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2日，萨特给诺贝尔文学奖写了一份“差评”。
瑞典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萨特随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他的理由不是“我的作品不够好”，不是“我不需要这个奖”，而是：“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一个哲学家，给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奖项，写了一份拒绝信。这份拒绝信不是赌气，是一套完整的论证。
萨特说，一个作家接受官方荣誉，会让他的读者面临“不必要的压力”。如果他署名“让-保罗·萨特”，同时又是“诺贝尔奖得主让-保罗·萨特”，读者读他的时候，就不再只是读他的文字，而是在读一个被制度加冕过的名字。文字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叠加在一起，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压迫。
他还说，他一生都在拒绝官方荣誉。战后他拒绝了政府授予的荣誉勋位勋章。所以拒绝诺奖不是“针对诺奖”，是“一贯如此”。
这段话在今天读起来，比1964年读起来更有意思。
因为2026年的文学世界，已经和1964年完全不同了。一个作家接受一个奖，不再只是接受一个奖。接受之后，他的书会被贴上“诺奖得主”的腰封，他的照片会被印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他的名字会进入搜索引擎的“热门词条”。奖不再是一个“荣誉”，它是一个“品牌事件”。
萨特拒绝的，不是诺贝尔奖。他拒绝的是“官方荣誉对写作的殖民”。一个作家写的东西，一旦被“官方荣誉”加冕，读者就很难再把它当作纯粹的写作来读了。你读《恶心》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一个声音说“这是诺奖得主写的”。那个声音不是萨特的声音，是瑞典学院的声音。
萨特的拒绝在1964年是罕见的。但放到2026年看，它不再是一个“轶事”。它是一个诊断。当一个奖项的影响力大到可以改变一个作家被阅读的方式时，拒绝这个奖，就是在保护写作本身。
萨特给诺奖的“差评”，不是一个叛逆者的姿态。是一个哲学家在说：你们这个东西，会污染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每年十月重读一遍，是因为每年十月，都有新的人在被“诺奖得主”这四个字改变阅读方式。萨特在1964年就替他们说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