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澎湃新闻《高考状元消失20载:失踪前收分手信 父母曾寺庙寻人》(凤凰网转载);生活日报《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老父老母苦寻盼儿归》;搜狐网、微博、今日头条等公开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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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清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门口,风还带着江面上的凉意。

一个穿运动衣的年轻人摸了摸口袋,钱包没带。

他转过头,向身边的同学借了十块钱。

他说得很平静,助学金发下来就还。

他买了早饭,一个人坐在食堂里安静吃完。

吃完以后,他站起身,走出了食堂大门。

校门口的监控拍下了他留在镜头里的背影。

步伐平稳,没有犹豫,也没有回头。

这个年轻人叫张来玉,头一年刚考上这所名校,是山东济阳县的理科状元。

那一天之后,这个人从所有人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宿舍里,他的身份证压在枕头底下,钱包搁在抽屉里,衣服还泡在脸盆中没来得及搓。

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一样不少。

他身上没带钱,没带证件,也没带走一件像样的行李。

唯一少掉的,是宿舍里那个塑料脸盆。

谁都以为他只是出去走走,散散心,过几天就回来。

一天过去了,人没有回来。

两天过去了,人还是没有回来。

这一走,就是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里,他的父母从四十多岁的壮年,熬成了年近七旬的老人。

他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印过一摞又一摞寻人启事,接过一个又一个真假难辨的电话。

家里的手机号二十多年没有换过,就怕儿子哪天打来,找不到人。

二楼那间一直留给他的屋子,门从来没锁过,里面一直没有人。

每年他过生日,饭桌上都会多摆一副碗筷。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件事,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一个全县捧着长大的状元,一个从小听话懂事、从不惹事的乖儿子,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那十块钱,究竟是他走投无路时仅有的一点盘缠,还是他留在世上的一道痕迹?

一个人要怎样决绝,才能连身份证和钱包都不要,连一句告别都不留?

一个全县第一的少年,本该捧着录取通知书走向前程,谁能想到他把自己走成了一桩悬案。

二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青年,也足够一对父母把黑发熬成白发。

故事要从山东济阳那个小县城说起,从他被改志愿的那个夏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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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城里长大的乖孩子

1981年,张来玉出生在山东济阳一户体面人家。

父亲张立新在体制内工作,后来做到副局长。

母亲菅庆英退休前在纪委上班。

他是家里独苗,是夫妻俩全部的指望。

那个年代的小县城,这样的家庭已经让周围人羡慕。

可张来玉的童年,并不在父母身边。

家里大人忙,爷爷常年卧病在床,奶奶一个人撑着一大家子。

小小的张来玉被送到乡下,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

乡下的日子清苦,院子里晾晒着庄稼,屋檐下挂着玉米。

奶奶天不亮就下地,爷爷躺在炕上咳嗽,没人有工夫蹲下来听孩子说话。

张来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大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村里人提起他,只会夸一句,这孩子真乖,真省心。

可"省心"这两个字,落在一个孩子身上,未必是件好事。

不哭闹,不顶嘴,不提要求,习惯了把自己的念头往肚子里咽。

这是童年教会他的第一件事。

乡下的院子里,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墙角看蚂蚁,一看就是半天。

别的孩子在田埂上追跑打闹,他多半站在边上,不抢也不闹。

奶奶疼他,可一天到晚手脚不停,能给他的只有一口热饭、一身干净衣裳。

孩子心里那些细碎的委屈和想念,没人替他收拢。

初中以后,他被接回城里,回到父母身边。

书本成了他最熟稔的伙伴。

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排在前面,多次拿下全校第一。

他拿过奥林匹克竞赛的奖状,是老师眼里的得意门生,是同学口中的榜样。

九十年代的县城,谁家出了这么一个孩子,是要被街坊反复念叨的。

邻居见了菅庆英,总要夸她命好,儿子成绩好,还懂事,从来不用操心。

菅庆英也觉得,自己大概是济阳最幸福的母亲。

在父母的印象里,儿子内向、自觉、话不多,学习上从不用人盯着。

在同学眼里,他却并不是一个闷葫芦。

跟同龄人凑在一起,他照样有说有笑,玩得到一块儿去。

只是回到那个小小的家里,他的话就又少了下去。

家里空间不大,一家人和爷爷奶奶挤在一起。

高中学业又紧,他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很少在屋里多待。

成年以后的心事,他几乎从没跟家里人讲过。

菅庆英后来回想,儿子有了成年人的心思,大概是高中参加几次奥赛以后。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比他高一级,后来复读,两个人成了同级。

