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11月11日,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鹏翔碧浪”景观亮相。(视觉中国)
编者的话: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十年来,亚太繁荣始终凝结着各方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彼此成就的努力。从雁栖湖到大鹏湾,从亚太伙伴关系到亚太共同体,中国始终立足亚太、造福亚太,在应对挑战中展现作为,在回应人民期待中增进合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更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引领力更加凸显。围绕这一议题,本版刊发对多位专家学者的采访内容,以飨读者。
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
高飞(外交学院院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战略博弈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变化正通过安全、经贸、科技、治理等领域传导至亚太。
亚太地区经济体众多,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关切。近年来,一些国家强化阵营化、排他性合作机制,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安全化,不仅增加了各方的互信成本,也使亚太合作面临更多外部干扰。除传统地缘政治风险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为亚太经济转型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技术标准分化、数字规则竞争等新问题。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和“脱钩断链”逆流,正在冲击亚太开放合作的经济基础。个别国家采取单边制裁、关税壁垒和歧视性措施,削弱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使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和互信环境受到侵蚀。亚太开放合作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开放与封闭、多边与单边、共赢与零和之间的方向选择。
越是面临复杂挑战,越要重温亚太合作初心。亚太各经济体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亚太经济体利益深度交融、发展相互依存,越是在形势复杂、挑战增多的时候,越需要加强沟通协调、扩大共同利益,在风高浪急中坚定合作方向。2026年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将为亚太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共识、谋划未来提供重要契机。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正值国际体系经历深刻调整之际。过去三十年,以市场开放、跨境投资和全球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为亚太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许多经济体正是在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区域贸易和吸收技术资本的过程中实现了增长,这使亚太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然而,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相互叠加,经济问题屡屡被泛安全化,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受到侵蚀。国际关系中最值得警惕的趋势,并不是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竞争,而是竞争日益脱离规则、合作与发展空间受限,进而演化为市场割裂、技术封锁和阵营对抗。
亚太正处于直面大国竞争风险的前沿。一方面,这里集中了世界主要经济体,拥有高度互补的产业结构和紧密交织的市场联系;另一方面,大国战略互动也最为敏感,任何双边关系的波动都可能通过贸易、金融、科技、海运和投资网络外溢至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所带来的能源、运输和供应链冲击表明,今天的安全危机已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域,其成本会沿着全球经济循环迅速扩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约1/4的全球海运石油贸易,航运中断会对能源市场、供应链和食品成本产生广泛影响。对亚太而言,外部冲突带来的经济后果意味着,和平不是发展的附属条件,而是繁荣得以延续的前提。
刘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亚太区域合作动力换挡升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上看:一是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渗透率加速,数字赋能绿色、绿色支撑数字形成复合增长动力。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快速扩张;另一方面,亚太是全球能源转型前沿阵地,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集中在亚太。二是自贸区网络持续升级,及时承接新质要素流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实施,中国积极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将降低域内数据、技术、绿色资本流动的壁垒。三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实践,是亚太新质合作最成熟的试验场。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等项目,助推当地交通设施智能化建设;泰中罗勇工业园、印尼青山工业园等“两国双园”项目,帮助所在国兴建新能源产供链;中越友谊关—友谊货运通道智慧口岸、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等项目,推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网络安全合作。
也应看到,机遇之下,多重挑战影响新质动能的充分释放。第一,地缘政治干扰区域产供链稳定。某些国家推行单边关税政策,迫压他国签订“毒丸条款”贸易协定,推动供应链“友岸外包”,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设置技术壁垒,人为割裂亚太产供链。第二,区域数字鸿沟明显。域内国家在基础设施、数字能力、资金储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第三,区域规则有待对接融合。RCEP、DEPA、CPTPP规则并行,不同自贸协定在数字治理、碳边境、知识产权上标准不一,可能增加企业合规成本。第四,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存在债务压力,财政资源有限,这可能影响有关经济体对数字基建、绿色转型的投入。
中国方案引领“亚太总动员”
白洁(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参赞、研究员):建设亚太共同体之所以意义深远,首先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全新价值引领。中方作为2026年APEC主席国,提出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具象化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区域合作主题,以此引领亚太务实合作。
2020年通过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区域合作方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高度契合。在此意义上,亚太共同体加快实体化进程,成为落实亚太共同愿景的众望所归。APEC“中国主场”展示了新一轮“亚太总动员”的核心引领力量,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一份长期愿景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的阶段性路线图。
亚太共同体建设在第三个APEC“中国年”扬帆启航,释放坚定维护真正多边主义的强烈信号。面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逆流,亚太合作必须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地区机制不被阵营化、减少碎片化、助力全球化,始终沿着开放、包容、共赢的正确方向前行。
5月3日,远洋货轮停靠在堆满集装箱的深圳盐田港。(视觉中国)
