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Globo Esporte报道,刚接手巴西女足国家队的头几周,阿图尔-埃利亚斯总是坐不住。喝完咖啡没多久他就离开巴西足协的办公室,独自在大楼的走廊里转悠,试着认识这里的人和地方。一部分原因是生活节奏的骤然改变——从科林蒂安到巴西女足国家队——但也是因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一个曾靠放弃金钱和地位过活、试图在足球中创造新东西的人,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是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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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眼光不一样。他们觉得做女足的人没多大本事,我当时就笑了,因为我在男足里见过那么糟糕的工作……我总是看到同样的抱怨、同样的借口。我不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我本可以从青训做起,当个助教,但那样就施展不了我的想法,只会变成另一个教练的想法,不管他是谁。

这不是阿图尔-埃利亚斯想要的。他押注女足,就是为了创造不可预测的东西。他因敢于做出出人意料的改变而为人所知,也并非偶然。

距离巴西世界杯还有七个月,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他什么都不拒绝回答,只除了一個问题。

他解释自己的即兴变阵,对巴西足球提出(并回击)批评,否认自己脾气暴躁——他认为自己是性情中人——还讲述巴西国家队、科林蒂安(2023年他曾被考虑作为库卡的临时替代者执教男足)的内幕,以及他对自己未来的看法。

45岁的他坚信,留下来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市场的结果。他身处巴西女足的最高职位,拥有18个冠军,还保持着一项鲜为人知的纪录:无论性别,他是世界上夺得巴西联赛和解放者杯冠军最多的教练。

姓名:阿图尔-若泽-里巴斯-埃利亚斯 年龄:1981年8月5日,45岁 俱乐部:奥林匹克中心、奥萨斯科奥达克斯和科林蒂安 冠军:六次巴西女足联赛(2013、2018、2020、2021、2022和2023)、四次解放者杯(2017、2019、2021和2023)、三次州联赛(2019、2020和2021)、两次巴西超级杯(2022和2023)、一次巴西杯(2016)、一次保罗州杯(2022)和一次美洲杯女足赛(2025),以及2024年奥运会银牌。国家队层面:49场比赛,31胜、6平和12负,取得历史上首次战胜法国,以及首次客场战胜美国。打进111球,场均2.26球。

Globo Esporte:不论性别和年代,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是哪支?

阿图尔-埃利亚斯:——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

那最好的教练呢?

——我非常喜欢亚历克斯-弗格森,因为他屡获胜利,而且管理面非常广。

你也在打造一段胜利的轨迹。你觉得得到的认可与你为足球付出的一切相称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相称,我没那么觉得。但对我来说这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认可。如果你分析我实现的那些转变,奥林匹克中心在女足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我来的时候它还非常小。

——科林蒂安,我看到人们说:“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之一”。不。它是最伟大的,遥遥领先。没有哪支球队能与之相比。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今天,我是夺得解放者杯和巴西联赛冠军最多的教练,不论男足还是女足。

——人们或许不太理解,没法这样评价,这没关系。随着我们不断拿下更大的目标,这种认可会不断增加。

你觉得这种认可要走向世界,是否受制于你是南美教练这一事实?科林蒂安在那年包揽一切的时候,你并没有获得国际足联最佳教练提名,所有人都提出了质疑。

——是的。我觉得这些奖项非常偏向欧洲。女足因为有一个传统的美国联赛,最终也会稍微看向那边,但焦点几乎全在欧洲。

——我在金球奖和国际足联评选中都拿过第三,后来又再次入围。光是能出现在那里就已经是个不错的惊喜,因为它稍微打破了那道壁垒。但我必须来到国家队才能入围。在科林蒂安,我们曾创下世界连胜纪录,而这并没有被看到。不只是关于我,我觉得那支如此常胜的球队里的球员们也应该入围。

而这一切都始于你卖炸肉丸……

——那是最开始,在圣保罗大学的球队。那是一支大学队,球员们后来会成为工程师、建筑师、老师,还有一些人几乎没有读书和生活的机会。我想做更大的事,也要涵盖社会层面。

——我们有一块好场地,但也就仅此而已。队服、救护车,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去张罗的。我们需要帮助球员,所以我去其他学院带队训练,还做其他工作来支付球队的开销。

——因为我一直喜欢做饭,又有这道家传的炸肉丸配方,我就开始卖,我做什么都卖得很快。后来我跟一家餐厅合作。这持续了几年。那笔钱我投进了工作和球队里。

你知道自己大概能做多少吗?

