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北京紫禁城内,顺治帝病重,年仅八岁的玄烨即将登上皇位。临终安排看似周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共同辅政。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托孤诏书后来会变成一场皇权与权臣的较量。
判断清代权臣,不能只看官职高低,也不能单凭贪腐多少。真正的权臣,至少要具备三点:能够左右军国大事,能够影响官员进退,还要在某个阶段形成对皇帝的实际牵制。
按照这个标准,清代能列入其中的人并不多。陈廷敬、张廷玉、刘统勋、阿桂、曾国藩、左宗棠,虽然功劳显赫,却始终没有真正凌驾于皇权之上。名臣与权臣,只差一步,性质却完全不同。
鳌拜排在第一,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奸”,而在于他距离皇权最近。
鳌拜早年跟随皇太极征战,入关后又屡立战功,是清初八旗贵族中的强硬人物。顺治帝临终时,他被列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最初,鳌拜的排名并不靠前,索尼居首,遏必隆家世显赫,苏克萨哈也颇有才干。
变化发生在索尼年老、苏克萨哈失势之后。鳌拜逐渐掌握议政优势,朝廷中的重大事务,往往绕不开他的意见。他不满足于辅佐幼主,而是开始以顾命大臣自居,甚至把自己的判断置于皇帝意志之前。
康熙帝亲政前后,鳌拜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年仅十四岁的康熙帝以练习摔跤为名,召鳌拜入宫,将其擒拿。这个安排极其冒险,却说明皇帝已经把清除鳌拜视为夺回权力的必要一步。
鳌拜最后被革职拘禁,后来死于禁所。康熙帝没有立即处死他,既有政治上的顾虑,也有对其旧日功劳的考虑。但无论如何,鳌拜曾经对皇权形成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普通重臣。
有人说:“鳌拜只是辅政大臣,不能算真正的权臣。”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可问题在于,权臣从来不是看名义,而是看实际影响。鳌拜在康熙初年控制朝局的程度,足以让他坐稳第一的位置。
第二位是肃顺。
咸丰帝即位时,清朝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英法等国不断施压,朝廷既缺少可靠的财政,也缺少能够稳定局面的强势人物。肃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崛起。
肃顺出身宗室旁支,早年并不显赫。咸丰朝中后期,他先后担任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等职,进入权力核心。肃顺敢于任事,办事果断,在满洲贵族中算是少见的实干派。
咸丰帝对他十分倚重,军政大事常常交由肃顺处理。咸丰十一年,也就是1861年,咸丰帝病逝于承德,肃顺与载垣、端华等人受命辅政。慈禧、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捕并处死。
肃顺的权力很大,但始终没有完全脱离咸丰帝的信任体系。因此,他排在鳌拜之后。
明珠和索额图,则是康熙中期两股重要政治力量。明珠长期主持朝政,门生故吏遍布各地,吏部、兵部等关键位置都受到其影响。康熙帝并非看不见这些问题,只是明珠善于办事,又没有直接触碰皇位继承,因此皇帝多次选择敲打而非立即清除。
索额图的情况更复杂。他是索尼之子,侄女又是康熙帝的皇后,家族背景比明珠更深。随着太子胤礽逐渐成为政治中心,索额图与太子集团联系过密,事情便从结党营私变成了干预储位。
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1703年,索额图被拘禁,后来死于幽禁之中。康熙帝甚至称其为“本朝第一罪人”。明珠虽失势,却保全了性命;索额图则因触碰继承问题,结局更为严厉。若论实际权势,明珠可列第三,索额图列第四。
和珅排在第五。
乾隆帝晚年高度集权,和珅的权力并不是自行夺取,而是皇帝主动授予。他精于财政、熟悉政务,又善于揣摩乾隆帝的意图,因而兼任多个重要职务,成为朝廷中少有的“全能型”大臣。
不过,和珅始终没有形成独立于乾隆帝之外的政治中心。乾隆需要他时,他就是最得力的办事者;乾隆退位后,嘉庆帝迅速将其革职查办。嘉庆四年,即1799年,和珅被赐死。这样的结局,恰恰说明他的权力根基在皇帝,而不在自身。
穆彰阿排在第六。道光朝时,他长期主持军机处,门生故吏众多,朝中影响不小。鸦片战争期间,他倾向于妥协,对林则徐等主战官员多有牵制。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清廷对外政策的软弱暴露无遗。
但穆彰阿更多是依附皇帝而得势,缺少独立操纵全局的能力,称其为宠臣、庸臣,或许比称为权臣更准确。
至于多尔衮、奕訢,他们分别拥有摄政王、议政王等特殊身份,不能与普通大臣直接比较。这样看来,清代六大权臣若以实际权力排序,鳌拜之所以居首,不是因为名声最大,而是因为他曾在皇帝年幼之时,真正把辅政变成了压制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