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刑法第一百四十条本身没有定义什么是"伪劣产品",也没有规定质量要求,而是通过司法解释把"不合格产品"指向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产品的概念、质量义务的内容、检验与认定的方式,均须借助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种子法、兽药管理条例等行政法律规范确定。由此产生一个方法论问题,行政机关认定为合格的产品,刑法能否认定为伪劣;行政机关认定为违法的行为,刑法是否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张万军教授指出,法秩序统一原理给出的回答是,民法、行政法、刑法对同一行为的评价应当相互协调,不能出现一方允许、一方禁止的根本矛盾;但协调不等于等同,统一也不意味着概念一一对应。近年司法实践在这一问题上出现过两种偏差。一种是把合格证、许可、备案、抽检合格当作刑事免责的绝对理由,忽略了行政认定可能被欺骗或者规避;另一种是把任何行政违规都当作本罪的充分条件,以"无证""标识不实""参数超限"替代产品质量判断。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九件案例,恰好从不同方向划出了这条边界。本文以这些案例为样本,讨论法秩序统一原理如何在本罪中落地,以及辩护人如何据此组织无罪论证。
一、法秩序统一原理进入本罪判断的方式
(一)构成要件的行政法依附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列举了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第一条规定,"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这一条把刑法上的质量判断交给了行政法,形成三个层次的依附。
第一个层次是产品概念。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该法。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天然物、服务,不属于本罪意义上的产品。第二个层次是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设定三项要求,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对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符合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第三个层次是行为类型的技术含义。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均需借助质量标准、等级体系、工艺区别才能判断。
依附性带来的第一个辩护后果是,控方必须指明被告人所违反的具体质量义务条款。起诉书仅写"经检验不合格"而不写明违反的是哪一项标准、哪一个条款、哪一项质量要求,属于构成要件表述不明。辩护人应当要求控方补正,并在此基础上逐项对照。凡不能归入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三项要求之一的,所谓"不合格"就失去了法定参照。
(二)刑法判断的相对独立
依附不等于从属。刑法有自身的保护法益、责任原则与刑罚目的,这些是行政法上没有的。本罪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要求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要求存在"冒充"的表示行为,要求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作用。行政机关认定产品不合格,只产生行政处罚的后果;刑法上还要追问行为人是否明知、数额是否准确、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
福州华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某鑫等人案(入库编号2024-02-1-067-005)说明了这一点。被告单位在2018年至2021年间订购自卸货车二类底盘,定制车厢,所售车辆的空车质量、轮胎规格、车身外廓尺寸、货箱栏板高度多数不符合轻型自卸货车参数。为使车辆取得蓝色号牌,被告人安排"值班车"上线检测,由叶某东用打码设备更改车架号、发动机号,再以轻型货车合格证等材料通过检验,骗取号牌后套用于所售车辆。共销售二百八十七部,其中二百八十五部经鉴定不属于轻型货车类别、质量不合格,销售金额三千九百三十点八二万元。法院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定性,单位罚金二千万元,张某鑫有期徒刑十五年。
该案中,涉案车辆有出厂合格证,经过检测,完成登记,取得蓝牌,行政外观完全合法。法院并未因此否定犯罪,反而把"取得蓝牌"作为"冒充"的具体手段。这说明,刑法可以对行政外观进行实质审查,当行政外观系通过伪造、变造、欺骗取得时,它不能产生免责效果。
