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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刷到一位同行的帖子,他说很多律师会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被答辩人”这个词,这种用法非常不严谨:《民事诉讼法》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有“答辩人”,没有“被答辩人”。

严格来说,他说得没错,翻遍民诉法,确实找不到“被答辩人”这四个字。但现实中,不要说普通律师,很多资深律师的答辩状里照样写着“被答辩人”。写的人多了,久而久之,你反而很难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刚做律师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争论。有同事说,写取保候审申请书,里面只能写“被害人”,不能写“受害人”“被害者”“被害方”“受害方”,理由是“被害人”是刑诉法上的程序性身份,背后的含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整套权利,而“受害人”只是日常称呼,行家一看到“受害人”就会质疑律师的专业性。

现在看来,其实无论是“被答辩人”,还是“受害人”,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好像没有。

法官不会因为你在答辩状里写了“被答辩人”这四个字就判你输,一场官司的败北一定有别的原因,而绝不会是用词够不够精准。

你写“被答辩人”,法官看得懂,你写“受害人”,法官也看得懂。更何况,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上,有的法院上传的答辩状样式里本身就写着“被答辩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影响结果,纠结它有没有意义?

我的理解是,对这种用词问题,做到尽可能准确即可,遇到不准确的,只要对实体性权利义务影响不大,不必上纲上线。所谓用词准确最大的作用,一是让律师觉得自己很专业,二是让有强迫症的法官、检察官看着舒服一点。

为什么不是让有强迫症的侦查人员看着舒服一点?因为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不怎么看文书,而且侦查人员一般也没有强迫症,不会因为你把被害人写成受害人就不给你取保候审,也不会因为你全篇都是法言法语而给你一朵小红花。

前几年我还买过《优秀公诉意见说理》之类的文书来翻一翻,现在觉得除了发朋友圈之外,可能价值并不大——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的观点会不会被仔细研究,而当你的观点会被仔细研究时,你写什么都是优秀意见。

文书送到办案人员手中,有没有读,是一回事;读了之后信不信、是另一回事。说到底,真正决定案子走向的第一性因素,我认为是两个:信息获取,观点输送。法律文书只是观点输送的一条途径,而且还不是最有效的那条,你写得再漂亮,遇上主观意愿强一些、或者不那么负责的办案人员,都没有用。

很多年轻律师还在熬夜改第十遍格式、对着打卡清单上的“已完成”找情绪价值。但这些看似丝滑的论述、振聋发聩的观点,所起到的作用未必及他们所设想的十分之一。

律师当下要解决的,首先不是文书是否精良,而是观点如何能够不加折损地送到办案人员手上,并且被审慎对待。研究“怎么把文书写好”,如果只研究辞藻和格式,恐怕确实容易成为一场自嗨。

过去我们把这些文书的讲究当成正经事供着。经济上行的时候,供着它们不费什么成本,大家都有闲心,写得漂亮还能拿出去当成果展示。

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做律师的,都很精:一个律师的时间、精力就是金钱,那些只能看、不能用的讲究就现了原形。说得更难听一点:过去很多所谓的“专业规范”,本质上是一种行业口音,用的人越多,越显得你是圈内人,但它很少影响结果。

所以我们律师要把时间和精力从“格式美学”上挪开,挪到“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让办案人看见”上去。法言法语要不要讲?当然要,而且要认真讲,但不要忘记,我们写文书用法言法语的初衷,是为了增加司法活动中信息交流的准确度和效率,不是为了形成一件艺术品。

毕竟,诉讼不是写文章,不必过于苛求对仗工整,但要让人听懂、记住、采信。它的本质是把诉求与抗辩拆成裁判者能够接受的事实和理由,是让裁判者“听到我的声音”,并且“信我不信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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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东杭

主要业务领域: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税费争议诉讼、税务合规专项、税务稽查应对、投融资涉税法律服务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恒全国刑专委涉税犯罪业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知恒刑事中心数字经济与网络犯罪辩护部顾问,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主攻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撰写税务犯罪文章数十篇,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辩护经验,曾办理多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及建设工程、成品油、制造业、财务咨询、出口贸易、自媒体行业。同时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强制措施释放、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