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重庆西郊六店子村，农民李维柱正在田里耕作，突然有人牵着耕牛闯了进来。来人叫周俊泰，他不顾劝阻，执意要把田重新犁一遍。农会干部上前询问，周俊泰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姐夫的田，我只是替他照管。”
事情很快变得棘手。周俊泰的妻子魏觉勤还声称，田主是革命军人家属，不能减租，也不能退押。乡里查遍军属名册，没有找到相应记录。农民们觉得奇怪，周俊泰却故意卖关子：“说出我姐夫是谁，只怕要吓你们一跳。”
这场纠纷，正发生在重庆农村“减租、退押、反霸”运动期间。11月11日，重庆市委召开郊区工作会议，对农村工作作出部署。对农民来说，减租退押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对工作队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拿身份压住政策。
调查继续深入，周俊泰的姐夫从开县返回重庆。此人名叫刘叔禹，是刘伯承的弟弟。他来到农会后说明，六店子这42亩田确实与刘伯承有关，不过并非用来享受田租，而是二十多年前为筹办干部学校购置的土地。
刘伯承早年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他在吴玉章等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四川开展兵运工作。为了培养骨干、联络同志，他卖掉成都的房产，在浮图关六店子一带买下42亩田，原本计划修建校舍，作为训练干部的场所。
计划尚未完成，局势便发生变化。1927年，刘伯承与杨闇公等领导泸顺起义，起义受挫后离开四川。临行前，他把土地交给三弟刘叔禹照管。此后，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赴苏联学习，又经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十年间很少有机会过问这片土地。
有意思的是，刘叔禹并不是依靠哥哥身份谋利的人。他在重庆经商，后来将田地交给内弟周俊泰代管。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刘伯承长期在外征战，村民只知道土地有人经营，却不知道背后的来由。到了政策落实时，旧账重新浮出水面。
消息逐级上报，最后送到邓小平那里。刘伯承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正在外地开会。邓小平认为此事关系重大，要求暂时保密，等刘伯承回来处理。刘伯承听完汇报，才想起当年那笔土地安排。
他没有回避，也没有让人替自己解释，而是明确表态：“这件事必须处理好，土地改革的政策不能因我的关系而改变。”随后，他把刘叔禹找来，兄弟多年未见，本应叙旧，但谈到42亩田时，刘伯承的态度十分直接。
“二十多年过去，你已经收过租子，押金应当退还。”他又提醒弟弟，不要让任何人借自己的名字压农民。刘叔禹原本就准备退押，听完后立即返回六店子，向农会说明情况，退还押金，并将土地交由农民依政策处理。
刘伯承仍不放心，亲自给第四区农会写信，要求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群众，不必替他遮掩。农会开会时宣读了这封信，困扰当地多日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这片田确曾属于刘伯承，但它的用途、处置和最终归属，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土地政策。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因为42亩田的数目，更因为它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革命队伍中的高级干部，能不能把个人亲属关系置于政策之上。刘伯承给出的答案很清楚，不能。
这种要求并非临时起意。1916年，他在护国战争中负伤，右眼遭子弹贯穿，后来在重庆接受手术。有关他拒绝麻醉、坚持完成手术的故事流传甚广，细节虽有不同记载，但他忍痛治伤、继续投身军旅的经历确有历史背景。
战争年代，他对家人同样约束严格。刘伯承曾告诫亲属，不能靠他的名望生活。子女参加工作后，也被要求搬到单位居住。对他而言，亲情可以照顾，原则却不能让步。
六店子这场纠纷，最终没有变成一桩特殊处置，而是按政策办、按事实办。42亩田的去向有了交代，农民的押金得到退还，刘伯承也用一封信把自己的立场留在了当地农会的档案和群众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