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场内，各国代表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展开表决。美国代表坐在反对票一侧，却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投票即便不愿接受，也很难再扭转结果。
这一天通过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的合法权利，同时剥夺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席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
美国投了反对票。
因此，说美国当时已经主动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不符合事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国曾经努力阻止这一结果，失败后转而接受既成事实，没有再采取足以改变结果的行动。
美国为何会从强硬阻挠走到被动接受？关键并不在某一句传闻中的外交名言，而在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
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支持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冷战格局形成后，华盛顿把北京视为重要对手，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更为紧张。美国国内不少政治人物仍把中国问题与战争记忆、意识形态对立联系在一起，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形势悄然变了。
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戒备不断加深，双方在边境部署了大量兵力。对美国而言，一个与苏联存在深刻矛盾的中国，不再只是需要全面遏制的对象，也可能成为牵制苏联的重要力量。
这层变化，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基础。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同年7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将访问中国。消息公布后，国际社会普遍判断，中美关系正在出现重大转折。美国政府当然没有因此放弃反共立场，也没有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已经不愿再把中国彻底推向苏联一边。
有意思的是，美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策略，并非一步跨到支持中国，而是提出过“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安排，希望让台湾当局继续保留席位，同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这种设想在华盛顿看来，是一种折中办法；在北京看来，却触及中国主权和代表权问题，因而不可能接受。许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的国家，也反对把中国代表权人为拆分。
美国还推动将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议题列为“重要问题”，要求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1971年10月25日，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9票赞成、55票反对、15票弃权未获通过。随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第2758号决议进入表决程序。
局面已经明朗。
美国若继续把全部外交资源投入阻挡，不仅成功可能性极低，还会使自己在盟友面前陷入孤立。西欧国家、日本以及许多新独立国家，早已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领土和国际影响力所代表的现实分量。一个长期把世界重要国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制度安排，越来越难以维持。
当时美国还深陷越南战争，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经济也遭遇通货膨胀、财政压力和美元体系动荡。尼克松政府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为了一个胜算极低的席位争议，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面冲撞。
基辛格后来谈到对华接触时，核心考虑始终是大国平衡，而不是单纯的感情亲疏。美国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中国则借助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突破长期外交封锁。双方目标并不相同，却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交集。
表决前后，美国代表团仍然反对第2758号决议。有人问：“既然明知难以阻止，为什么还要投反对票？”
美国方面的答案很现实：“政策立场不能因为结果难料就自动改变。”
这句话未必是历史原话，却能说明当时的外交处境。美国没有支持这项决议，但也没有在决议通过后发动新的阻挠行动。因为继续纠缠，代价可能超过收益。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政府已经把中美接触视作全球战略的一部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承认彼此存在重大分歧，同时开始建立新的沟通框架。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便置于这一大背景之下。
所以，美国态度的变化，并不是突然“想通了”，也不是因为某位人物凭一番言辞说服了整个国会，而是美国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发生了调整：继续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既难以成功，也不利于美国利用中苏矛盾改善自身战略处境。
1971年10月25日表决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乔冠华笑容满面的照片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美国代表则留在反对者一侧。立场没有立刻改变，现实却已经完成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