单位犯罪与责任主体的判断同样是刑法独立性的体现。单位犯罪须以单位名义实施、为单位谋取利益、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须对决策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作用,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须具体实施且起较大作用。这些要件在行政法上没有对应物,不能以"企业被处罚"推定"负责人有罪",也不能以"公司长期违规"推定"全体管理人员明知"。福州华某案中,三名被告人系股东并共同决策,故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若换成仅执行岗位职责的检验员、仓管员,结论应当不同。
(三)统一并非同一
法秩序统一原理常被误读为"行政违法即刑事犯罪"或者"行政合法即刑事无罪"。两种理解都不准确。统一指的是评价结论不相反,而不是概念一一对应。行政法禁止的行为范围远大于刑法,只有达到可罚程度的部分才进入刑法的评价;行政法允许的行为,刑法原则上不应反对,但以欺诈、规避方式取得的"允许"除外。
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这一原理在本罪中的运用。纵向看,刑法上的"不合格"必须回到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不能由部门规章、地方标准、推荐性标准直接创设。横向看,同一产品在行政法上被认定为合格,刑法不能随意作出相反评价,但行政认定不是绝对,须审查其范围与取得方式。量的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是同一法益侵害的不同程度,只有严重到需要刑罚处罚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以下三节分别展开。
二、行政法上的合法外观不能当然排除犯罪
(一)合格证与登记只是形式准入
合格证证明产品出厂时符合生产者的自我声明,登记证明产品通过了行政机关的形式审查,二者都不等于产品在每一批次、每一项参数上均符合质量要求。福州华某案中,车辆的出厂合格证记载整备质量为二点六吨,而被告单位销售的底盘重量已达三吨至五吨,改装后的外廓尺寸、栏板高度严重超限。合格证记载与实物状态明显不符,形式准入已经失去证明价值。
对辩护而言,把"有合格证"作为主要抗辩并不有力。更有价值的是审查四个环节。其一,合格证所载参数与实际车辆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问题出在生产环节还是改装环节。其二,上线检测是否由涉案车辆本人完成,若由"值班车"替代,则检测结论与涉案车辆无关。其三,改装由谁实施,若车辆出厂时合格,改装由买方自行完成或者由第三方完成,销售者的行为与不合格状态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其四,销售者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生产者,单纯的销售者定制车厢、调整参数,能否等同于生产不合格产品。上述任何一项成立,都足以使部分车辆退出犯罪数额。
(二)抽检合格不能覆盖全部批次
天津某橙汁有限公司、蒋某言等案(入库编号2025-03-1-067-001)中,案发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被告单位产品进行抽检和日常检查,结论均为合格,法院把这一事实作为认定产品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依据。张某甲等人案(入库编号2023-02-1-067-002)中,辩护人提出涉案猪肉经动物检疫合格、未检出肾上腺素和阿托品、未接到顾客食用后的举报,法院仍认定注药注水后的猪肉存在不合理危险,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两案的差异不在检验报告本身,而在检验报告所要证明的命题。天津案争点是产品名称与配方是否匹配,抽检合格正好证明产品实体符合质量标准,缺陷仅在于名称标注。张某甲案争点是是否实施了注药行为,检疫合格只能证明抽样时点的残留情况,不能证明未曾注药,且药物代谢快、残留难以检出,检验结论与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对应关系。
这提示一条证据法上的经验,抽检合格的证明力取决于它覆盖的批次、项目与时间,也取决于它与争点的关联。辩护人应当先确定案件的争点是什么,再判断检验报告能否覆盖该争点。争点是"产品是否不合格"时,抽检合格有较强证明力;争点是"是否实施了某一行为"时,抽检合格往往只能证明结果,不能证明行为。
(三)信赖保护以善意无欺为条件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适用于善意信赖行政机关的许可、登记、检验结论,并据此安排生产销售的相对人。主张信赖保护须具备三个条件,行为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政认定与事实不符;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不存在伪造、隐瞒、贿赂等欺骗行为。
福州华某案中,被告人通过更改车架号、发动机号欺骗检测机构,信赖基础自始不存在,不能主张信赖保护。天津橙汁案中,企业在新的果蔬汁标准实施后,质量部经理曾提示如继续添加山梨酸钾则产品名称应改为果汁饮料,总经理答复"要拿出依据和相关部门认证",此后仍按原配方生产。这一情节说明企业并非故意隐瞒,而是对标准适用存在争议并等待行政机关确认,其对行政认定方式的信赖可以削弱主观明知。两案对照可见,信赖保护不是"看过许可证"就能成立,它要求行为人自身没有欺骗,且其信赖具有合理基础。