——每周大约75、80公斤,或者再多一点。我很会谈价钱。这是帮助维持球员开销的来源之一。这是我们起码该做的。而且那道炸肉丸配方真的很好,我本可以走那条路,因为我喜欢创业,但我太想要足球了。

如今是完全不同的日常。从业余环境到俱乐部,再到现在巴西国家队。也许人们并不了解国家队教练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 没有太多固定的日常。有些天我们做更多的规划、行政决策、战略计划。其他日子则深入技术层面,研究我们的比赛模型和分析球员。以前团队有100多人,现在大约60人,我们监控所有比赛。我怀念更多训练和比赛的日子,但我已经适应得更好了。

你知道自己一周看多少场比赛吗?

– 我不会完整看很多比赛。我会看一些直播,但最重要的是有剪辑好的视频,按阶段划分比赛:球员在防守、进攻、转换和定位球时的表现。这样我能节省时间深入分析。我们会看名单上所有球员的片段。现在涉及13或14家俱乐部的球员。每轮大约就是这个数量的比赛。但重点是个人分析。

你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使用很多球员,有时让她们担任与俱乐部不同的角色。你的参考来自哪里?有没有什么人或情况成为你创造这种独特风格的起点?

– 没有具体的人。更多是源于我内心的不安分,喜欢创作过程。当然,组织方面的参考是存在的。你研究足球,学习训练方法以及如何传达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但我喜欢且认为当今非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创作过程。为什么不思考一些有清晰逻辑但更具个人风格的想法呢?

– 比赛开始变得非常雷同。在一些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场地更好、速度更快,比赛踢得更好,但从战术角度来说,不是只靠高位或低位逼抢就能定义防守概念。不是只靠反应型或主动型就能定义进攻。我试图清晰地传达给球员,不要太复杂,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但要带来效率。

– 我一直确信,当你让对手对谁会出场、怎么踢、球员有什么特点产生疑问时,这就会给你优势。在单场淘汰赛中,对手没有时间适应。在赛前和赛中与更大团队合作的方法是一回事,模型本身是另一回事。

你现在因为国家队的盯人防守听到更多批评……

– 人们经常谈论我们的盯人防守,但这在足球中早已被大量使用,现在又被高压逼抢的球队重新采用。尤其是在门球、边线球、我们模型中的重新开球时。

– 有时候在国家队,没有时间深入打磨这些,但我不太担心那些有更多备战时间的赛事。在门球时,球队通常高位逼抢,更偏向人盯人。那一刻是这样,但球队很快会回撤到区域防守,中场或低位 block。比赛就是这样运转的。

– 这是一个奠定进攻理念和概念的特点。当区域防守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被采用时,进攻理念进化了,去寻找更好的位置和传球流畅性来突破防守。

–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位置打法。很多人实践它,我也有喜欢和使用的概念,但不是僵化地使用。我从看到有效的东西中获得灵感。位置打法是为了应对区域防守而创造的。你寻求人数优势,诱导对手,制造空间。这些概念面对盯人防守时,你却无法使用。

– 这一切对国家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我们需要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夺冠热门球队。

– 国家队过去20年,从2007年以来的历史非常糟糕。我一直信任球员,但和她们共事后,我明白了如何让她们相信。她们理解需要一条不同的战术路径,以及环境和心态的改变。我们给新球员更多机会,鼓励她们以我认为应有的方式穿上国家队球衣,带着快乐、骄傲,没有那种几代人长期背负的沉重感。

– 适应这种新模型的速度甚至比我预想的更快。因为我们时间少,每次国际比赛日我们只针对一个特定情况训练。我在科林蒂安时不这样做,比赛模型不同,虽然也有很多我和教练组的个人风格。

你是如何让球员建立尝试不同东西的信心?有没有出现过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的情况?

