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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叁》
古城韵味的远去，声声吆喝的消逝
胡同深处古城魂
走进现代化的北京城，人们感兴趣的往往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宽阔马路，而是那曲径通幽的小胡同、温馨祥和的四合院。它们的一砖一瓦都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记录着老北京百姓的生活，记录着京城那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老行当和吆喝声，它们是京城历史文化的舞台。
一般认为，“胡同”原是蒙古语，意为“水井”,后来引申为“人流聚集的城镇”。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形如“井”字，构成北京方正的城市框架。北京的胡同最早形成于13—14世纪的元朝，已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
帽儿胡同
北京胡同包罗万象，各有特点，名字也是五花八门。有以计数排序命名的，如东单三条胡同、东四十条胡同等；有以官方机构命名的，如禄米仓胡同、西什库胡同、府学胡同、兵马司胡同等；有以地形特点命名的，如喇叭胡同、扁担胡同、罗圈胡同、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等；还有不少胡同名称带有儿化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像鸦儿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等。名字都朴实无华，却充满烟火气息。而且，几乎每一条胡同背后，都有耐人寻味故事。
过去，胡同里的房屋都是很讲究的，大门上钉着门钹，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述说着过往的岁月。院落的青砖灰瓦，百年老树下的砖雕门楼，对仗工整的楹联，雕刻精致的门墩，展示着京味生活的惬意。古老的北京城，纵横交错的胡同，生活气息弥漫在每个角落，在这四合院的一砖一瓦里，在邻里之情里，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捕捉新北京的故都余韵》中这样描绘北京老院落带给他的奇妙感受：
它灰中泛青，褪色的黄围墙内檀木清香缭绕，在朱门秀阁间漂浮，似乎还能够听到深宅大院里的绸衣窸窣声、泉水溅泼声和走在石板地上拖鞋的噼啪声——我想这些都是如同蜘蛛网一般匀称精美的文化所发出的声音。
现代作家、散文家汪曾祺认为，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也是一种安分内敛并自得其乐的民俗文化，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只陶醉于小胡同里的安闲自在。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的人在一个胡同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人家。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甚至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但是他们就是舍不得“挪窝儿”——所谓“破家值万贯”。大大小小的古老胡同纵横交错，织成了气象万千的北京城。胡同深深，京韵悠悠，胡同深处是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
冬日四合院
北京胡同文化的核心是“忍”,安分守己，懂得知足。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是京城人的人生哲学，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耐得住。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蒸一屉窝头，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来一碟臭豆腐，一块大腌萝卜，足矣。许多老北京人，每天一碗炸酱面能吃上几十年，还美滋滋地说：“就是好这口儿!”
虽然北京人喜欢“独门独院”,但也很讲究“处街坊”,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偶尔跟街坊棋友杀一盘，跟酒友喝两口，或跟鸟友晃着笼子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遛遛鸟……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酱油、买鸡蛋都很方便；但又似乎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满都是安静、祥和的亲切感。旧时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磨剪子磨刀的“震惊闺”、闲坐门口的老人及追逐嬉笑的孩子，还有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卖艺人拉的京胡声、夏日午后的蝉鸣、京腔儿的叫卖……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烟袋斜街
没有了酱油味的南锣鼓巷
悠悠腔调来入梦
要说北京的吆喝，那可是名扬天下。不同于现在的超市商场，吆喝源自胡同。那时的小贩们不在商店市集集中，他们的主顾都住在四合院内、小胡同里。小贩们不能进入各家院内，于是便靠这吆喝声穿越高墙深巷，所以小贩们都要有一副好嗓子。旧时的吆喝也不同于现在的叫卖，有人说听起来像唱歌。九腔十八调，棕绳挑扁担。每个行当有每个行当的吆喝法，一齐吆喝出来好听极了，老北京小买卖人就指着它做生意呢。
北京的吆喝是极有个性的，甚至带有一种北京人的自信。北京正宗的吆喝有四点标准，即“干艮倔奘”,您听听，从这四个字就看出了老北京买卖家的底气有多足了。可是很遗憾，现在已经很难听到那时的叫卖声了。
北京的吆喝
曾经有过的生活体验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些叫卖声不似歌曲的动听，却格外亲切，不似优美的旋律，却响亮押韵。这些吆喝不但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广告，更是一种文化。
一位和清朝皇族还有些渊源的老北京文化学者告诉我们：
在旧时，吆喝实际上是一种广告形式。广告有很多种，比方说，酒店招牌，挂的灯笼，不同的灯笼数代表不同的意思，一个灯笼是喝酒，两个灯笼是……这是一种视觉上的广告，吆喝是一种语言上的广告。过去没有电视、网络，虽然有电台，但那是大商铺、大饭店才有资金用来做广告的。一个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去电台做个广告，这三十年白干了。
吆喝目的主要是告诉大家，我是干什么、卖什么的，不同的买卖有不同的唱词。而且南城和北城的吆喝存在着不同。北城呢，官宦人家比较多，都是一些深宅大院，我要把我的吆喝声传到深宅大院里面去，所以我的吆喝必须悠长，吆喝出来是幽幽雅雅，飘飘荡荡。而南城呢，老百姓不是住在深宅大院，所以吆喝干净利落脆。
在传统相声《卖布头》中就有一段关于不同地界、不同吆喝的描写：
逗：过去在北京啊，做小买卖的吆喝最多。比如说卖糖葫芦的，东西南北城还不一个味儿哪。
捧：对，讲究九腔十八调，您说说北城怎么吆喝?
