诉自己险些被大儿子打死,催他立刻回来处理。

这次重伤让姚霞彻底认定,殷超早晚要害死全家,心里萌生了杀掉长子的念头。

7月17号小儿子赶回家。他毕业才一年,在事业单位工作,是全家的骄傲。看见母亲腿上的石膏,他又气又急,当场跟殷超大吵一架,兄弟俩险些动手,被殷广社强行拉开。

当晚姚霞把丈夫和小儿子叫进屋里,提出要彻底“解决”殷超,对外就说他发病外出失踪,村里人不会怀疑。

殷广社起初犹豫,说终究是亲生儿子,太残忍。姚霞厉声斥责:等他害死全家你就不觉得残忍了,你不肯动手我自己来,出事我一人担,绝不连累你和小儿子。

小儿子一开始明确反对,说杀人犯法绝对不能做,还拿出法律知识解释故意杀人的重刑。可姚霞根本听不进去,还拿他的稳定工作、前途当筹码施压。几番争辩下来,小儿子内心纠结,最终选择了沉默退让,不再阻拦。

这场密谋的谈话,不小心被窗外的殷超全听见了。他清楚自己死期将至。

7月18号一早,他找到邻居淡某某,留下了那段死亡预言,寄希望于自己遇害后,邻居能帮忙报警,揭露真实死因。

两天后的7月19号,惨剧正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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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多,殷超从小卖部买了几包方便面往回走,刚到门口,等候多时的小儿子就上前拦住他,抓住胳膊按在墙上持续辱骂,用难听话刺激他。

殷超本就情绪脆弱,被骂得瞬间失控,兄弟俩当场扭打在一起。隔壁的淡某某亲眼看见,殷广社从屋里冲出来,攥着加粗尼龙绳,勒住殷超脖颈往院里拖,两扇木门重重关上。

院内随即传来拉扯闷响、木棍击打硬物的动静,紧接着是殷超一声短促的惨叫,夹杂着姚霞尖锐的呼喊:“往后拉!勒死他,一了百了!”

淡某某只当又是父母管束发病的儿子,没上前干预。那声惨叫过后,院内彻底陷入死寂。

屋里,父子二人合力把殷超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姚霞攥着那根两米长、布满旧勒痕的麻绳,看着地上挣扎的长子,冰冷地说这个儿子她不要了。

小儿子上前劝阻了两句,见父母心意已决,犹豫片刻后转身离开了现场。

他走后,姚霞把麻绳递给丈夫,夫妻俩一人攥住一端,套在殷超脖颈处同时用力收紧。殷超四肢拼命挣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呜咽,挣扎的力气慢慢减弱,最终彻底没了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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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见人不再动弹,殷广社还是担心他只是昏迷,转身拿起墙角的铁制板镢,朝着殷超后脑勺连续用力砸了三下。

行凶结束,夫妻俩把尸体挪到厨房角落,姚霞如常生火做饭,二人平静地吃完了早饭。中午他们清洗全屋地面,姚霞特意买了漂白剂反复擦拭,试图彻底消除血迹,沾血的衣物全部清洗晾晒。

当晚十点多,天下起零星小雨,泥土湿滑。夫妻俩把尸体装进粗麻袋,抬到东侧猕猴桃树下的园地里。殷广社挖了半米深的土坑,姚霞在坑底铺了层旧塑料布,随后亲手一捧捧填土,填埋完反复踩踏抹平痕迹,还摘了猕猴桃枝叶厚厚铺在土堆表面,伪装成没人动过的样子。

整套掩埋流程花了两个多小时,处理完二人拍掉尘土回家,姚霞立刻给小儿子打电话,只说家里事处理好了,让他安心上班。

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对外统一说辞是殷超发病离家出走,时间久了就没人追问。可他们忘了,殷超提前留下了死亡预警。

