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之宝系列展览第四期将于2026年10月30日在镇海楼一楼与大家见面，展期至12月30日。本次微展览遴选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历年广州考古出土文物24件/套，均为麦英豪先生主持或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涵盖新石器时代飞鹅岭遗址、黄埔暹岗战国青铜器窖藏、西村石头岗秦墓、西村窑遗址，以及伴随广州城市建设考古发现的汉至明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墓葬。
谨以此展览缅怀麦英豪先生逝世十周年，并纪念广州建城2240年。
麦英豪（1929—2016）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家，是广州现代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长期实践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生前主持和指导了广州地区几乎所有的考古项目的发掘、保护和利用，他积极推动南越王墓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建设，和其他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广州文博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1985年，麦英豪被授予广东省劳动模范，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授予广州市优秀专家称号，1993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98年获得“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3年被评为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
长期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主持或指导了广州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和利用
麦英豪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者，他的成长经历，亦是中国尤其是广州地区考古事业由稚嫩走向成熟并蓬勃发展的缩影。纵观广州的几乎每一处重要考古发掘现场，包括广州早期城市考古的各个历史时期墓葬、西村窑遗址、淘金坑汉墓、秦汉造船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汉二陵等，都能见到麦英豪先生工作的身影，它们代表了麦英豪先生青年、中年、古稀之年不同阶段在考古事业取得的成就，见证了广州考古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的广州，百废待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广州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由此也揭开了配合城市各项工程建设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的序幕。麦英豪于1952年9月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工作，又于1953年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学成归来的麦英豪，立即和文管会考古组其他同事一起奔走于市郊各个基建工地，抢救和保护地下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广州的物质条件相当落后，加上文管会考古组人手又少，考古队员都是步行或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各个基建工地。由于经费缺乏等原因，田野考古只能雇用极少量民工协助挖土方，考古队员要与工人一起挖土、运土、排水等体力活，还要记录、测绘、照相，广州天气炎热，夏季更是台风、暴雨不断，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通过麦英豪留存的田野发掘记录以及相关回忆文章，我们了解到麦先生几乎每日工作不停歇，有时在考古工地连续工作长达十余小时，晚上回到家里还继续对白天发掘的文物信息进行整理，及时撰写发掘报道或发掘简报。那一时期广州市文管会在《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上刊登的文章，超过半数是麦英豪亲自执笔。在撰写发掘简报过程中，麦英豪积极向苏秉琦先生等前辈请教，不断钻研、提升研究水平，逐渐成了考古领域的多面手。他撰写的《广州市龙生岗43号东汉木椁墓》《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分别得到了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的高度评价。此外，麦英豪在发掘结束后，会在现场开展成果展示，向周边民众进行科普宣传，这种公众考古的意识和宣传在当时已经萌芽，也为后来广州成为中国考古的一面旗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麦英豪和同事发掘各个历史时期古墓葬700余座，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地下文物，并在从化、白云、增城等地调查发现先秦时期古遗址。1956年秋至1957年2月，为配合西村工人体育场建设工程，黄文宽、麦英豪等人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清理北宋窑址一处，出土的各种陶瓷标本装了近300箱，窑口被定名为西村窑并沿用至今，还在窑址堆积层之下及附近清理汉唐古墓葬52座、南朝水井4眼。西村窑不见于文献记载，其产品此前也鲜为人知。发掘结束后，麦英豪与同事立即挑选标本，编写了《广州西村古窑遗址》小册子，对此次发现作了初步报道。