王玉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13个经济体实现25年多的高速增长,其共同特征就是采取开放政策。APEC经济体,特别是其发展中经济体,在后冷战时期先后走上了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开放成为APEC经济体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坚持走开放的道路,把APEC打造成亚太地区产品、要素乃至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既是“茂物目标”未竟的事业,也是“布城愿景”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必要基础。以亚太共同体为基础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开放必将是其最显著的特色。
与此同时,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开放还将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包容是亚太伙伴关系的四大特征之一。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就是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就是要让不同经济体、不同阶层的群众都能从开放、发展中受益。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小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是多数,在亚太也不例外。过去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选边正在成为中小国家的“宿命”,但从多数亚太国家的实践来看,总体上坚持了不选边的立场,走出一条平衡外交的成功道路。
东盟就是实现“不选边发展”的突出例子。多数东盟国家历来倡导不选边的平衡外交,冷战后期、冷战结束后均坚持这一外交策略,为其经济发展赢得了更多的灵活性与更大空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是奉行平衡外交的突出例子。正因为有这样成熟的外交文化与实践作为保障,不少亚太国家才能够跻身新兴经济体行列,甚至晋升为发达国家。
亚太地区的这一成功实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无论是在拉美还是非洲,大量发展中国家高度警惕选边站的危险性。如果基于不选边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能够早日建成,必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坚持不选边道路提供更多信心与激励。
激活亚太增长的新质引擎
刘卿:当前亚太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为实现创新发展、普惠发展提供新机遇。激活亚太增长的新质引擎,要求不搞阵营对抗,不搞技术垄断,以开放融通、普惠包容为底色,依托多层自贸机制,推动数字绿色协同转型。
一是坚持开放底色,依托APEC统筹新领域合作议程。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APEC方式”,把数字、绿色、人工智能治理作为长期优先议题,促进创新发展,增强供应链韧性,反对单边贸易壁垒、技术“小院高墙”。
二是以中国—东盟为先行样板,打造新质合作示范集群。充分释放RCEP合作潜能,扎实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见效,优先推进数字贸易、绿色供应链、新能源产能合作,推广跨境电商、智慧农业、绿色基建等成熟模式,打造次区域新质合作样板,推动成熟经验向亚太全域辐射溢出。深圳等特区城市可以发挥窗口作用,打造亚太数字绿色产业对接枢纽。
三是兼顾发展公平,弥合区域转型鸿沟。创新发展融资工具,用好多边开发银行、双边产能合作基金,向欠发达经济体提供低成本绿色、数字基建融资,避免绿色转型成为新的发展门槛;重点扶持中小企业,使新质技术切实转化为普惠的增长动力。
四是坚持对话协商,共同管控分歧。充分利用各次区域在技术、市场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数智技术和绿色标准对接,为合作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警惕将正常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防止区域安全议题被工具化,破坏经贸合作的基础。
五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政府层面保持政策沟通,加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政策对接,同时推动产业界、智库、高校、平台企业深度参与,形成二轨、一轨联动的对话网络,丰富亚太合作的层次。
2026年11月,深圳迎来APEC时间,市民在打卡拍照。新京报记者 谢莲 摄
从深圳看见中国的未来
王玉主:此次APEC选址深圳,回答了外界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能走通吗?2001年上海APEC时,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过1000美元,而现在接近15000美元。深圳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中国新质生产力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它的特区实践为制度型开放、跨境数字治理、绿色产业合作等提供了地方样本。大家来到深圳,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蒸蒸日上,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证明,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什么好处?来到深圳参观考察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深圳蓬勃发展中蕴含的新思想、新机遇、新动能。现在全球超过34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布局研发中心、区域总部、供应链中心,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前沿技术联合研发、数字化改造、绿色转型,共享中国市场红利。西门子医疗、伟创力等企业把深圳作为全球样板工厂,形成“深圳研发测试、全球复制落地”的模式,把先进制造方案带回其全球基地。与此同时,以前海等平台为载体,深圳推进制度型开放,在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要素流动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球投资者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探索包容普惠的经贸治理实践。
今天世界看到的深圳不只是这一个城市。透过深圳看中国,既能看到全中国该有的样子,也能看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坚定走自己的道路,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都是世界从深圳可以观察到的。
高飞:此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作为三大优先领域,既回应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现实挑战,也体现出各经济体对共同发展的长远期待。
选择深圳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连接全球市场、汇聚创新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重要城市。2025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万亿元人民币,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55万亿元,出口规模连续33年位居内地大中城市之首;202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1.14万亿元,体现出外向型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鲜明特征。
深圳的发展历程,既展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创新增动力、以合作拓空间的实践成果,也体现了中国与亚太地区经贸联系和产业协作不断深化的趋势。依托深圳的开放优势和创新基础,本次会议将为各经济体交流发展经验、对接合作需求、拓展合作领域搭建平台,助力各方围绕共同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复杂挑战,APEC深圳会议不仅是一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更是亚太各方坚定开放方向、提振合作信心、推动共同繁荣的重要契机。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亚太各经济体有望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务实协作,汇聚开放、创新、合作的力量,共同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