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千嬅有一首歌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歌词：
「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自己未发觉。」
有人说这句词讲的是突然放下执念的轻松，也有人把它当作一句淡淡的抱怨：一个人在别人看来应该「快乐」，明明符合了「快乐」的标准，可是她本人却从未觉得快乐。
这句歌词之所以流传得广，正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隐秘心事：
我看起来是一个适应良好的人。我有份工，有家庭，有朋友，假日也会出去玩，应该开心玩闹的时候，我也开心玩闹了。
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不快乐。我无法言说，别人也不太能明白这种不快乐。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适应良好」，并不直接代表「心理健康」。
01
为了适应社会
我们活得像一个CPTSD幸存者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具有几类非常基础的心理需要，包括自主、胜任和关系联结。这些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与更好的幸福感有关（Ryan et al., 2022）。
这里最有意思的是「自主」。
自主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想干嘛就干嘛，而是指ta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认可、自己参与选择的。
如果一个人长期体验到「我其实不想这样，但我必须这样」，ta可能在客观意义上非常成功，同时主观上越来越空虚。
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当财富、名声、形象等外在目标在一个人的目标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时，与更低的幸福感和更多心理困扰相关。
相反，成长、关系、健康、贡献等内在目标总体上与更好的幸福感相关（Bradshaw et al., 2023）。
更早一项包含259个独立样本的元分析也发现，更强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总体上与较低的幸福感有关（Dittmar et al., 2014）。
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令人「嗤之以鼻」的故事，比如「我穷得只剩钱了」。
抛开其他不讲，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能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在目标得不到满足，或者ta的自主性没有得到良好的释放，ta能获得的幸福感依旧有限。
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所谓的「外在的物质条件能解决很多问题」，这个事实其实就挺可笑的。
社会可以奖励一种生活方式，却不能因此证明这种生活方式对人是健康的。那套成功标准本身，未必能够满足人的心理需要。
在《健全的社会》中，心理学家弗洛姆提出了「正常的病态」（Pathology of Normalcy）这一观点。
当一个人能上班、能社交、能完成社会赋予的责任，就意味着ta是一个适应良好、心理健康的人。
相反，如果一个人无法适应工作压力，不能接受竞争，或者很难融入周围的环境，人们就可能觉得是ta出现了问题。
但弗洛姆认为，这种判断存在一个值得怀疑的前提，即我们默认了当前社会的运行模式本身是健康的。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就要求人长期忽视自己的心理需要，那么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要求，这个情况还能称作「健康」吗？
这就是弗洛姆说讨论的「社会模式化缺陷（Socially Patterned Defect）」。
简单来说，当一种不利于人心理发展的生活方式被整个社会共同接受，它就可能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不再被视为问题。
比如在一个高度重视竞争的环境里，从小到大，我们都被要求比别人优秀。
学生需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成年人需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即使已经拥有相当不错的生活，也可能因为别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焦虑。
久而久之，我们甚至会认为，这些持续的竞争、焦虑和自我怀疑，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一个人如果无法忍受这种竞争，反而可能因为自己不够努力、缺乏上进心而感到羞耻。
社会通过塑造某种「社会性格」，比如努力、积极、竞争，使我们逐渐自愿地去做社会运行所需要的事情，并把其中的痛苦理解成正常生活（Fromm, 1955）。
长此以往，我们可能越来越擅长经营一个「可以被市场评价的自己」，却越来越难回答「我真正想要什么」（Fromm, 1955），从而发生异化。
异化并不只是被迫劳动，它还可能意味着一个人逐渐习惯把自己的能力、时间、关系乃至自己，都当成可以被外部标准评价和管理的对象。
2004年的一项元分析发现，当一个人面临不可控的任务，或者自己的表现可能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时，更容易产生明显的皮质醇应激反应。
尤其当不可控性和社会评价威胁同时存在时，这种反应更加明显（Dickerson & Kemeny, 2004）。
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处境，又需要不断接受外界评价时，确实会产生急性压力。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事情恰好同时具有这两种特点？
我们需要接受学校、职场和社会的评价，却未必能够决定评价标准。我们需要不断适应环境，却不一定拥有改变环境的权力。
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可能逐渐学会提前预判他人的评价，尽量不犯错误，压抑那些不被允许的感受，甚至不断怀疑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于是，我们越来越像一个CPTSD幸存者。
当然在这里CPTSD这只是一个比喻。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是一种有明确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通常与极端威胁性或恐怖性事件的暴露有关。除了PTSD的核心症状，还涉及情绪调节困难、消极自我概念及人际关系困难。
仔细看看，其实我们确实能够发现一些相似的心理体验。
我们始终警惕他人的评价，很难允许自己犯错。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不断证明自身价值。我们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
当一个社会长期要求人忽视自己的需求、否定自己的感受，并且不断证明自己值得被认可，我们还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02
创伤不会停止
社会的不健全已经进入腠理
这时候有人就可能会反驳：「为什么别人都行，就你不行？」
如果是弗洛姆，他反而会问：如果所有人都在适应同一种不健康的条件，「大家都这样」到底能证明什么？
一个完全按照外界评价体系生活的人，可能已经不太问「我喜欢吗」「这值得吗」「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能说明ta已经完全被异化了。但如果社会本身就要求人不断疏离自己的需要，那么一个完全适应这种要求的人，也可能只是把这种疏离体验得更加自然（Fromm, 1955）。
Ta已经不太关心「我认为什么值得」，只关心「怎样才能获得评价体系里的高分」，ta可能会越来越难以察觉自己正在牺牲什么。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无法适应社会的痛苦浪漫化。
没有心理学研究能够证明，越痛苦的人越清醒，越适应社会的人越麻木。一个人完全可能拥有很强的主体性，同时也拥有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
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自己真正重视的东西，与正在过的生活之间存在差距，这种不快乐有时提醒我们生活中某些重要的心理需要正在被牺牲。
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种令人痛苦的环境，也未必能够立即停止按照过去的标准要求自己。
从小被要求必须保持优秀成绩的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每到周末，ta仍然无法允许自己休息。