三、行政法上的形式违法不能直接升格为犯罪
(一)标识义务与质量义务的分离
天津橙汁案是这一命题最完整的样本。2015年5月、6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与《果蔬汁类及其饮料》(GB/T31121—2014)先后实施,规定果蔬汁中不得添加山梨酸钾,果蔬汁饮料中可以限量添加。被告单位继续按原配方生产,产品外包装名称仍标注为"果汁"。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销售收入八千六百五十六万余元,毛利二千七百四十三万余元。案发后被告单位将名称更换为"果汁饮料"。检察机关在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起诉,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19)辽0504刑初127号之二刑事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法院的分析分三层。第一层,产品名称标注不真实,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标识必须真实、须有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的规定,属于不当标识的行政违法行为。第二层,该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指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对上述行为规定行政责任的同时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第五十四条对违反第二十七条的标识行为仅规定行政责任。义务与责任的对应关系不同,说明立法者已经对两种不法作出轻重区分,单纯不当标识不符合本罪客观行为要件。第三层,该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山梨酸钾本身无害,仅在限量小于0.5克/千克范围内起延长保质期作用,被告单位在配料表中如实标明,产品符合GB2760—2014对饮料类产品的要求,抽检合格,案发后已更正名称,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采取行政手段即可有效规制。
这一论证是法秩序统一原理的典型运用。它不是简单地说"行政违法不等于犯罪",而是从同一部法律内部的义务与责任配置,推导出不法的性质与程度。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与第二十六条分别对应标识义务与质量义务,第五十四条与第五十条分别对应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这种对应关系本身即表达了立法者的评价。刑法若把仅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提升为犯罪,就破坏了这种评价秩序。
辩护操作上,应当把指控事实逐项归类。属于名称、产地、等级、配料表标注不实的,归入标识问题;属于未取得许可、未办理备案、未通过登记的,归入主体资格问题;属于广告用语、促销宣传夸大的,归入宣传问题;只有产品实体不符合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某一项要求的,才属于质量缺陷。归类完成后,要求控方就质量缺陷单独举证,而不能以标识、许可、宣传的瑕疵替代质量证明。
(二)许可与登记瑕疵不属于质量缺陷
某农资公司、赵某风等案(入库编号2024-02-1-067-003)中,被告人赵某风、何某娟在未取得肥料登记证的情况下,与某化工公司相关人员共谋,套用该公司其他肥料登记证和执行标准,修改数据后制作"某鹏"牌多功能抗病配方肥包装袋,提供配方由化工公司生产,由农资公司订购销售,并向农民提供伪造的合格检验报告。截至2011年3月,销售一百四十三点四吨,销售金额四十万余元,案发后扣押的八十八吨经鉴定均为不合格产品。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单位罚金二十五万元,赵某风有期徒刑五年,何某娟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该案定罪的理由不是"无肥料登记证",而是产品经鉴定不合格,被告人明知不合格,又通过修改数据、伪造检验报告的方式冒充合格。假如产品经检验合格,仅缺少登记证,则应按肥料管理行政法规处理,不能以本罪论处。否则,本罪将与非法经营罪、行政许可违法的界限彻底混淆,任何无证生产都可以被评价为生产伪劣产品。
酒泉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案(入库编号2024-02-1-067-002)同理。被告单位未按杂交种子要求自行繁育辣椒种子,将收购的辣椒籽加工包装,以"豫椒王"品种申请备案未获成功,仍销售三千五百罐,销售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定罪基础是种子纯度63.4%,远低于国家标准95%和罐体标注96%,被认定为劣种子。未申请登记只是背景事实,不是定罪理由。法院进一步指出,因农户移栽时间晚、种植密度大以及天气影响,难以认定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转按本罪处理,判处单位罚金二百四十五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两案共同说明,主体资格瑕疵与产品质量缺陷是两种不同的不法。前者由行政许可法、种子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调整,后者才进入本罪的构成要件。辩护人应当把两者严格分开,要求控方就产品质量单独鉴定、单独举证;对"无证生产即伪劣"的指控逻辑,应当明确指出其混淆了市场准入与质量义务。