– 没有,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当我提出方案时,我把它称为挑战,责任更多在我而不是她们。我想要的是她们在既定方案内做到最好。不是所有事情一开始就能成功。我们会不断评估。

– 有一个时刻是加比-扎诺蒂,那是她第一次被安排踢得更像中锋而不是中场。一场对圣保罗的决赛,我们需要进球。

– 只有两天训练时间,加比说:“哎,但我都拿不到球”,非常恼火,但在训练中她该做的都做得很好。上场前,我说:“你会少拿球。不是让你做别的角色,因为那样我们中场才能有人数优势。我需要你更靠近球门。拿到球时,你来决定。”她进了两个球。

但改变她们角色的这种“必要性”从何而来?

——这需要理解球员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比如加比-扎诺蒂,同时也源于青训体系缺乏让球员尝试更多角色的培养。有时人们给球员固定一个位置,但她在另一个位置可能发挥更好。能够看到青训体系的整体背景,并在新的挑战中重新塑造球员、让她发挥更大作用,我认为这两点让我在做这些事时提高了成功率。

你刚才说到了“疯狂”。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走到你面前问过:“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有,一直都有。从我刚开始做女足的时候,就有人叫我疯子。两年后,他们碰到我又说:“你还在干?”甚至因为我放弃了很多东西,自己掏钱而不是挣钱,在旁观者看来这逻辑完全是反的。

——战术层面也是。很多人觉得我在瞎发明。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点。我喜欢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不喜欢待在同一个地方。我从来不喜欢看着别人在做什么就简单照搬。

——那种非常保守的足球,球队更多是为防守做准备而不是为进攻,更害怕输球而不是渴望赢球,对我来说是一条糟糕且缺乏吸引力的路。我喜欢比赛中有事情发生,哪怕时间更短,喜欢踢球的人能传递出情感。

——不能是那种冷冰冰的战术,所有人都退到球后面等着防守。我想要有速度、有转换、有对抗的比赛。我们不能逃避足球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情况让你印象深刻吗?

——被人叫疯子,我不太在意。我不喜欢标签。这也是我们的另一个问题,给人贴标签。但从来不是那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当你赢的时候,除了“赢家”之外没有别的标签。一个能让球员进步并赢球的人,这是我的最大目标。

你提到自掏腰包这件事让我很注意,很多人觉得那是疯狂。你觉得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女足是一个选择还是形势所迫?

——我确信这是一个选择。选择启动这个项目,并且每年继续留在女足。我总是问自己:“明年我会有更好的条件吗?这对我的职业发展有意义吗?”后来我明白,这对我的个人成长也有意义。我继续走下去是因为相信这对我有好处。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接受了就干了。我看到女足会成长。我觉得我能比别人更早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只是以教练的身份参与,几乎还像个管理者。我知道我可以做出贡献。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你还提到了放弃。为了打造这段胜利的职业生涯,你不得不放弃什么?

——经济上的放弃,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某种我本可以拥有的地位。别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觉得做女足的人不太有能力。我在心里觉得好笑,因为我在男足见过那么糟糕的工作。我非常有批判精神,这对让我坚持下来很重要。

——在男足,如果你一直赢,就有连续性,但女足让我们能够在方法上、在与各部门的整合上不断进步。

——这条路可能比我选择男足走得更长。我本可以去青训或者做实习、当某位教练的助手。但那样我无法发展自己的想法,只会发展别人的。我确实跟随过一些顶级教练,但青训从来不太吸引我,那是另一个过程。女足恰好契合了我认为对自己最好的所有方面。

在这期间你在俱乐部待了12年才来到巴西国家队。皮娅-松德哈格受聘时你已经非常成功,当时有一种呼声说那是你的时刻。你觉得你应该更早进入国家队吗?

——不,我甚至不知道当时什么感受。我明白我可以当(主教练),不只是皮娅受聘的时候,还有瓦当和埃米莉-利马的时候也是。埃米莉当教练的时间很短,但我理解背景并同意,应该重视女足的女教练。如果不是在女足,那还能在哪里?