第二天淡某某就察觉不对,往日这个时段殷超都会出门走动,当天全天不见人影。他主动去殷家询问,姚霞神态镇定地谎称儿子发病出走,夫妻俩也在四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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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某某心里存疑,7月21号绕到东侧猕猴桃园,沿途看到零星滴落的血迹,顺着痕迹找到了那片新翻的土坑。想起殷超前几日的嘱托,他立刻去派出所报案。

起初值班民警只当普通失踪,建议家属自行寻找,直到淡某某反复强调死者生前的预言,民警才跟着去现场勘查。十几分钟后,殷超的遗体从土坑中被挖出。

现场围了三十多个村民,不少人当场红了眼,都念叨殷超是个苦命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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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尸检结论很快出来:殷超系颈部外力压迫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头部三处钝器创口造成大面积颅骨粉碎性骨折,形成于濒死或失去意识之后,死亡时间在7月19日上午八点四十到九点之间,和邻居目击、夫妻供述完全吻合。

民警当天返回殷家实施抓捕,姚霞还在院里摘青菜,主动跟民警寒暄,说儿子发病离家多日,全家正准备报警。直到民警直白说出果园树下挖出尸体,她手里的青菜才掉落在地,脸色惨白,却依旧狡辩此事与自己无关。殷广社当场双腿瘫软,没有任何抵抗,如实承认了杀害长子的全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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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天就返回单位的小儿子,刻意删除了和母亲的全部通话记录,警方技术部门恢复后,里面多次出现姚霞说“留着殷超早晚是祸患不如除掉”的内容,成为预谋杀人的重要佐证。警方以处理家事为由劝他返乡,刚到家就被等候的民警控制。后续调查证实他没有参与行凶环节,仅作为关键证人出庭,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庭审:“儿子是我生的,我有权处置”

看守所预审阶段,夫妻俩表现截然不同。姚霞全程哭诉自己多年被儿子殴打,只承认是失手管教,不认蓄意杀人,还反复跟民警强调:孩子是我生的,性命是我给的,我就有处置的权利,外人管不着。

殷广社全程沉默寡言,只有聊到小儿子未来时才掉眼泪,满心担心自己入狱后幼子没人照料。

2015年1月,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殷广社、姚霞提起公诉。殷超的两位叔叔作为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主张四万两千元赔偿。庭审上夫妻俩明确表示名下没存款没牲畜没土地收入,一分钱都不愿赔。

同年4月22日,西安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侦查阶段全部认罪的二人,当庭全部翻供,说辞还完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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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广社推翻之前所有供述,声称全部行凶行为都是自己一人所为,姚霞腿部重伤根本走不了路,全程待在屋里没参与。他苦苦向法官求情,希望只判自己一人重刑,妻子身体差,家里幼子还需要照顾。

姚霞的说法则完全相反,全盘否认参与勒杀、埋尸,说自己腿疼走不出门,出房间时殷超已经死了,埋尸全程她都没出过家门。

两人一个揽责、一个撇清,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保住姚霞,留一个人在外照顾小儿子。

最具冲击力的一幕发生在宣判阶段。姚霞右脚还缠着厚重石膏,全程拿手帕擦眼泪,自始至终没转头看过公诉席上殷超的遗照。

当听到“被告人姚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时,她猛地从被告席起身,对着审判长高声嘶吼:“儿子是我生的,我有权利处置他,凭什么判我?”

她一边挣扎一边拍打被告席,反复叫嚷自己养育殷超三十年劳苦功高,子女性命理应由父母掌控,没有丝毫愧疚。情绪激动之下她直接倒地痛哭打滚,试图博取同情,最终被法警强行架回被告席,嘴里还不停喊着“我养了他三十年,我有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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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判决:殷广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三十岁的殷超,用十几年的青春供养了全家,到头来因为一场病,成了父母眼里可以随意舍弃的累赘。他清醒时求医治病的诉求被一次次驳回,基层救助的缺位、原生家庭的偏心与愚昧,最终把他推向了猕猴桃树下的土坑。

直到死,他都没能等来一句家人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