逗：“蜜来哎冰糖葫芦儿哎!”
捧：还真好听，到西城呢?
逗：“葫芦儿，冰糖的!”
捧：这省点事儿，到了南城?
逗：“葫芦儿!”
捧：这更省事儿了。
逗：到了东城市场摆摊儿的，这么吆喝：“刚蘸得!”
捧：连葫芦俩字都省啦!
逗：北京叫糖葫芦，到天津那叫糖墩儿，吆喝起来最省事，就一个字儿：“墩儿哎!”
捧：嘘，抽不冷子能吓人一跳!
逗：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吆喝与众不同。
捧：他怎么吆喝啊?
逗：哎就是没有核啊!形容山楂一刀切开，把核剔除，干净。
捧：哦，还真是不一样。
逗：因为这声叫卖，他在当地成品牌了。他不卖完，附近多少家都别想开张。
捧：那火呀。
逗：挨着最近的有一家也跟他学这么吆喝，就是没有核啊，但是一分钱都没挣。
捧：怎么回事呢?
逗：他是卖核桃的。
捧：嗨，瞎学也不成啊。
逗：卖包子的也吆喝，回民清真包子铺和汉民包子铺也不一样。汉民的包子吆喝叫“包才”,这么吆喝：包才哎!好白了哦的面子儿啵!吃点儿包，闹点儿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呀!
捧：还真有味儿。
逗：清真包子铺的伙计大多是小伙子，吆喝的调门也高，词是这样的：新哎屉儿的，热包儿热的咧，酸面包儿的又热咧……
这三百六十行的吆喝叫卖，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是北京的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带着诙谐幽默，饱含烟火气息，借着许多朗朗上口的小曲小调，诱导顾客们掏钱消费。应该说，这真是老北京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没有谁去组织语言，写完了之后照着念，都是随口而出，让人越听越乐，越听越爱听。
已过世的北京“叫卖大王”臧鸿
走街串巷的小贩，有的全凭着一个好嗓子高声叫卖，有的则是利用各种不同器具所发出的音响招揽顾客，这些器具叫作“响器”,发出的声音称“代声”。这些吆喝声和响器声合称为“货声”。卖油的、修脚的、行医的、剃头的、卖豆腐的、修扇子的等行业都是不用吆喝的，就用响器叫卖。这是一种回荡在日常生活中的市井之声，是一种约定俗成、源远流长的老北京民俗。
唤头——剃头匠的响器
扇铃——修扇人的响器
铜锣—耍猴人用的响器
20世纪20年代，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写了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他在北京听到的小贩们用以招徕生意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理发师手中的钳形铁铉会发出颤巍巍的金属声响，这是定音叉；磨剪子磨菜刀的吹的是长号，而收购废品者则使用小鼓。每一种乐器代表一个行当，坐在家里的主妇们只需听声音就能知道卖的是什么……
“冰盏儿”又名冰碗儿，是一种典型的响器。以生黄铜制成外面磨光的碟形小碗两只，敲打时夹在手的中指、无名指中，小指拖住下面的碗底，不断用上面的碗敲击下面的碗，发出清脆的“嘀嘀嗒嗒”声，抑扬顿挫并有节奏。在夏季卖酸梅汤、冰镇果子(柿饼、杏干、鲜藕盒制品）、红果糊子膏、雪花落和西瓜等冷饮凉食的人都要敲打冰盏儿。到了冬天，卖干鲜果品和冰糖葫芦的人也用打冰盏儿揽客。每年春末夏初起，一直到八月十五，胡同内经常会听到“得儿铮铮”的打冰盏儿声响。在京味吆喝的响器里，冰盏儿可以算是主角，就如同京剧中的二胡、交响乐里的小提琴。
老照片中的打冰盏儿
还有用细铁棍和铁叉子组成的响器，专门由剃头匠们使用，称为“唤头”。剃头匠们左手握着一把铁叉子，右手拿着细铁棍儿，让铁棍儿快速从叉子的两个尖头之间抽出，便会发出“噌……噌”的响声。
还有磨剪子戗菜刀的响器“震惊闺”,那是一串铁片。磨刀人肩扛磨刀石、砂轮、长条板凳等物，手拿震惊闺，上下起伏翻动，一路清脆声响。之所以给它起“震惊闺”这个婀娜的名字，大多数人都理解为，女人们一听见这声音，就从家里出来磨刀剪。
民俗收藏家、中华小吃博物馆馆长阿龙表演打冰盏儿，叫卖时两碗相叠，相互敲打
提起“震惊闺”的来历，据说是在战争后，有战士为孝敬母亲，卸下自己的盔甲片，磨剪子戗菜刀，走街串巷，赚钱养母。而“磨剪子嘞戗菜刀嘞”的吆喝声是后来出现的，这个行当原本不吆喝。
药铃，又叫“虎撑子”,是古代医生——郎中手中常拿的响器，有大有小，小可绕指，大可拿捏。一般是铜或铁制，铃的外侧留有小的开口，中间有两枚铁弹丸。一手插入响铃中间，借助拇指的力量，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这声音能传出很远。很多虎撑子上下都铸有八卦图饰，寓意为除凶辟邪，趋利向善。
药铃——郎中的响器