——瓦当回归,他有一段非常能凝聚人的经历。我在职业层面学会了非常欣赏他,后来在个人层面也是。有人批评他,我知道他最终是带着那种感受离开的,因为他从男足的舒适区——也许是经济上的舒适——离开来面对挑战。但他的回归非常快,好像没有其他人似的。

——还有皮娅,国家队经历了很多次淘汰,我们没有激发出球员的最好水平。那是一次尝试,引进一位顶级教练来做出贡献。

——我一直理解并尊重这些决定。最终对我也是好事。我得以告别科林蒂安,去了奥运会,如果换一个时机,我就不会在带领国家队参加这届历史性的巴西世界杯了。

在奥运会上,你们不得不在比赛中途重生,最终获得银牌。进入一个需要重建信心、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并取得成功,是什么感觉?

——我完全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国家队重回领奖台,以及距离我们上一枚奖牌(2008年北京银牌)过去了多久。

——你说得对,我们几乎必须重生。我们在小组赛阶段差点被淘汰,但那只是积分榜的事。球队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脆弱。

——我看到当时国家队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更成熟的基本阵容,但关键是要利用困难时刻让团队成长、站起来。

——困难反而帮助球队以强硬姿态迎战法国,而巴西此前从未战胜过法国。那场比赛前,我特意没有安排场地训练。我甚至给她们办了一场烧烤。我们在一个封闭房间里训练,让球员们在电视机前移动。她们已经知道计划,也知道我们将如何压制对手。她们还节省了体能,以便身体恢复、精神上走出压力,因为她们确实承受了很多批评。

——大家觉得这很疯狂,很奇怪:“怎么能不去球场?要打法国,刚经历两连败,从没赢过她们……”。但如果我只是做同样的事,只为了图个心安说“我安排了训练,尽了我的责任”,那就没有为她们做到最好。从那时起,我们增强了球员的信心,对西班牙打出了一场历史性的比赛,对美国打出了一场有竞争力的决赛。

那些批评影响到你了吗?

——对我来说,它们是燃料,对团队也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很多前后不一。

——当我接手国家队时,是在皮娅离开之后,对工作和当时形势的评估是国家队需要八年才能成为一支胜利的一代。

——我们去参加奥运会时所在的小组,历史上从未如此艰难(尼日利亚、日本和西班牙,现任冠军、当今最好的球队)。我们知道机会是以第二或第三出线,而且至少需要拿到三分,我们也做到了。

——而那些批评来得很重,与不久前他们做出的判断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现在要求这么高,之前说的却是另一套?”有些话让我印象很深,比如有人说我们是“有罪出线”。这句话很重。怎么会没有出线意图?团队已经拼尽全力。我们有受伤的球员,有更衣室里的情绪,有三场充满克服困难的比赛,还有深深触动我们的东西。

——球员必须始终表明立场,我跟她们这么说,但有些时刻最好我们闭嘴。保持安静,把压力留给我,让她们去场上好好踢,就像她们做到的那样。

在足球里,谁是阿图尔-埃利亚斯或他的球队最大的克星?

——我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也从未想过。

——在国家队,毫无疑问是埃玛-海斯(美国队主帅)。我得考虑更多东西,不只是战术层面。她所做的几乎是一场美国革命,因为他们不太习惯这些变化。

——我和吉尔-埃利斯聊过几次,她的美国队是最让我着迷的,从4-4-2体系、长传球、身体压制,转向4-3-3更流畅的足球。而埃玛带来的是更深的转变,带着美国队从未有过的战术行为,有些甚至和我们有点相似。

——她从战术层面走向心理和精神层面。面对一位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准备充分的教练非常困难。这是我重视的东西,因为我一直以类似方式准备自己。所以,也许因为在奥运会决赛输给她,我可以称她为我的克星。

你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吗?

——我甚至用过这个词来形容埃玛(海斯),但我不知道用来说自己是否最合适。我觉得“革命”这个词太重。但我喜欢……不是去越界,而是稍微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作为职业人士和人都是如此:不怕、不畏惧尝试不同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

那 explosive(爆炸性)呢?

——我觉得不是。我试着找一个更好的词:也许我非常 visceral(发自肺腑)。我真的活在比赛里。训练中有些时刻,我需要传递必要的能量。很多时候我是冷静的。我觉得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些能力并加以平衡。知道什么时候传递平静、展现同理心、开个玩笑,什么时候更尖锐、更发自肺腑地提出要求。一切都是为了传递正确的能量。

说到这种发自肺腑的状态。对美国那场,你最终被罚出场。也许那个对手会激起一些你在考虑世界杯时需要控制的东西?