这一期间，麦英豪应邀参加了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北京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同行一起工作和交流，这为他日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麦英豪（后排右四）在大葆台汉墓发掘现场
1975年，在广州历史城区核心区的中山四路北侧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内发现古遗迹，麦英豪和同事对此处进行了试掘和勘探，经过三年时间的多方调查和十三次专家论证，确认为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这一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1983年是广州考古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6月，在解放北路象岗山因工程建设发现一座南越国大型石室墓，并且没有被盗扰。麦英豪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并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汇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考古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明确指示由麦英豪任考古发掘队长，主持此项发掘。麦英豪接受任务后，与各单位同事通力合作，既要确保考古发掘科学有序开展，又要保证考古发掘现场人员和文物安全。经过44天夜以继日的奋战，发掘工作圆满结束。考古发现1000多件（套）珍贵文物，通过印章确认墓主人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是岭南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彩绘石室墓，当年被评为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这是广州第一次考古发现汉代诸侯王陵，在全国引起轰动，也使广州的考古工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3年麦英豪（居中者）用考古工具
在南越王墓主棺室清理玉衣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广州历史城区范围各项建设工程的频繁开展，广州古城考古成为广州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南越国时期最重要的遗存——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广州历史城区的核心地带被发现，此时的麦英豪已年近七十，但他仍担任1995年南越国御苑石构水池和1997年南越国御苑曲流石渠遗址两项重大发掘的总领队。两次发掘先后发现南越国宫苑的大型石构水池，以及与水池相接的御苑曲流石渠，双双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7年麦英豪（后排右二）与发掘成员在曲流石渠遗址旁合影
此后，年近古稀的麦英豪不再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田野考古，指导了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建设范围的扩展，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也从历史城区及近郊延伸到萝岗、从化、增城、南沙等地。2003至2004年，为配合广州大学城建设，共清理两汉至明清时期古墓葬145座，以及唐、南汉时期水井、窑址等遗存，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南汉二陵遗址。麦英豪多次亲临考古现场，指导发掘工作。南汉二陵的发掘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市区的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动物园古墓葬发掘现场、南沙鹿颈先秦遗址、从化吕田狮象遗址、增城扶浮岭先秦墓地等遗址发掘现场都有麦英豪的身影。他见证了广州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考古发现。
勤于研究，笔耕不辍，注重考古实物和文献史料相结合研究广州古代史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仅仅是考古研究的第一步，必须对考古资料进行及时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在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麦英豪先生十分注意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来研究古代广州历史。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丰富，麦英豪对南越国、两汉时期的广州，以及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
1961年经麦英豪与黎金共同讨论，黎金执笔《广州的两汉墓葬》发表于《文物》1961年第2期，对广州地区自1953—1960年初发掘的汉墓进行了分期和综合研究。是年，麦英豪、黎金等编写完成70万字的《广州汉墓》初稿，印送有关专家和单位征求意见。后因种种原因，出版工作停滞。1973年，麦英豪在《广州汉墓》原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写，198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容庚先生题写书名。在《广州汉墓》中，麦英豪对南越国、两汉时期广州的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岭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这是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辅以文献史料对两汉时期广州社会面貌进行的第一次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使学界对两汉时期的广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广州汉墓》是岭南地区第一本汉代考古发掘报告，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分期研究树立了重要标尺，对中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麦英豪《广州汉墓》油印本修改稿，广州博物馆藏
