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冬，荆州公安，关羽北伐大军被迫回撤。真正让他措手不及的，并不是前线一场败仗，而是身后江陵、公安相继失守。吕蒙白衣渡江只是表面，荆州内部的防务松动，才是东吴能够迅速得手的关键。
很多人把关羽失荆州归结为“骄傲自大”，这话不能说全错，却明显过于简单。关羽当时面对的是曹魏与东吴的夹击，北面战事牵制主力，南面又要防备孙权。只要后方出现裂口，前线再强，也很难支撑。
荆州的危险，早有迹象。
吕蒙接替陆逊后，故意装病退居后方，陆逊又以谦恭言辞麻痹关羽，使关羽逐渐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与此同时，东吴军队沿长江推进，荆州守军却没有及时点燃烽火，也未能迅速组织抵抗。虞翻劝降傅士仁时曾指出，烽火没有举起，斥候没有及时回报，这不像单纯的意外。
“若无内应，怎会如此迅速？”
这句话未必是对史实的直接记录，却点中了问题所在。东吴是否在荆州安插了明确的卧底，史料没有给出可以坐实的答案；但荆州内部有人泄露军情，或有人消极应对，几乎是无法回避的判断。糜芳、傅士仁与关羽关系紧张，潘濬又与关羽不睦，他们都因此被后人反复怀疑。
不过，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卧底究竟是谁”，而是刘备为何没有在关羽身边安排一名足以压住局面的副将。
有人认为，诸葛亮最适合留守荆州。实际上，这个安排很难成立。刘备入蜀时，诸葛亮主要负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赋税与军需，职责偏向后方调度。刘备需要他统筹荆州资源，并非让他直接成为关羽的军事副手。
诸葛亮的长处在于战略规划、政务处理和外交斡旋。此时他的军职与威望，也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地位。让他去牵制关羽，既可能造成主将之间的权力摩擦，也未必能让荆州将吏真正服从。
赵云同样不太可能被长期派回荆州。刘备入蜀后，赵云承担过留营、整顿内务等责任，但他很快也被调往益州作战。更重要的是，赵云性格刚直，遇到不合适的决定敢于进言。这样的将领值得信任，却不一定适合担任一名强势主将的副手。
关羽需要的不是普通帮手，而是一个能够在他外出作战时掌握后方、在紧急关头敢于坚持命令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魏延确实比黄忠、赵云更符合条件。魏延早年以部曲身份跟随刘备入蜀，所谓“部曲”，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部下，而带有私人依附和家兵性质。这样的出身，意味着他与刘备之间有更直接的主从关系，服从性通常也更强。
魏延并非没有锋芒。他敢打敢冲，后来又能独当一面，但在刘备阵营中，他首先是刘备亲自提拔起来的将领。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后，没有按照众人预期把汉中交给张飞，而是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消息传出，军中都感到意外。
这项任命说明，刘备看中的不只是魏延的勇猛，还有他的执行能力。汉中是益州北面的门户，既要防曹军进攻，也要处理山地防线、粮道和地方军务。魏延镇守汉中多年，曹魏始终未能轻易突破，至少证明他并非只会冲锋陷阵。
假如刘备当时把张飞留在汉中，再把魏延调往荆州，会不会改变结局？不能武断地说一定能够守住，但荆州的防守体系很可能出现变化。魏延若在江陵坐镇，糜芳未必能轻易掌握核心兵力；即使东吴突然渡江，他也较可能立即整军抵抗，而不是在压力下动摇。
但魏延也不是万能人物。荆州失守有军事部署、兵力分散、外交误判和内部矛盾等多重因素。关羽北伐时，襄樊前线战事激烈，后方兵力本就不足。就算换成魏延，面对吕蒙奇袭、地方将领倒戈以及援军迟迟不到，也只能增加守住江陵的可能，不能保证扭转全局。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关羽与部将之间的关系并不宽松。他对糜芳、傅士仁缺乏信任，平日处置又较为严厉。副将若缺少足够威望，可能被主将压住；若与主将矛盾过深，又会形成新的隐患。魏延与刘备的私人联系，恰好能让他在关羽之外获得一道更直接的权力来源。
所以，魏延未必是最能打的副将，却可能是最符合荆州实际需要的人选。那里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城墙够不够高、士卒够不够多，而是谁能在关羽离开之后，守住军心，盯住地方，及时点燃烽火。219年冬天，江陵城门被打开的那一刻，决定荆州命运的，已经不只是襄樊战场上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