最有说道的是“打鼓的”,这是走街串巷收买废品从业人的统称。但具体情况分几种，一是挑大筐的，一般收破鞋烂袜子，一边打鼓一边吆喝“有破鞋烂袜子，我买嘞”。还有一种打鼓的叫“打软鼓”,一般去破败的大户人家，收购他们不得不卖出的家当。这种打鼓的一般都穿长袍，说话很文明，以便赢得破败大户人家的认可。
描述打鼓场景的漫画作品
北京一个老说书人讲过，打鼓的有很多规矩。“卖破烂那家人会先开门缝，东瞧瞧西看看，怕街坊四邻看到了寒碜。然后把打鼓的让进门，一般交易古董都是在宅门的门楼子里，正屋不让进。如果家有金佛造像，让打鼓的看到了，万一晚上带人来就不好了。一般而言，门楼子里有两张一尺多宽半米高的条凳，打鼓的先候着，有人去拿东西。如果是熟识的打鼓的，可能就会进屋看看。”条凳又叫礼凳，是大户人家门房里给客人等候用的。最后，不管是否成交，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张望张望，看有没有街坊四邻发现，然后这家人才让打鼓的出去。“打鼓的不是瞎走，他们几条胡同来回走，谁家的经济情况如何都知道。”
这些吆喝声、响器声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它是一种流传于街巷市井间的底层文化，与亭台楼阁间的琴棋书画等上层文化一同构成了北京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随着时代在发展，这些吆喝声渐行渐远了。
新中国成立后还能听到一些吆喝，等到公私合营时，不允许私人小买卖主做生意了，吆喝就少见了。改革开放后，私人商家可以经营了，但是在管理上要求有卫生许可证，必须有店铺，你才能拿营业执照。消费者知道固定店铺的位置，上门来购买就可以。因此商贩也不再走街串巷了，就这样，传统吆喝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渐渐地消失了。现在可以听到看到的，基本都是各种庙会节庆活动中表演式的吆喝了。但在一些小城市或乡镇，还能听到一些吆喝叫卖。
昔日北京城里的吆喝叫卖，是人们居家生活的伴奏，自成一种民俗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社会变革的冲击之下，终于成了微弱的回响、舞台的表演、久远的记忆……
北京老行当的行业特色和失落原因
北京的民俗老行当有其独特的行业特色，更有其潜在的文化内涵。它们的经营方式、从业规范、敬业精神，以及店铺的建筑格调、门脸装饰的情调等各方面，都具有比现代行业更为鲜明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特色。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精通礼俗，熟知规矩。
民俗行业是依靠传统民风礼俗而立的行业，是吃“礼俗饭”、挣礼俗钱”的行业。从业者尤其是掌柜的、办事的、在外边跑业务的，必须是位十足的“礼节通”“风俗通”“北京通”——他们要上通国家典章制度，下晓民间风俗习惯等。
从业人员从学徒入行时起，就必须先熟悉各项礼仪民风。须懂得朝野上下对诸神的祭祀礼俗。比如中国人自古重视祭祀，国之大者，在祀与戎，与祭祀相关的丧葬行业是典型的重要老行当。从事此行业者，必须熟知各类祭祀礼俗。丧葬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仪式规矩、忌讳细节，都必须了如指掌。再如春节前后的祭神活动，腊月二十三祭灶用的供品，除夕夜接神用的“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百份”,初二祭财神用的“增福禄财宝神”……都必须如数家珍。什么神像放在什么位置，什么供果摆成什么形状，都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必遭到“信众”的指责。看起来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实质上则承载着人们的吉祥期盼、未来福祉，可不能马虎大意。
又如老北京纸铺年底必须准备的“红绿挂钱”,包括寺庙用的黄挂钱、满人用的白挂钱、粉挂钱等，都很有讲究。其中红、绿、黄三色挂钱都可以当作样品挂于门前，唯独白粉两色必须放于柜内，是不能随便张贴的。如果贴出来，就要遭到族人的指责，因为那是代表祖宗灵位之物。
又如冥衣铺，更得懂礼俗，不然就会当场出丑。有一个冥衣铺的小徒弟给丧家送去一纸糊的“引魂幡”,本来是手提着送去的。进了丧家门，小徒弟认为应该礼貌些，于是扛在了肩膀上，状如出殡时孝子打幡的样子。没想到丧家主人见了反而勃然大怒，并且反映到了冥衣铺掌柜那里。老掌柜赶紧赶过来，二话没说就给了小徒弟两耳刮子，怒斥道：“你也配当人家的孝子，真笑话!你到柜上来都学什么了?”老掌柜让小徒弟给丧家道歉，深鞠三躬，说：“小孩子不懂礼数，您别见怪，今后我来教育他。”这事才算暂时了结。老掌柜深有体会地说：“干我们这行是吃礼俗饭的，冒犯了人家的禁忌，那还能挣钱吗?”
