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食环署街市活化组的一间办公室里，15个同事凑了一份钱，买了一张六合彩。开奖后，这张彩票中了半注头奖，派彩约3312万港元。
负责下注的人叫凌浚庭，36岁，卫生督察。他在这张彩票里出了210港元。按众人约定的出资比例，他应分得约421万港元，其余14名同事应分约2891万。
但凌浚庭给出了另一个方案。据入禀状披露，他在中奖后对同事说了一句话：“其实你哋都唔知我买咗咩号码，我可以唔分畀你哋。”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如果我中咗一注6千几万，我就走咗架啦，而家中咗半注3千几万，我凭良心分畀你哋。”
“凭良心”，这三个字从一张中奖彩票的保管者嘴里说出来，成了整件事里最刺耳的一句话。
这个“彩票基金”是怎么来的
合买不是9月才开始的。
2026年4月底，食环署街市活化组高级总监鲍仲安向组内同事提议，大家一起凑钱买六合彩，目的是“建立团队精神”。众人商定：各自挑选号码，如果中奖，按出资比例分钱。凌浚庭自告奋勇，代表众人下注、保管彩票、记账。
5月2日第一次买，花了1430港元，中了1760港元。大家觉得金额不大，又是好彩头，决定不分，把钱留作基金继续买。之后连买三期，都没中，基金耗尽。
9月2日，鲍仲安再次发起凑钱，目标对准9月5日开奖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15个人参与，出资额从20港元到300港元不等，凌浚庭出210港元，合计1650港元。凌浚庭用这笔钱买了两张彩票，开奖前通过WhatsApp把截图发给了部分同事。
这是一个运转了四个多月的、基于同事信任的微型合买机制。凌浚庭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那个“管钱、管票、管账”的人。
开奖之后：截图删了，人休假了
9月5日开奖，彩票中了约3312万港元。
按出资比例算，出资50港元可分约100万，出资最多的鲍仲安可分约602万，最少的也能分约40万。凌浚庭应分约421万。
但据入禀状，开奖后凌浚庭删除了之前发出的彩票截图。两天后在办公室讨论奖金时，他说了那句“我可以唔分畀你哋”和“凭良心分”。
同事们要求他出示中奖彩票，未果。凌浚庭随后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实际下注金额是2000港元，并说自己会休假到9月13日再处理。9月8日，原告向他发出正式书面要求，他没有回应，也没有分发任何奖金。
然后他失联了。
刑事：涉嫌“盗窃”被捕；民事：14人追讨2891万
9月9日，同事报警。9月11日，警方以涉嫌“盗窃”罪拘捕了凌浚庭，其银行户口被冻结。他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仍在调查中。
刑事程序在走，民事追讨同步启动。10月23日，14名同事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向凌浚庭追讨约2891万港元，并申请禁制令，禁止他处置涉案奖金。
原告的指控很明确：凌浚庭违反合买协议或信托义务，作出欺诈陈述，获得不当利益。他们要求法庭裁定彩票由15人共同拥有，凌浚庭以信托形式代持那2891万，并披露奖金去向、全数归还。
14名原告的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当初发起合买的鲍仲安，食环署街市活化组高级总监。排在后面的，有卫生总督察、高级卫生督察、卫生督察。被告凌浚庭，是他们的下属。
一个上级带着一群下属凑钱买彩票“建团队精神”，最后是上级带着13个同事，把负责买票的那个下属告上了高等法院。
口头协议，法律上算不算数
这件事在法律上有一个清楚的前提：口头合买协议，在香港法律下是有效的。
大律师陆伟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同事之间只要有认真意图凑钱购买彩票，就已经达成口头合约。如果有人破坏合约，可以循民事诉讼途径追讨。如果事前没有特别说明分配方式，理论上默认按投注金额比例分彩。
这也是14名原告的底气所在。他们不需要证明有一份写在纸上的合同，只需要证明：9月2日那天，15个人口头约定凑钱、按出资比例分、凌浚庭负责下注和保管。这些事实有转账记录、WhatsApp截图、以及此前四个月运转的合买历史作为支撑。
凌浚庭那句“你哋都唔知我买咗咩号码”，在法律上产生了一个对他不利的效果：他承认了号码是由他选定的，彩票是由他购买的。而“我可以唔分畀你哋”这句话，被原告用来证明他主观上认为自己有权独占。入禀状把这两句话并列引用，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他知道这笔钱里有别人的份，但他决定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