两个人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书信往来渐渐多了起来。

这份少年人的情愫,被他藏得很深。

父母直到第二次高考前,才隐约知道他在"交朋友"。

家里当时只提醒了一句,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没有人坐下来问过他,那个女孩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也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讲过。

这个家里的沟通方式,向来是大人安排,孩子照做。

爷爷在世的时候,跟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名牌"。

老人把一辈子没实现的盼头,都压在了孙子身上。

1998年,爷爷没能等到孙子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先离开了人世。

这句话却留在了张来玉心里,像一道沉甸甸的印记。

1998年夏天,十七岁的张来玉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

他心里认准的方向,是北京的一所名校,金融类的专业。

放榜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他没能被理想的学校录取。

这个一向争强的少年,没有选择将就。

他决定复读,再考一年。

这一年他比从前更加刻苦。

复读不只是为了一个名校的名头,也是为了奔赴一个和人约定好的方向。

那个女孩已经先一步考去了北京。

他想再考一次,考到北京去,离她近一点。

少年人的世界里,这两样东西拧在了一起,一样是前途,一样是心上人。

他以为只要自己再拼一年,两样都能拿到手。

复读班的日子枯燥而漫长,天不亮就进教室,夜深了才回宿舍。

他把每一道错题反复琢磨,把每一份讲义翻到卷边。

支撑他熬下去的,除了那张名校录取通知书,还有信封那头的只言片语。

那时候的他还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想去的地方,咬牙总能走到。

九十年代末的济阳,街道不宽,熟人见面都要打个招呼。

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奖,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家属院。

张来玉这样的孩子,是街坊嘴里现成的样板,谁家大人管教孩子,都要拿他出来比一比。

这种抬举是有重量的,它把一个少年架在高处,容不得半点失手。

他在家话少,出门懂礼,见了长辈主动打招呼,逢年过节跟着父母走亲戚,从不让大人为难。

大人们夸他稳重、成熟、早慧,没人深究这份稳重背后,是不是藏着不敢表达的小心翼翼。

菅庆英后来翻儿子留下的照片,浓眉大眼,嘴唇上一撇小胡子,冲镜头笑得克制。

那是一个把情绪收得很紧的年轻人,连笑都没有放开过。

乡下长大的经历,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早学会看人脸色。

他知道什么样的表现能换来大人的点头,也知道什么样的要求会被当成不懂事。

久而久之,他把自己的喜好排在后面,把别人的期待摆在前面。

这种性格放在少年时代是优点,往后遇到人生岔路口,却成了他不敢替自己做主的软肋。

在长辈眼里,他从小就是让人放心的孩子,这份放心却慢慢变成了一层壳。

壳裹得久了,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喜欢,哪些是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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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高考,志愿表上的北京

1999年夏天,第二次高考放榜。

张来玉考出了济阳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成了全县的理科状元。

消息传开,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县里专门召开表彰大会,给他颁发了一千元奖金。

街坊四邻上门道喜,老师同学围着他说恭喜。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风光底下,藏着他人生第一道解不开的结。

一千元奖金拿到手,他转头捐给了班里家境困难的同学。

在旁人眼里,这孩子懂事得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九十年代末的高考,规矩是先填志愿,后出成绩。

