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吉林一处羁押场所内,35岁的润麒再次见到姐姐婉容。多年未见,眼前的女人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已经很难与记忆中那个衣着讲究、举止端庄的皇后联系起来。婉容认出弟弟后失声痛哭,只说了一句:“我这一生,全都是父亲所赐。”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责怪父亲荣源,实质上却牵连着一个家庭、一段婚姻和一个时代。荣源把女儿送进皇室,确实带有强烈的家族打算;但婉容后来遭遇的困境,也并非父亲一个人的决定能够解释。她被卷入的,是清室复辟幻想、军阀政治和日本操控下的傀儡政权。
1906年,婉容出生于北京帽儿胡同荣府。她的生母恒香因难产去世,父亲后来续娶恒馨。由于继母与生母本是姐妹,婉容幼年并没有完全失去母亲般的照料。荣源重视教育,让女儿与兄弟一同读书,还专门聘请教师教授英语。
这份教育在当时并不寻常。婉容接触过西方文化,喜欢钢琴、绘画和西式生活,也接受了较为开明的男女平等观念。不过,她仍然生活在贵族家庭的秩序之中,婚姻并不能由自己完全决定。她看似比普通女子见识更多,真正面对人生关口时,选择空间依旧十分有限。
1922年12月1日,北京帽儿胡同荣府,婉容即将出嫁。迎亲队伍已经到了门外,她却和继母躲在屋里哭泣。年幼的润麒不懂姐姐为何难过,只在门外喊:“姐姐哭啦,哭啦!”这个细节后来被润麒记了很多年,也成了婉容婚姻悲剧最早的注脚。
婉容当时16岁,溥仪17岁。她先被选为皇后,文绣则成为淑妃。清帝退位后,皇室虽然失去了国家权力,却仍保留宫廷名号和礼制。对荣源而言,女儿成为皇后意味着家族重新获得体面,他本人也被封为承恩公,并担任内务府大臣。
荣源扩建府邸、增修家祠,家族成员也得到相应身份。不得不说,这些荣宠带有明显的旧式家族色彩。父亲看到的是门楣和地位,婉容承受的却是宫墙和责任。她不愿意,并不代表她能够拒绝。
入宫后,婉容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尊贵与安稳。润麒后来回忆,姐姐性情温和,很少责罚下人。有一次他提到“打”字,婉容立即制止,说宫中不该随意把惩罚挂在嘴边。餐具摆放稍有不合规矩,她也会劝人不要过分计较。这样的婉容,并非后来传闻中的刻薄人物。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迁居天津后,婉容穿旗袍、看戏、跳舞、溜冰,短暂接触到了较为自由的城市生活。那段日子里,她仍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生活,只是这种自由并不牢固,始终受制于溥仪和周围势力。
文绣与溥仪的婚姻在天津破裂,1925年两人办理离婚。婉容表面上成为唯一的皇后,夫妻关系却并未因此改善。溥仪不能生育,相关压力没有得到正视,婉容反而承担了更多责难。长期失望之下,她逐渐依赖鸦片,身体和精神状态一并恶化。
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婉容被册立为皇后。名义上,她重新回到皇后位置,实际上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她曾设法离开长春,却没有成功。皇后的称号还在,个人生活却已被严密控制。
关于婉容生下女儿以及孩子后来遇害的经过,流传着许多说法,相关细节长期来自回忆和转述,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确证。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给婉容造成了沉重打击,溥仪随后对她更加冷漠,她的居住条件和日常待遇也明显下降。她被隔离、被轻视,连身边下人都不再把她当作皇后看待。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伪满洲国迅速崩溃。溥仪准备逃离时,没有把婉容带在身边。润麒曾在混乱中见到姐姐,婉容不断呼喊他的名字,希望弟弟不要离开。润麒一度十分痛苦,但在局势和命令之下,仍被迫随行。姐弟这次见面,成为他们人生中的诀别。
婉容后来被辗转带到吉林一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于1946年在羁押期间去世,具体日期在不同资料中存在差异,通行说法为1946年6月20日,年仅39岁。由于身份已经崩塌,她没有举行与皇后相称的葬礼,遗骸安置地点也多次变动。
润麒后来回忆姐姐时说,她既受过西方教育,骨子里仍是旧式淑女;如果没有被选入宫,也许能够过上另一种生活。这个判断并不复杂,却很接近婉容一生的处境:她曾经拥有知识、气质与选择的愿望,却在家族安排和时代巨变中,逐渐失去了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