1983年麦英豪主持完成南越王墓发掘工作后，与副队长黄展岳立即着手编写考古发掘简报，在《考古》1984年第3期发表，此时距发掘结束仅5个月，使南越王墓备受关注。随后，麦英豪又组织编写《西汉南越王墓》考古发掘专刊，于1991年出版，全面翔实地公布了南越王墓的全部发掘资料，该报告还有18个附录，包括玉衣的清理修复，以及骨骸、玉料、墓室石料等的鉴定，出土乐器的测定等多方面内容。在报告中，麦英豪与黄展岳还对南越王墓墓主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对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农业经济、手工业、交通与贸易、度量衡、武器、葬俗等方面做了更为详尽、深入的探讨，是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获得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全力以赴，担当重任，为保护广州文化遗产建言献策
埋藏于现代城市地面以下的古遗址、古墓葬等文化遗存，正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是这座城市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一名广州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护专家，麦英豪先生为广州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作为中美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美国举办，国家文物局任命麦英豪为随展组组长。197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香港展出，轰动一时。1980年，他第三次作为随展组长，第二次赴美主持“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工作。三次任随展组长表明国家文物局对广州的考古工作以及对麦英豪本人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1980年麦英豪（右二）在美国“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巡展留影
1983年，麦英豪作为发掘队长主持了南越王墓的发掘工作。发掘期间，广东省、广州市领导多次到工地参观考察。当时，全国考古发掘的许多重要墓葬，如湖北曾侯乙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等，都是在发掘结束后将出土文物移存各自省博物馆。南越王墓位处广州市区中心，要原址保护，党政领导需要下极大的决心，并且要投入不少的财力。发掘结束后，广州市政府决定对墓室实施原址保护，建立博物馆，展出墓内出土文物。1993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今天已成为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而南越王墓的原址保护也在全国树立了典范。
1992年麦英豪陪同杨永德、钟子硕等人
在南博馆第二期建设工地
相比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保护就要艰难曲折得多。在多方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遗址得以原址保护。1997年，在石构水池以南发掘出长逾150米的南越国御苑曲流石渠，再次吸引世人注目。2000年，在曲流石渠西侧原儿童公园发掘出南越国宫殿基址后，广州市政府再次表现出保护文化遗产的魄力，将儿童公园整体搬迁，由文物部门进行全面发掘和科学保护。通过多方不断地努力，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广州市区的最核心区域发现并得到原址保护和展示，这在全世界范围的城市考古遗产保护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
2009年麦英豪陪同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在南越王宫博物馆建设工程奠基仪式
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南约300米的工地发掘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这是迄今世界范围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结构先进、保存较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对于研究南越国时期番禺都城的规模和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但是，该遗址发现时，工地已经进行大规模的施工，计划建设高层商住楼。为此，广州市政府决定将在建商住楼改为商业楼，将原来安排的回迁问题易地解决。在多方努力下，建设单位调整工程方案，将遗址所在处改为大厦的中庭，遗址在原址保护和展示，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双赢的又一范例。
耄耋之年，奖掖后学，始终为广州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鞠躬尽瘁
1996年12月，麦英豪先生向广州市文化局领导书面提出《请求批准办理退休的请示》，未果。2001年12月，他再次给广州市文化局领导写了《告别文博》一函，希望脱离文博相关事务，把心思放在几本著作及发掘报告的撰写。对此，组织上决定，麦英豪先生作为广州市优秀专家，终身不退休。已入耄耋之年的麦英豪先生，仍然活跃在广州文化遗产保护战线。
