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天津保密局站长吴敬中面对余则成送来的夜明珠和玉座金佛，眼睛里看到的并不只是古玩，更是一套可以交换的关系。对他而言，物件是真是假固然重要，送东西的人是谁、背后牵着哪条线，同样不能忽略。
《潜伏》里的吴敬中，表面上讲究风雅，实际上把收藏当成了升迁和自保的门道。余则成初到天津，送上一颗所谓宋代夜明珠，后来又弄来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轿车。三样东西，件件都像是敲门砖。
有意思的是，电视剧没有直接给出明确估价，而是故意留下了疑问：这些东西到底是真宝，还是精心包装的假货？若只看外观，夜明珠体量不小，玉佛又有“东晋刘裕镇宅之宝”的说法，确实足以让普通人动心。
但古玩最怕“故事太满”。
真正的文物鉴定，不能靠传说撑场面。器物的材质、工艺、沁色、包浆、流传记录，甚至出土地和收藏者，都要彼此印证。单凭一句“日本人盗墓后被乡民缴获”，既不能证明年代，也不能说明它为何会落到余则成手里。
所谓夜明珠，更不能见到夜里发光便认定价值惊人。自然界确有能够在暗处呈现微弱光泽的矿物和宝石，但“比鸡蛋大、略小于鹅蛋”的圆球状物件，如果还被断定为宋代珍品，就必须有极可靠的检测与传承依据。荧光、反光和夜间视觉差异，也可能被误解成发光。
至于玉座金佛，问题更复杂。刘裕生于363年，420年建立刘宋政权，422年去世。他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并非“东晋皇帝”。把一件玉佛直接说成刘裕的镇宅之宝，首先在历史称谓上就有混乱。
“东晋刘裕”这几个字，本身便值得警惕。
假设玉佛真是南朝早期宫廷器物，它的价值当然不能只按黄金和玉料计算。可如果没有可靠著录、出土记录或连续收藏凭证，所谓“刘裕旧藏”就只能算传闻。文物市场上，身份越显赫，越需要证据；名头越大，越不能只靠一句口述抬价。
吴敬中未必不懂这个道理。他在剧中喜欢古玩，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据家。他看重的是物件能否变现，能否成为与上级、同僚和地方势力打交道的筹码。余则成送来的礼物，价值有时不在器物本身，而在于它能否让吴敬中相信自己被尊重。
吴敬中曾有类似意思：“东西不怕贵，怕的是送错人。”
余则成若真拿几十块钱拼出的假货行贿，风险极大。可潜伏者最擅长的，往往不是拿出世所罕见的国宝，而是把一件真假难辨、足以让对方自行想象的东西，送到最爱幻想的人手里。
斯蒂庞克轿车则不同。汽车是当时看得见、用得上的硬通货，能够通过熟人转手，折算成金条和外币。它的价格虽会受到车况、来源和交易环境影响，却比一件来历含混的古玉更容易兑现。也正因为如此，吴敬中真正能感到踏实的，恐怕不是玉佛，而是那辆可以马上换成钱的汽车。
王陵基和沈醉的反应，正好构成另一种参照。关于王陵基收藏古董受骗的故事，曾见于相关回忆和文艺作品，但具体细节不能全部当作铁案。即使确有其事，也只能说明收藏者可能因迷信名头而遭遇仿品，不能据此推定所有旧藏都不值钱。
沈醉长期处在国民党特务系统，见过的金银珠宝更多。传闻中，有人一次送给他数百颗珍珠，他甚至拿给孩子把玩。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对“珍贵”的判断。普通人眼里的宝贝，在见惯贵重物品的人那里，或许只是寻常物件。
所以，王陵基若听到“刘裕镇宅之宝”，可能先问出处；沈醉则可能先问能不能兑现。二人的“估价”，并不是科学鉴定，而是由见识、经历和实际用途共同决定的。
回到吴敬中的玉座金佛，较为稳妥的判断是：它在剧情中承担的是权力交易的象征，不能据此认定为真实的晋宋文物，更不能直接喊出上亿价格。若是后世仿制品，金玉材料仍有一定价值；若是近代工艺品，所谓刘裕旧藏便一文不值。夜明珠也一样，除非经过严格检测并具备可信传承，否则只能称为“传说中的宝物”。
这场送礼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余则成拿出了天下奇珍，而在于吴敬中愿意相信它们可能是奇珍。屈原有言：“世溷浊而不清。”在权力与利益交织的环境里，古董究竟值多少钱，往往要等到离开故事现场，接受证据检验时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