睡到中午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看到别人学习新技能就会产生焦虑，哪怕已经非常疲惫，也总觉得应该继续做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明明外部的要求已经消失，ta却仍然在执行这些要求。
心理学家Jost与Banaji曾提出「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他们认为，人们有时会倾向于为现有的社会安排寻找合理性，即使某些安排可能损害自身或所属群体的利益。
一个人长期承担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却认为这是年轻人应该经历的磨炼。一个人因为经济条件受到限制，便认为自己一定是不够努力，才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
这些观念最初可能来自社会环境，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可能会进入我们的内心，沁入我们的腠理。
于是，当自己没有达到社会期待时，我们甚至不再需要别人批评，就已经开始主动责备自己。
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我们便因为休息感到羞耻。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成功，我们便因为失败而怀疑自身价值。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人们会主动地替社会监督、批评和惩罚自己。
让我们痛苦的社会要求，已经被我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即使不再有人伤害我们，我们也可能继续用过去的标准伤害自己。
03
需要停止的是
「要求自己对这种生活感到满意」
当一个人完全内化了社会的异化，这个人身上可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积极向上」。
Ta去旅游，要选值得打卡的地方。读书要获得知识，运动要看到成果，和朋友社交是因为「人脉很重要」，就连吃饭也要思考这顿饭有多少健康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都多多少少已经习惯要求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必须产生某种可以衡量的价值。
社会学家Hartmut Rosa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叫做「共鸣（Resonance）」。
Rosa认为，现代社会不断追求增长、效率和加速，人们也越来越习惯通过控制、获取和利用，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
利用旅行获得见识、炫耀的资本，通过阅读增加知识，通过社交积累人脉，甚至休息都是为了提高下一段工作的效率。
这些活动当然可以有现实意义。但如果我们始终只关心一件事情最终能带来什么收益，就可能逐渐忽略自己究竟从这件事情中获得了怎样的体验。
Rosa认为，一种值得重视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共鸣」。
共鸣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受到外部世界的触动，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感受和行动，对世界作出回应（Rosa, 2019）。
一个人可能因为一本小说而感动，因为和朋友的一次聊天而产生新的理解，或者只是因为偶然看到一棵开花的树，便愿意停下来欣赏一会儿。
这些经历未必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意义上的成就，也不一定具有任何可以衡量的收益。
但在这些时刻，我们能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己产生了影响，而我们也正在主动回应它。
不过，共鸣并不等于始终感到快乐。
电影里主角的经历太令人难过了，这段关系令人感到沉重和复杂，这条社会新闻太令人气愤。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些共鸣都是负担。
但这些体验仍然可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真实的联系。
相反，当一个人长期将生活理解为一系列需要完成的任务，ta就可能越来越只关注自己得到了什么，而不是去感受生活中的事情究竟如何触动自己。
Rosa将这种人与世界失去回应性联系的状态，视为异化的重要表现（Rosa, 2019）。
一个人可能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却逐渐失去了与自己生活发生真实联系的能力。
当生活有哪里不对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应该调整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继续适应原来的生活。
心理学中的情绪调节当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也确实需要在无法立即改变现实条件时，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生活下去的方式。
只是，心理调节并不意味着必须对所有现实处境都感到满意。
如果一份工作长期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一种竞争始终使我们陷入自我否定，如果某些社会要求与我们真正重视的生活发生冲突，那么感到不满、疲惫甚至愤怒，本身都可能是可以理解的反应。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自己产生的反应，就很容易陷入明明已经不快乐，却还要因为自己不快乐而感到羞耻的困境。
个人无法通过调整心态解决全部社会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允许自己承认「我正过着一种不快乐的生活」。
毕竟，承认和看见创伤，是从创伤中幸存下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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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樋山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1] Ryan, R. M., Duineveld, J. J., Di Domenico, S. I., Ryan, W. S., Steward, B. A., & Bradshaw, E. L. (2022). We know this much is (meta-analytically) true: A meta-review of meta-analytic findings evaluat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11–12), 813–842.
[2] Bradshaw, E. L., Conigrave, J. H., Steward, B. A., Ferber, K. A., Parker, P. D., & Ryan, R. M. (2023). A meta-analysis of the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 Evidence for the universal wellness costs of prioritizing extrinsic over intrinsic goal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4(4), 873–899.
[3] Dittmar, H., Bond, R., Hurst, M., & Kasser, T.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5), 879–924.
[4] Fromm, E. (1955).The sane society. Rinehart & Company.
[5] Dickerson, S. S., & Kemeny, M. E. (2004). Acute stressors and cortisol responses: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of laboratory research.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3), 355–391.
[6] 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27.
[7] Ryan, R. M., & Deci, E. L. (2020).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Definitions, theory, practi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1, 101860.
[8] Rosa, H. (2019).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J. C. Wagner, Trans.).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