(三)标准效力层级对不合格认定的限制
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要求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此处所指的标准,是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标准,不包括推荐性标准。第二项要求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第三项要求符合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推荐性国家标准(GB/T)、行业推荐性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内控标准,只有在产品明示采用时,才依第三项产生质量义务,不能直接依第一项认定为不合格。实践中控方常以企业内控指标、行业协会指引、地方技术规范作为判断依据,辩护人应当审查该规范的效力层级与适用范围,并要求控方说明产品是否明示采用。
海宁市国某食品公司、国某校案(入库编号2023-02-1-067-004)提供了正面样本。被告单位以浸出工艺生产的菜籽油,冠以"四级压榨菜油王浓香菜籽油"之名销售,抽检溶剂残留量为13.8毫克/千克至46.3毫克/千克。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2716—2018),压榨油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检出值小于10毫克/千克时视为未检出,浸出油溶剂残留限量为小于等于20毫克/千克。法院认定涉案菜籽油既不符合压榨油标准,绝大多数也不符合浸出油标准,且与包装注明的产品标准、质量状况不符,属于不合格产品,销售十七万余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案的关键在于,定罪理由不是"浸出冒充压榨"这一工艺名称不实,而是残留量同时突破了压榨油与浸出油两项强制标准。假如涉案产品符合浸出油的限量要求,仅工艺名称标注不实,则应当回到天津橙汁案的逻辑,按不当标识处理。这一区分为辩护留下了空间。辩护人应当逐批核对残留量数值、检验方法与检出限,查明行为时适用的标准版本。本案部分行为发生在2018年12月21日新标准实施之前,旧标准限量为50毫克/千克,对这一时期的产品不能适用20毫克/千克的新限值;检出值低于10毫克/千克的样品,依标准应视为未检出,不能认定为超标。标准适用的时间效力,往往直接决定不合格产品的范围与销售金额。
四、刑法独立判断的实质空间
(一)不合理危险须作实质认定
赵某甲案(入库编号2023-02-1-067-003)与张某甲等人案(入库编号2023-02-1-067-002)均涉及屠宰环节给待宰生猪注药注水。赵某甲受袁某远、赵某乙组织,在邯郸市绿某食品有限公司、沙河市某肉联有限公司屠宰点内,给待宰生猪注入含有肾上腺素、阿托品等物质的药水和生水,用以增加猪肉重量,涉及金额一点三亿余元与二千六百余万元。法院认定,肾上腺素、阿托品被收载于《中国兽药典》,属农业部公告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上的物质,故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又因二者均无需制定动物性食品最大残留限量,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注药注水后的猪肉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属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远超五万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这里体现了刑法独立判断的两个层次。第一,行政法上"允许使用兽药"不等于"允许在屠宰环节注药注水",使用的合法性取决于环节、用途、休药期与操作规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严禁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要求屠宰者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被告人违反的是使用方式的禁止性规定,而非物质本身的禁用规定。第二,刑法把"不合理危险"作为独立的实质标准。即使残留无法检出,只要证明注药行为,注药后的肉品即被认定存在不合理危险。裁判要旨明确,由于药物代谢等原因难以从肉品中检出残留时,只要证明行为人在屠宰相关环节有注药行为,注药后的肉品即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对辩护而言,这一认定方法压缩了"检验合格"的抗辩空间,但也留下了新的争点。注药行为是否存在,不能仅凭个别工人的指认或者同案犯的口供,应当结合现场监控、药物购买记录、注射器具、报酬结算、屠宰日志等客观证据;注药行为与涉案批次、销售金额之间须建立对应关系,不能以一段时期的注药行为覆盖全厂数年的产量;对已检疫合格、已上市销售且无不良反应的产品,虽不能直接出罪,但可以削弱"不合理危险"的认定。