志愿表递上去之前,张来玉心里的方向一直是北京。

他填的是北京邮电大学一类的北京高校。

那里有他喜欢的专业方向,也有他惦记了一年的人。

志愿表交到家里,父母和老师凑在一起商量了一圈。

大人的想法很实在,县状元不上一所响当当的名牌,太可惜了。

北京的学校虽说合他心意,可在长辈眼里,专业和学校牌子都要再掂量。

几个人反复劝他,改报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南大是老牌名校,牌子硬,材料专业听着也稳妥。

他没有吵,也没有闹。

他低着头,听大人把话说完,末了点了头。

这一点头,把他自己填的那张志愿表,换成了别人替他选的路。

很多年后回看,这一幕最让人心里发沉。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前途做主张,刚把想法摆上桌,就被一圈长辈的好意轻轻按了下去。

他连一句激烈的反对都没有说出口。

顺从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大人嘴里的"稳妥",落到他身上,是把少年人热乎的心愿先搁到一边。

志愿改定,录取结果很快下来,张来玉被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录取。

家里人松了一口气,只觉得这孩子懂事,省心,知道轻重。

他们不知道,那个想去北京的念头,并没有被说服,只是被压了下去。

9月,他一个人拖着行李,坐上了南下南京的火车。

从济阳到南京,要换车,要赶路,少年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

父母送到站台上,看着他上车,叮嘱他到了学校记得打电话。

他摆摆手,应了一声。

车窗外的县城一点点退远,他的人生被搬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驶过平原和丘陵,他靠在车窗边,心里想的什么,没人知道。

入学以后,他每隔两三天给家里打一次电话。

电话里的话不多,问问吃了没有,钱够不够用,功课跟不跟得上。

父亲问他学习上有没有困难,他说没有。

母亲在旁边听着,觉得儿子适应得不错,也就放了心。

家里人习惯了他报平安,习惯了他说"挺好的"。

没有人追问过,"挺好"这两个字底下,压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话。

1999年的国庆节,入学后的第一个长假。

张来玉买了车票,一个人去了北京。

他去见那个在高中书信往来了很久的女孩。

这次见面具体说了什么,待了几天,他回来以后一个字都没跟家里提。

女孩在北京的高校读书,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隔着两所不同的学校。

少年人攒了一年的想念,跑这一趟,是想把心的距离拉近一点。

这一趟走下来,结果并不明朗。

他回到南京,照常上课,照常给家里打电话,脸上看不出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点指望,正在一点点变凉。

材料科学的课程,跟他原本想学的金融方向,隔着不小的距离。

课堂上的内容,他得从头一点点啃。

身边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尖子生,谁也不比谁差。

在县城里被捧着长大的第一名,到了南大的校园里,成了普通的一员。

这种落差,他从来没跟家里讲过。

他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难处自己扛,难处说出来也没人替你扛。

日子一天天过,南京的秋天湿冷,梧桐叶落满了校园小路。

他住在浦口校区,宿舍几个人一间,床铺挨着床铺。

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方块,书本码在桌角。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规矩、安静、不惹事的同学。

可安静的人心里,往往装着最多没处放的东西。

高中时那个女孩,始终是他心里放不下的一根线。

书信没有断,往来还在继续,他对这段感情抱着仅存的一点期待。

他大概以为,只要自己好好读完书,毕业以后还有机会往北京去。

他还不知道,命运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个年代填志愿,家里长辈掺和得深,他们吃过学历的苦,认准学校牌子比什么都要紧。

他们替儿子挑的,是一条在他们看来最稳妥、最不吃亏的路。

没有人坐下来跟张来玉算一笔账,心里想去的城市、惦记的人,这些在人生里占多大分量。

大人的好意着不容反驳的分量,少年人想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从济阳到南京,火车要坐大半天,他离那个想去的北京,反而更远了。

这份距离,他没有说给家里人听,只在自己心里掂量。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院子里热闹了一阵,邻居串门看牌子,长辈念叨这孩子有出息。

张来玉站在一旁应承,脸上看不出欢喜,也看不出不满。

家里人只当他是性子内敛,不爱张扬。

谁也没留意,这个少年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咽回去以后,整个人的神色淡了一层。

他的志愿表上写的是自己的前途和心上人,大人的方案里只挑了学校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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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口校区的第一个秋冬

