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重庆一间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戴笠把毛人凤单独叫到身边。没有随员，也没有记录，谈话内容后来主要靠旁人回忆流传。戴笠据说说过一句颇重的话：“我可能就要栽在他的手里了。”这里的“他”，指的正是蒋介石。
这句话是否一字不差，史料并无完整原始记录。不过，戴笠当时的处境确实称不上轻松。抗战胜利后，军统的任务、规模和影响力都已达到高峰，可一个替领袖办事的机构一旦过于庞大，掌权者产生戒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戴笠与毛人凤的关系，和他同郑介民、唐纵之间并不相同。毛人凤早年在军统系统中并非最显赫的人物，却得到戴笠持续提携。戴笠曾带他接触蒋介石，使他逐渐进入核心圈子。毛人凤办事谨慎，少言寡语，善于处理内部事务，这些特点恰好适合秘密机构的运转。
军统内部有一句话，叫“戴笠的班底”。毛人凤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戴笠用人看重忠诚，也看重执行力；毛人凤不以锋芒毕露见长，却能把复杂关系处理得相对稳妥。两人之间，既有上下级关系，也有长期共事形成的信任。
戴笠早年得到蒋介石重用，与他的出身和政治位置有关。他是浙江江山人，又有黄埔军校经历，能够进入蒋介石信任的圈层。更重要的是，他擅长把情报、警务和政治控制结合起来，替蒋介石完成许多不便公开出面的工作。
蒋介石对亲信的态度，确实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关系近时，训斥甚至责打并不罕见；关系疏远后，反而可能变得客气而克制。对熟悉这套相处方式的人而言，语气变化比一顿责骂更值得警惕。
戴笠早期挨过蒋介石的严厉斥责，未必认为那是坏事。在他看来，能够被当面训斥，至少说明自己仍在蒋介石的直接掌控之中。可抗战后期，事情开始变化。戴笠掌握的系统不断膨胀，军统不仅遍布各地，还拥有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
这支力量的性质很复杂。它承担过搜集情报、打击汉奸、保卫机关等任务，也深度介入政治侦查。军统越能干，戴笠个人的分量就越重；而个人分量越重，蒋介石越难完全放心。一个组织可以替领袖分担压力，却不能形成不受约束的独立中心。
中美合作所的建立，又使这种疑虑更加明显。1943年，中美双方在重庆等地开展合作训练和情报工作，戴笠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需要说明的是，中美合作所是双方合作机构，并非戴笠的私人领地，但戴笠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使他同美国方面保持了较多接触。
这层关系带来实际帮助，也带来政治风险。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对军政资源的集中控制。戴笠若只在国内系统内活动，尚可视为一把锋利的刀；当他同外国军事人员建立起稳定联系，这把刀在蒋介石眼中便不再只是“手中的刀”，而可能成为需要重新衡量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戴笠本人并非没有察觉。他再次见到蒋介石时，若发现对方少了往日的直接训斥，多了几分礼貌和距离，心里反而会发紧。毛人凤后来成为军统核心人物，正是因为他熟悉这种微妙变化。戴笠担心的未必是一次处罚，而是自己从“绝对亲信”变成“必须防范的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重组加快，军统也面临改组。1946年，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戴笠仍掌握实际影响，但制度名称的变化已经透露出一个信号：秘密机构需要被纳入更严格的行政体系，不能长期依附于某一个人的个人网络。
戴笠没有等到这场调整真正完成。1946年3月17日，他乘飞机由青岛经上海等地返南京，飞机在南京西郊岱山附近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戴笠终年49岁。关于失事原因，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但公开史料并未形成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定论。
毛人凤后来接掌保密局，成为戴笠之后最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于是，戴笠那句“可能栽在他的手里”，被不断附会成一段充满暗示的预言。可从历史材料看，它更像是一个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对政治风向变化产生的本能警觉，而不是一份能够证明谋害的证据。
戴笠死后，毛人凤并没有立刻拥有与前任完全相同的地位。戴笠留下的关系网、人员和机构，仍要经过蒋介石重新安排。对毛人凤而言，继承的不只是权力，还有戴笠生前始终没有解决的难题：如何让一个强大的秘密系统保持锋利，又不让执掌它的人变成新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