(二)法益保护目的对构成要件的限定
本罪保护的法益包括产品质量管理秩序与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益。二者在不同产品中的权重并不相同。食品、药品、农资、机动车直接关系人身安全,安全性要求具有优先地位;一般日用品更多体现为质量承诺与交易秩序。法益保护目的对构成要件的限定,表现为不能把一切技术参数偏离都评价为犯罪,只有影响到安全、使用性能或者消费者知情时,才达到本罪的不法程度。
天津橙汁案的第三层理由正是如此。山梨酸钾无害,限量合规,配料表标明,产品实体合格,缺陷仅在于名称未随标准变更而调整,未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反过来,福州华某案的车辆参数超限直接影响转向与制动性能,并已发生超载致一人死亡的事故,危险是现实的。两案的分野不在于是否有行政违规,而在于违规是否触及法益。
辩护操作可以把技术偏离翻译为三问。是否影响人身、财产安全;是否影响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是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真实情况的知悉。三问皆否的,主张行政规制已足;有一问为是的,再讨论程度与数额。
消费者知情是一项独立的法益,但它的保护方式与人身安全不同。标识不实通常只受行政处罚,因为侵害的是知情权与交易秩序,可以通过更正、召回、罚款恢复;只有当不实标识掩盖了质量缺陷,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状态下承受人身或者财产风险时,才与质量不法合并评价。天津橙汁案之所以出罪,正是因为名称不实没有掩盖质量缺陷,产品实体合格;海宁案之所以定罪,则是因为"压榨"之名掩盖了残留超标的事实。
(三)刑罚必要性判断
刑罚是最后手段。行政罚款、责令改正、召回、吊销许可足以消除危险、恢复秩序时,不宜动用刑罚。判断要素包括违法所得与危害后果的比例、是否主动召回或者更正、是否造成人身损害、是否曾受行政处罚后仍继续实施、是否具有欺骗或者隐蔽情节。
天津橙汁案的销售收入八千六百五十六万余元、毛利二千七百四十三万余元,数额不可谓不大,法院仍认为行政手段足以规制。这说明数额并非唯一标准,行为性质才是关键。对辩护人而言,这一裁判提供了一个重要论据,即使销售金额巨大,只要产品实体合格、缺陷属于标识性质、企业已主动纠正,仍存在出罪可能。反之,福州华某案销售金额三千九百三十点八二万元,法院以重大安全隐患与现实事故说明刑罚必要性,数额与危险叠加,出罪空间极小。
五、罪名转化中的法秩序统一
(一)特殊罪名不成立不等于普通罪名成立
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条定罪处罚。该款的规范功能是避免因特殊罪名不成立而放纵犯罪,适用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涉案产品属于该条所列的特定类别;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独立符合第一百四十条的全部构成要件。
实践中最常见的误用,是控方先论证特殊罪名不成立,随即直接得出应按本罪处理的结论,而对产品是否不合格、行为人是否明知、数额是否准确不再举证。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转化后的罪名仍须与行政法上的质量义务对应,不能因为特殊罪名的具体危险或者损失难以证明,就降低"不合格产品"的证明标准。第一百四十九条只解决罪名选择,不解决构成要件证明。
(二)损失与危险的证明不能被省略
酒泉案中,种子纯度63.4%远低于国家标准95%与罐体标注96%,劣种子本身已经鉴定确认,只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无法认定,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转按本罪处理。农资案中,扣押的八十八吨配方肥经鉴定均为不合格产品,未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故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化肥罪,转按本罪处理。李某钦案(入库编号2024-02-1-067-004)中,被告人养殖三黄鸡期间未执行饲料标签明示的休药期规定,销售尚在用药期的三黄鸡九千七百羽,净重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二千克,销售金额十五万余元,鸡肉中尼卡巴嗪残留量686微克/千克,超过GB31650—2019规定的200微克/千克限量;因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依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及法释〔2021〕24号第十三条第二款,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三案的共同点是,产品不合格本身已经独立证明,纯度鉴定、化肥鉴定、残留检验分别提供了质量基础,转化只解决罪名归属,不替代质量证明。这一结构对辩护具有双向意义。控方不能以转化填补证明空白;辩方也不能因为案件属于转化类型就放弃质量抗辩。若产品不合格尚不能证明,第一百四十九条不能成为入罪通道;若已经证明,辩护重心应转向销售金额、主观明知与共犯作用。