进入2000年春天,张来玉的状态开始一点点往下沉。

课程的压力,陌生的环境,感情的悬而未决,几件事叠在一起。

他的话比从前更少,电话里的声音也越来越短。

家里人只当他是功课忙,没往深处想。

4月中旬,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落到了宿舍里。

写信的人,就是那个女孩。

信里的意思很明白,两个人异地,没有共同目标,她在北京有了新的生活,这段关系到此为止。

这是一封分手信。

信到宿舍那天,几个同学正凑在一起打牌。

有人随手翻出这封信,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念了出来。

念完还笑着起哄,说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屋子里一阵哄笑。

张来玉涨红了脸,当场发了脾气,喊了几声让对方滚。

他没有动手,也没有摔门。

争执了几句,他慢慢平复下来。

他当着众人的面,把那封信烧掉了。

那一晚,他沉默了一整夜。

宿舍里打牌的人散了,灯熄了,他躺在上铺,睁着眼睛到天亮。

同学后来回忆,第二天一早,他看着并无异常,照常穿衣起床。

只有亲近的人才能察觉,他心里那道一直绷着的弦,已经快断了。

当众被起哄的难堪,比信里的字句更伤人。

一个把自尊心看得很重的少年,最体面的心事被摊在众人面前当成笑料。

这份羞辱他没法反驳,也没法解释,只能硬生生咽回去。

出走前两天,他给家里打了出事前那通电话。

电话是父亲张立新接的。

父子俩在电话里说了几句闲话,父亲问他要不要跟母亲说两句。

他在那头沉默了很久,轻声说了一句不用。

电话就这么匆匆挂断了。

这是菅庆英再也没能听见儿子声音的那一回。

她后来无数次回想那通电话,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多问几句。

电话那头的沉默,本来就是一个信号。

一个心里装着事的人,话会变短,停顿会变长。

可家里人都习惯了他的沉默,把那阵沉默当成了少年人的腼腆。

4月18日白天,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

他去上课,去食堂,回宿舍,跟同学打过照面。

没有人留意到他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他甚至没有提前跟任何人告别,没有收拾行李,没有留下字条。

一个准备远行的人,多少会留下点痕迹。

他什么都没留。

后来父母赶到宿舍才发现,他早把这学期的生活费借给了一名高中同学。

他自己身上,其实没有什么钱。

一个没钱、没证件、没行李的人,能走到哪里去,谁也说不准。

4月19日清晨,就是引子开头的那个清晨。

他摸口袋没摸到钱包,转身向同学借了十块钱。

他说助学金发下来就还。

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成了他留在校园里的一句交代。

他买了早饭,安静吃完,走出食堂。

监控里的背影,走得平稳,没有回头。

那一天的专业课,教室里只到了九个人。

老师和同学一眼就发现,张来玉没来。

派人去宿舍找,宿舍空着。

到了晚上,他也没有回宿舍睡觉。

同学把情况报告给了辅导员。

学校开始在整个校区排查,宿舍、教室、食堂、操场,一处一处找过去。

没有他的影子。

辅导员翻出他家里的联系方式,把电话打给了山东济阳。

电话那头,张立新和菅庆英还不知道,二十六年的煎熬,从这通电话开始。

事后有人回头复盘,才发现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里,早有一串旁人读不懂的信号。

电话越来越短,情绪越来越沉,一封当众被念出来的分手信,一场没人过问的压抑。

只是这些信号散落在日常里,家里人隔着几百公里,看不见,也接不住。

一个习惯了报平安的孩子,一旦不再说难处,身边的人往往真以为他过得不错。

那些天他照常出现在食堂和教室,脸上看不出翻江倒海的痕迹。

只有熟悉他的人能察觉,他比从前更安静,眼神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旁人只当是换季的情绪低落,没人往更深处问一句。