——不,考虑到世界杯,你们可以非常放心,我不会被罚出场。我自2018年以来就没被罚出场过。我们知道如何在边线工作,并对裁判保持应有的尊重。

——但历史上和最近,我们国家队在很多时刻都受到损害。我希望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上,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赢球。所以我们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试着在裁判问题上稍微施压,看看球队会如何反应。

——对美国那场,有VAR却没有回看。相当糟糕。除了我之外,唯一合理的红牌是塔西亚内的。既然国家队过去对她们已经受过损害,那时就是测试的时机。在世界杯年,这不是我想给她们的经历,我想要其他挑战。

距离世界杯还有七个月,不可避免地会谈到玛塔。你总是说,如果她状态好就会带上她。皮娅经历过克里斯蒂亚内的案例,安切洛蒂和内马尔也是。你个人是否为可能无法征召她的情况做准备?

——是的,我的职责是为一切做准备。这一方面是一个复杂的场景,因为玛塔的分量,另一方面又很简单,因为就是少了一个球员选项。

——当然,对她的照顾更多,因为玛塔所代表的一切,也因为这是巴西世界杯。但有时这并不是对她的特殊照顾。我们的对话总是很好、很直接,关系也是最好的,因为有很多尊重和钦佩。

——玛塔是否参加世界杯,我理解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 她们知道自己必须靠实力说话。她缺席一些征召是战略性的安排,为的是让国家队不再依赖玛塔或任何其他名字。她多次没有入选,是因为这对国家队很重要,或者是因为需要处理伤病,又或者是考虑到她的个人生活。

– 想象一下玛塔的处境,二十多年来背负着这样的责任,在最高水平踢球,还要兼顾俱乐部和国家队?每到国际比赛日窗口,没被征召的人能喘口气,被征召去国家队的人恰恰相反。感觉是她会以尽可能最高的水平迎接世界杯。

而且世界杯还会让巴西的联赛停摆。一些男足管理层人士说这没必要。你怎么看这些批评?

– 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知,是对今天世界杯意味着什么的不了解。

– 管理层太专注于男足的管理、他们的财务和商业问题,肯定没有关注澳大利亚(2023年)以及自法国(2019年)以来发生的一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体育赛事,收入非常可观,澳大利亚场均观众超过3万人。

– 我认为世界杯能够也会给俱乐部带来扩大女足收入的能力,并推动我们国家的变革。

– 当前的氛围仍然带有很大的偏见。居然能有这种想法——一届从未存在过的世界杯、我们要等多少年才能再办一届、有人觉得女性没有权利在马拉卡纳踢球。这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看到足球也取决于这些管理者、主席、协调员的决策。

– 我一直愿意展示女足的现实和机遇,以及他们拥有这种视野有多么重要,这样他们自己的球迷会觉得自己所穿的球衣更有代表性。

2023年,你还说过男足是你作为教练的一个目标。你收到过邀请吗?这还在你的视野中吗?

– 我收到过邀请,更多是试探而非正式邀请,但我需要在女足取得足够多的成就,才会有男足方面更有意思的机会。这种愿望是存在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我不需要做很多与现在不同的事,因为我不按性别来区分。

– 这件事会发生。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但在过去,我离开女足并不太合理,当时在科林蒂安,还有国家队的可能性,这个机会一直在靠近,并成为了我的人生使命。

– 我想在男足做一些不同的事。想证明在我们巴西足球非常缺乏认同感的时刻,在男足饱受批评、激情与对我们能力的批评之间出现距离和混乱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能为我们的足球构建一些不同且更好的东西。这是我想尽快面对的挑战。

你收到了谁的邀请?