麦英豪先生在长期的工作和治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广州文物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对年轻的考古业务人员，他一方面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又给予无私的关怀和指导，帮助他们成长。麦英豪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和提携后辈的品格，感染和影响了广州几代文博工作者。广州的文博队伍保持稳定和发展，年轻业务人员进步较快，推动了广州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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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文物介绍
本次展览遴选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出土文物24件/套，均为麦英豪主持、负责的考古发掘项目，文物以历史时期先后为顺序，以飞鹅岭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环为起点，至越秀山镇海楼出土的明代文物，是广州20世纪50至80年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见证。
展品1：玉环
新石器时代，飞鹅岭采集
飞鹅岭在今华南植物园一带，20世纪50年代这里尚属郊区，都是连绵岗地以及农田、沼泽。1956年有学生在附近拾获石斧等物，麦英豪与广州文管会同仁、中山大学师生多次前往飞鹅岭开展调查和试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各式陶片，以夹砂粗陶最多，可惜大多不能复原成器，其次是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制品。考古人员在飞鹅岭青山岗的探沟里，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玉环，直径9.2厘米，制作精细，全器打磨光滑。调查结束后，麦英豪经过初步整理，在《考古通讯》发表了《广州东郊古遗址调查试掘记》，部分文物随后入藏广州博物馆。
展品2：铜饰件
战国，1965年黄埔暹岗出土
暹岗属于今黄埔区萝岗。1965年农民在暹岗大岭南面的小山岗种竹树挖出5件/套青铜器，可能是一处先秦时期窖藏，包括1件春秋时期铜戈，其它均为战国时期，文物随即入藏广州博物馆。1973年，麦英豪带队前往此处调查，发现大量印纹硬陶碎片，与早前发现的青铜器属于同一文化层。此外，在临近山头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石环、石箭头等，这些重要发现为追寻广州先秦时期人类足迹、探源广州早期文明脉络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这组铜饰件为一对，器型大小均同。顶部棘爪部分犹如凤首回顾，冠羽卷曲，尾羽披散。下端柄中空成銎，截面为方形筒状，可以嵌套使用。该器用途不明，根据此组饰件的柄推断，应为插在竿上使用的器物，顶端似可钩挂物体。
展品3：铜铍
秦，1953年西村石头岗1号墓出土
1953年初麦英豪参加西村石头岗水泥厂工地的发掘，这应是他加入文管会后正式参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此次发掘古墓40余座，被誉为现代意义上广州考古的开端，同时也揭开了广州为配合建设工程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该墓出土文物丰富，包括知名的“蕃禺”铭椭圆形漆盒盖，是广州古称为“蕃禺”的最早见证。
该墓还出土多件青铜器，其中不乏兵器，麦英豪曾考据墓主可能是任嚣。此次选取该墓出土的一件铜铍作展示。铍是一种长兵器，起源于短剑形制，后发展为装有长柄的刺杀兵器。这件铍身较短，中脊突起，两刃前聚为锋。铍茎作扁条形，后端有圆形穿孔一个，可直插入珌中并用梢钉固定。
展品4：“得之”“臣之”两面铜印
西汉南越国，1955年华侨新村蚬壳岗27号墓出土
1955年，麦英豪主持华侨新村建设工地发掘，发现古墓45座，其中38座木椁墓属西汉初期即南越国时期。该地于1956年、1957年又陆续发现一批墓葬，前后共清理西汉、六朝、晚唐和明代墓葬96座。麦英豪自开始广州城市考古，就对西汉前期（即西汉南越国时期）墓格外关注，华侨新村位于广州城东北郊，这里包含了蚬壳岗、玉子岗、竹园岗三处重要墓葬群，均为西汉前期，是西汉南越国臣民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严格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平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
“得之”墓位于蚬壳岗半腰位置，随葬陶鼎、陶壶、陶钫等二十余件陶器和铜镜，因墓中出土一枚“得之”“臣之”两面铜印，由此得知墓主姓名及隶属关系。
展品5：水晶玦
西汉南越国，1956年先烈路惠州坟场22号墓出土
惠州坟场在今永福路一带，这里考古发现两汉时期墓葬20余座。因该墓出土铜壶刻有“姚巳”二字，麦英豪称该墓为“姚巳”墓。这件水晶玦期，无色透明，环状，断截面呈菱形，出土于棺内前端，与铜镜、眉笔同出。
展品6：戚齿玉环
西汉南越国，1973年淘金坑7号墓出土
1973麦英豪主持发掘环市东路淘金坑白云宾馆工地，这是继华侨新村墓群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南越国墓葬群，共发现南越国时期墓葬 21 座，属于南越国中小官吏的墓群。麦英豪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比较精确地推断南越国的前、后两个阶段，他认为16号墓陶瓮上的“长秋居室”印文，是广州西汉早期墓中考订年代及断代分期的重要资料。
戚齿玉环其外缘带有齿脊，环内亦有凸齿，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多见，《广州汉墓》一书所记M1026、M1068，以及南越王墓东耳室亦有发现。
展品7：绞丝纹玉环
