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说过一句话：“希望存在于梦想、想象之中，也存在于那些敢于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勇气里。”索尔克本人确实够大胆——在测试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时，他把自已、妻子和孩子们都置于风险之中。幸运的是，这次冒险有了回报：一家人没有出现不良反应，而他的工作被认为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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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要进步，风险总得有人承担，也总得有第一个人接受某种治疗。但风险与风险之间，并不一样。

索尔克先把疫苗在细胞、猴子以及已经感染过脊髓灰质炎的孩子身上做过测试，之后才把未接触过病毒的家人当作试验对象。这套做法放到今天远算不上标准流程，但他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来降低出错的概率。

相比之下，本月在俄罗斯进行的一场手术，能支撑它的证据就少得多。公开细节很有限，只知道手术过程是：从一位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体内切掉一段脊髓，再用供体的一段脊髓粘合填补进去。这是世界首例此类移植，但几乎没有证据能让人相信它已经奏效，也没有证据表明现在就是尝试它的合适时机。

历史反复提醒人们，在医学证据尚未到位时就抢先行动，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以最早的一批合成器官移植为例，当时用塑料管替代气管，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承认，这些管子没有在大动物身上测试过，理由是“没有时间”。随后的结果是并发症和死亡。

对于新的医疗手段，随机对照试验被视为金标准，它昂贵、耗时，但并非唯一路径。当患者病情危重时，还有“同情用药”这类方案，允许在干预措施被充分验证之前就用于患者。目前正在试验中的猪肾移植，走的就是这条路。

脊髓移植的梦想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但前提是先把这个梦想背后的科学基础搭建起来。勇气、梦想和想象力当然都是好东西，只是在实验性手术这件事上，证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