(三)转化后的数额与罪责
转化适用在罪名上由特殊罪名转为普通罪名,量刑并不必然减轻。酒泉案销售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法定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仍被判处十一年。农资案销售金额四十万余元,法定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五年与四年六个月。李某钦案销售金额十五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三案的量刑差异完全由数额档次决定。
因此,转化类型案件的辩护应当把数额作为主战场。逐笔核对原始凭证,剔除退货、召回、未收款、赠品与非产品对价;按法定顺序重算货值金额;区分既遂与未遂;分离单位与个人的销售数额;对有对应批次疑问的部分,要求控方举证。数额每降一档,刑罚即随之下降,其效果往往比空泛地质疑罪名更为实际。
六、统一原理下的辩护方法
(一)查明行政法上的质量义务来源
第一步,确定产品类别,是食品、药品、农资、机动车还是一般日用品,不同类别适用不同的质量规范。第二步,找到适用的强制性标准或者产品明示标准。第三步,核对标准编号、名称、版本、实施日期与适用范围。第四步,确认控方指控违反的是哪一条、哪一项质量要求。四步完成,才能判断"不合格"是否有规范依据。
(二)比对行政评价与刑事评价
实践中存在三种情形。行政认定合格而刑事指控不合格的,如天津橙汁案与福州华某案,辩护应审查行政认定的范围、时点与取得方式,区分"实体合格"与"通过欺骗取得的合格外观"。行政认定不合格而刑事追诉的,如海宁案与李某钦案,辩护应审查不合格是否达到刑事不法程度,是否具备明知与数额。行政机关尚未作出评价的,如酒泉案与农资案,辩护应审查控方的标准来源与鉴定方法。三种情形的论证方向不同,不能套用同一模板。
(三)审查刑事不法的独立要素
行政违法不推定明知。本罪要求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认识的内容不必精细到具体条款,但须认识到质量缺陷。仅有行政违规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不能证明明知。销售金额须独立计算,不能以营业额、合并报表、税务数据替代。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须有合格证、检验报告、合格标识或者质量承诺等表示行为;如实告知瑕疵并降价销售的,依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但书,不构成冒充。帮助行为须以明知为前提,正常物流、仓储、印刷服务不应以共犯论处。
(四)按产品类别设计辩点
食品类案件,先区分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条三层。禁用物质、允许使用但使用方式违规、残留超标但无具体危险,分别对应不同的构成要件。辩点集中于物质属性、使用环节、残留限量与具体危险。
农资类案件,先区分第一百四十七条与第一百四十条。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是特殊罪名的要件,损失无法认定时方可转化;转化后仍须证明产品不合格与数额。辩点集中于损失的计算口径、天气与种植水平等介入因素、纯度或者成分鉴定。
机动车类案件,先区分生产与改装销售,再区分行政准入与实质危险。辩点集中于合格证与实际参数的一致性、检测是否由涉案车辆完成、改装主体与因果关系、逐车鉴定的同一性。
日用品类案件,先区分标识、宣传与质量。推荐性标准、企业内控标准不能直接作为不合格依据;仅标识不实的,应按行政违法处理。
(五)庭审举证顺序与异议固定
行政犯案件的卷宗通常厚重,辩护人不宜按卷宗顺序逐份质证,而应按构成要件顺序组织。先就产品属性与质量义务举证,要求控方出示标准文本、检验报告与抽样记录;再就行为类型与冒充行为举证,要求控方说明具体的行为方式;继而就销售金额逐笔核对原始凭证;最后就明知与责任主体发问。每一环节的异议应当具体记入庭审笔录,例如对某份检验报告的抽样批次有异议、对某份审计报告的原始凭证有异议,避免使用"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的笼统表述。笼统异议在二审与再审中难以发挥作用,具体异议才能形成可复查的争点,也才能为后续的重新鉴定、补充调查留下入口。
法秩序统一原理不是被告人的救命稻草,也不是控方的入罪捷径。它提出的要求是双向的。对控方而言,须在行政法上找到具体的质量义务,在刑法上独立证明明知、数额与冒充行为,不能以行政违规替代质量缺陷,也不能以特殊罪名不成立替代普通罪名的构成要件。对辩方而言,须把行政违规与产品伪劣分开,把行政合格与实质合格分开,把标识瑕疵与质量缺陷分开。
九件入库案例提供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三句话。行政法上的形式违法,只有触及质量义务并达到可罚程度,才能升格为犯罪;行政法上的合法外观,只有在善意无欺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免责效果;刑法上的独立判断,只有落到不合理危险、使用性能与消费者知情,才不至于变成技术参数的机械比对。
做到这三点,无罪辩护才不至于在检验报告与销售金额面前止步,也才能让法秩序统一原理从一句抽象的口号,变成可以在法庭上逐项举证、逐项反驳的辩护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