西汉南越国，1957年广州动物园麻鹰岗15号墓出土
1956年至1957年，在先烈路修建广州动物园期间发现了大量墓葬，文管会随即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这批墓葬集中在麻鹰岗，以汉墓为主。
绞丝纹玉环是战国晚期开始流行的器物，具有典型的楚式风格。麦英豪后来于1983年在南越王墓西侧室殉人也发现了由绞丝纹玉环组成的组玉佩。
展品8：三足陶盒
西汉南越国，1955年华侨新村玉子岗6号墓出土
展品9：石砚和砚石
西汉南越国，1973年淘金坑8号墓出土
展品10：滑石猪
晋，1953西村石头岗7号墓出土
广州市文管会于1953年至1960年伴随广州市城市建设于市内发现两晋和南朝墓葬墓葬约一百余座，麦英豪当时选择了若干重要的晋墓单独发表了发掘简报，如西村孖岗1号墓，桂花岗3、4、5号墓，以及沙河狮子岗1号墓等。在出版《广州汉墓》之后，麦英豪一直计划要整理广州晋南朝墓葬，单独出版发掘报告，可惜之后忙于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等发掘工作，这项工作最终只能留待后继者完成。
滑石猪是广州晋南朝时期墓葬最常见的殓具之一，即玉握，左右手各持一只，有的滑石猪中间有穿孔，用于束缚在墓主人掌心。
展品11：鸡首壶
南朝，1954年先烈路红花岗4号墓出土
展品12：金钗
南朝，1956年河南稔岗1号墓出土
展品13：鱼形金饰片
南朝，1955年小北横枝岗13号墓出土
鱼形金饰片与双凤纹金饰片、蛙纹金饰片1件同出，可能同为一组步摇饰件。步摇是汉至六朝时期皇后、贵族女性流行的一种发饰。
展品14：玻璃玛瑙珠串饰
南朝，1957年西村石头岗40号墓出土
共47颗。玻璃珠大小差异极大，小玻璃珠31颗，包括蓝色、黑色、绿色、黄色；大玻璃珠8颗，包括短圆柱形绿色玻璃珠3颗，黑色玻璃珠1颗，六方双锥形墨绿色玻璃珠1颗，橙色圆形玻璃珠2颗，黄色透明系领形玻璃珠1颗，黄色透明玻璃珠1颗。此外，还有榄形玛瑙珠6颗；圆球形红玉髓珠1颗；榄形马赛克玻璃珠1颗，采用镶嵌技法将不同颜色的玻璃块混合在一起，经过多次加热使它们熔接，再模压成型，形成10个蓝白色眼和8个红黄色眼。
展品15：禽鸟纹菱花形铜镜
唐，1954年先烈路红花岗3号墓出土
红花岗位于越秀区中山三路今烈士陵园。这里考古发现汉至唐各个历史时期墓葬。
八出菱花形，圆钮，两圈弦纹将镜背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钮外环绕一周禽鸟与折枝花卉纹，禽鸟做展翅飞翔状。中区图案与内区相似，折枝花卉更为舒张延展。外区一周为卷草纹。
展品16：越窑青釉小瓷盒
唐，1954年建设新村1号墓（姚潭墓）出土
姚潭墓是在建设新村辟建建设大马路时发现的，墓内有砖刻墓志一方，记录了墓主信息。姚潭为女性，是广州都督府长史禔一的长女，卒于公元858年，年仅25岁。墓中出土邢窑、越窑等瓷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展品17：酱釉小瓷狗
北宋，1957年西村皇帝岗西村窑遗址出土
1952年底，有市民在广州增埗河东岸的皇帝岗发现了大量瓷片，猜测此处应有古窑遗址。随后，时任广州市文管会主任秘书黄文宽带领麦英豪等人到该处调查，并在堆积中采集了若干标本，但当时并未正式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9月，为配合有关部门在这里修建西村工人体育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出黄文宽、麦英豪、黎金、冼乐、罗志昌等工作人员，配合平土工程进行窑址的清理发掘工作，发掘工作至1957年初结束。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清理北宋窑址一处，并命或定名为西村窑。西村窑不见于文献记载，其产品此前也鲜为人知，经过麦英豪等学者研究，西村窑产品是北宋时期广州一处重要的外销瓷。
西村窑器型类别丰富，多达几十种，除了碗、盏、碟、盆、执壶等日常用品，还有玩具类，这件酱釉小瓷狗就属于玩具类，这种小瓷狗在宋代南方多个窑口都十分常见。
展品18：青白釉点褐彩鸟形盖小瓷盒
北宋，1957年西村皇帝岗西村窑遗址出土
展品19：银钗
南宋，1956年东山马湟水岗5号墓出土
该墓为一座南宋棺室墓，墓室用东汉和南朝墓残砖砌筑，内有砖砌棺床，这件银钗出土于棺床南端。这件银钗属于对弯式折股钗，钗首弯拱特别窄，全器素面无纹饰。
展品20：青花缠枝花卉纹瓷罐
明，1954年小北保育院出土
展品21：刻“文”字陶盖罐
明，1989年镇海楼东侧出土
展品22：葫芦形金玉耳坠
明，1957年东山象栏岗1号墓（戴缙墓）出土
麦英豪手绘的文物线图
该墓是广州明代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墓葬之一，为戴缙及夫人周氏的合葬墓。墓室分左右两室，右为戴缙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左为其夫人周氏墓，有棺无椁。根据墓中出土墓志可知，戴缙生于明宣德二年（1427），死于明正德五年（1510），明成化年间任南京工部尚书；周氏生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死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该墓由黄文宽主持发掘，出土大量丝织物、金银器等，麦英豪负责该墓的绘图工作。
这件耳环的耳饰为白玉葫芦形，底部有金叶托底，顶部披金瓜叶。耳钩金制，环部细圆，弯曲，末端尖。葫芦形耳坠在明代流行，寓意“福禄双全”。
展品23：耳勺形金簪
明，1957年东山象栏岗1号墓（戴缙墓）出土
展品24：金饼
明，1964年东山姚家山1号墓（韦眷墓）出土
该墓墓主韦眷为明代太监，于明成化至明弘治年间任广州提举市舶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韦眷墓为券拱石室，以红色砂岩石块砌筑，分前室和主室两部分。该墓已被严重盗掘，发掘清理仅得金饼1枚、威尼斯银币1枚、孟加拉银币2枚、宋钱3枚，以及残断红色珊瑚1支。
这件金饼为圆饼形，素面无纹饰，可能作为货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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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霍雨丰
美编 | 叶靖楠
审校 | 张月明
审核 | 曾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