– 我不会说(笑)。有这个目标……但都是已经了解我的俱乐部,了解俱乐部决策层的人。2023年还有不少试探。

科林蒂安男足是其中一种可能吗?当时库卡在两场比赛后离队,我们听说你是接手的候选人。

– 确实发生过。杜伊利奥(蒙特罗-阿尔维斯,科林蒂安前主席)当时跟我说了,后来又重复说:“你当时应该接手球队的”。但女足和男足之间当时有紧张关系。那非常艰难。最终是我作为那个人跟媒体一起处理这件事。我试着像往常一样,对所有事情尽可能诚实,当然,也对我的团队、我的球员们非常忠诚。

– 我觉得正因如此,才……(没有接手)。如果库卡或其他教练离开是出于其他原因,按杜伊利奥多次跟我说的,他会提议让我接手球队。临时接手,对吧?他说:“我会把你放进去,我知道会成功的”。

– 这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负面印记。都过去了。我们后来还经历了其他阶段,甚至在这件事之前我就谈过(去男足)的可能性。你看看科林蒂安女足变成了什么样,我们取得的一切。我非常自豪。

我记得听过球员们的讲述,由于库卡离队的整个背景,她们遭受了辱骂和威胁。这些也传到你那里了吗?

– 直接威胁我没有收到。社交媒体上,我不太看。我记得有辱骂,但我没觉得受到威胁。让我非常担心的是她们讲述的情况,不只是网络上,有时就在塔图阿佩的街区里。去吃午饭或晚饭时,远远听到一些侮辱。没有严重的事,没有身体上的接近,但那片区域给她们造成了很大的不适。

编者注:库卡于2023年4月接手科林蒂安,因在1987年瑞士一起性暴力案件中曾被判有罪而遭到球迷抗议。

当时,球员们和教练阿图尔-埃利亚斯在库卡首秀比赛期间发布了一份声明,写道“‘尊重姑娘们’不是一句随便的话”。第二天,他们表示这份宣言并非针对该教练或其聘用,而是指向争取权利和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斗争。

库卡于4月27日请辞。2024年1月,瑞士司法机构撤销了判决,因为该教练受审时辩护律师不在场。该裁决未涉及案件实质,因此并未宣判库卡无罪。

我们总开玩笑说阿图尔-埃利亚斯没有固定阵容,会把球员换到她们从未踢过的位置上。这并不常见。你觉得男足准备好接受你所带来的东西了吗?

——我觉得她还没有准备好。人们对此还没有那么开放,但这更多是场外的事。男球员、女球员……当一个人明白你是在做某件事帮助她发挥潜能时,她就会直面挑战,走出常规。

——在男足这边,我总是看到同样的抱怨、同样的借口和同样的做法。我认为我能够带领一个团队,不论性别,走向更好、更成功的位置。也许一开始情况会有些奇怪,但之后当你开始赢球,一切就会顺畅起来。我对此非常坦然。最初可能会有冲击,但那将是积极的。

现在的焦点是世界杯。但展望世界杯后的未来,无论结果如何,你觉得自己会继续在巴西国家队执教吗?

——这是我一直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关于世界杯之后。我承认我还不确定。

——如果巴西足协在世界杯前和我谈这件事,那显然是有继续下去的意愿。但比赛本身有很多背景因素。足球就是这样。世界杯在巴西举办会带来一种期待。我需要弄清楚面前会是什么,无论是夺冠——那是我们最大的梦想——还是没能走上这条路。因为我知道世界杯有多难。

——我们谈到了男足,有很多东西从国外传来,很多东西已经到来,女足这边也一样。但这不是我现在花时间思考的事。我认为在那之前我不会看得更清楚。形势会变化得很快,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和之后。

你如何在心理上准备在主场带领巴西征战世界杯?

——我试着审视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教练的职责要求很高。你需要照顾人、引导人、要求人。

——我也在策略方面做准备,思考如何对阵每一个对手。这些想法正在成形,转化为理论,也付诸一些实践,因为国际比赛日窗口很少。

——当然,还有我在世界杯期间的职责是什么。因为我有带队的工作,也要管理所有会被谈论的东西、各种叙事、全国的期待、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切,去打造一个能够以应有的方式经历这段体验的团队:享受其中,带着投入和对球衣的热爱。她们的拼劲我知道我已经拥有。

那梦想中的世界杯决赛是什么样的?

——这不好说,因为如果你提到一个对手,结果碰上另一个,或者正好碰上你提到的那个,他们会拿这个来做文章——他笑着说,同时思考着。

——从策略上,我宁愿不回答。大家都知道主要对手是谁。那将是对阵一支伟大的国家队。我预计八分之一决赛会非常艰难,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只会碰上世界顶级球队。一个接一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