自尊心被摊开哄笑的那一刻,这个少年心里的退路又少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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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食堂之后的那个清晨

电话打到济阳的时候,张立新正在单位上班。

辅导员在那头说,张来玉失踪了,一天没来上课,夜里也没回宿舍。

张立新手里的东西差点没拿住。

他来不及多问,喊上家里的亲戚,连夜往南京赶。

火车换汽车,一路颠簸,父子俩上一次通电话还好好的,怎么人就没了。

那一夜他几乎没合眼,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儿子从小到大的样子。

冲进南大浦口校区那间宿舍,张立新一眼就看到了儿子的床铺。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铺平,枕头底下压着身份证。

抽屉里摆着钱包,学生证、团员证、借书证都在。

盆里的衣服泡在水里,还没来得及搓。

书桌上的课本码得端端正正,像是主人只是下楼打个开水,马上就回来。

可床铺是空的,人不在。

张立新腿一软,差点站不住。

东西都在,人没了。

这种消失法,比留一封遗书更让人发疯。

遗书好歹是个句号,他把所有标点都抹掉了,只留下一个省略号,让父母用一辈子去猜。

没有遗书,没有争吵,所有能交代的东西都留下了,唯独把自己藏了起来。

学校陪着家属,把周边的火车站、汽车站翻了个遍。

2000年的年头,街头巷尾的监控还很少,能查到的影像有限。

警方介入调查,把能走的渠道都走了一遍。

查下来,张来玉没有仇家,不欠外债,也没有精神病史。

他在学校里安分守己,跟同学没有结过怨。

警方推断,他可能是受了感情上的打击,一个人外出散心。

工作人员辗转找到北京那个女孩。

女孩承认,分手信是她写的。

她也说,张来玉从来没有找她纠缠过,没有打过没完没了的电话,没有堵过她的门。

这条线,查到这里就断了。

还有一位跟张来玉要好的同学回忆,出走前后那几天,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他当时没能接到,事后再回拨,已经无从追查,他怀疑打电话的人就是张来玉

这个电话成了悬在半空的一根线,谁也接不上。

张立新在南京奔波了五六天,印了几百张寻人启事,贴满了能贴的角落。

每一张启事上,都是儿子高中毕业时那张浓眉大眼的照片。

照片里的人冲镜头笑着,嘴唇上一撇小胡子,怎么看都是个有前程的年轻人。

2000年7月,菅庆英和姐姐又去了一趟南大。

她们把儿子留在宿舍的东西一件一件打包收好。

下一学年学校可能要搬校区,她们特意嘱咐辅导员,搬的时候一定告知一声。

收拾东西的时候,菅庆英翻遍了床铺和抽屉,没有找到一封信。

那封被烧掉的分手信,没有留下任何纸片。

儿子的心事,也跟着那堆纸灰一起,没了踪影。

起初夫妻俩还抱着一个念头,孩子只是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把身上的钱花完就会回来。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早把生活费借给了高中同学,身上根本没几个钱。

一个没带证件、没带钱、没带行李的人,能走多远,靠什么活下去。

没人敢往下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京那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济阳家里的电话,也始终没有响起来。

张立新和菅庆英这才慢慢意识到,儿子不是出去散心。

他是打定了主意,要从原来的生活里彻底退出去。

可问题跟着就来了。

他能去哪里?是回了山东老家,还是去了别的省份?

他身上那十块钱,撑得到哪一站?

他是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还是已经走到了连自己都撑不下去的地步?

一个从小到大都被称作"别人家孩子"的人,一个连志愿都不敢违抗父母的乖儿子,要用多大的力气,才会把自己从那个熟悉的世界里连根拔掉?

这些问题,当时没有人答得上来。

往后的二十六年里,张立新和菅庆英背着这些问题,踏上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寻人路。

而那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宿舍,那封烧掉的信,那十块钱的借款,还有监控里那个没有回头的背影,成了这个故事里绕不开的几道影子。

它们会在后文一次次浮上来,提醒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这个少年究竟是被什么一点点压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