他这种说法通用于整个传统民俗行业，必须懂得不同民族、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信仰群体各自的礼俗规矩，否则是无法开展业务的。
其二，重视诚信，有约必践。
传统民俗行当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就是“信义为本”,在接业务时，如果条件不够可以不接，但只要是应下了活计，就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予以兑现。否则，任何托词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可以说没有现代服务行业所谓的“不可抗力”。
比如红事行业，娶媳妇的人家在迎娶之日，喜棚搭好了，喜堂布置了，亲友邀请了，但订好的轿子、仪仗却临时不能到位，从各类史料、朝野轶闻记载上看，几乎找不到这种先例。只要订好日子，不论刮风下雨，就是“下刀子”,红事行也得履约。客户可以改日改时，不许服务方有任何违约，除非是突发严重的天灾人祸。
所有售出的货物，必须根据用户已经讲好验好的花色、品种、成色、件数提供，不得有任何折扣。当年各行各业都有用户当日现场验收的制度，凡不合用户要求的，必须调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其三，和睦同行，重视交际。
行商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论社会怎样变迁，人际关系、社会口碑永远是老行当的生命线。
一是同行之间要建立起协作共赢关系。常言道“同行是冤家”,可老行当确实要追求共赢的。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商家规模能力有限，单靠自己很难应对大量市场需求，这就需要把自己力不能胜的业务分享给同行，有钱大家赚。日后若是同行遇到类似情况，也会把赚钱机会分享给自己，最终实现共赢。
二是要搞好与相关行业的关系。大多数商家规模能力有限，要圆满完成一项环节较多、要求较高的业务，就需要借助相关行业的力量。例如冥衣铺，要生产出优质的纸人纸钱纸马，就需要造纸、裁剪、染色等大量相关行业的支持。那时候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买一台机器就能模式化地完成这些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人力完成，因此，冥衣铺就必须与造纸、裁剪、染色等相关行业商家密切合作。
三是各个不同的民俗行业之间也要保持协作和谐，形成一个“互联网”。既有竞争，又要相互提携。保不齐哪天就会用着别人，因此必须多给自己积累一些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江湖上树立良好的口碑形象。竞争是在互相和谐共处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在互相“拆台”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江湖规矩，也是为人处世应有的道义，“利”是目的，但“义”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例如“红事”其实是以喜轿铺为主线的多行业协作：合婚馆——喜轿铺——民乐队——家具行——衣料铺——京彩局——大饭庄……..
又如“白事”其实是以杠房为主线的多行业协作：杠房——寿材铺——冥衣铺——阴阳先生——民乐队——大饭庄……
这些民俗行业有了“生意”都可以相互介绍，而且从业者向来是任人为友，四海皆亲。凡来接洽业务的人不论熟人生人，一律称兄道弟，以礼相待，让对方感到亲切、诚恳，愿意与之打交道。
此外，与官府、军警及地方各类势力也都必须搞好关系，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无需多言。
关于北京老行当的衰落和消失，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商业管理方式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城墙被推倒，街区被改造，很多老行当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都被视为要破除的“旧东西”。于是，这些行当及其从业人员便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
过去大多数行当的传承主要靠师徒继承、手艺传代。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对各个传统行当进行调查、规范、管理，使这些行当变成了规则的“行业”,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师徒传承变成了政府组织人员队伍集中学习手艺、大规模生产。这样一来，很多“老行当”自然不复存在。
护国寺小吃
或者说，它们转变成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各归各“口”。传统小吃归了食品厂，传统玩物归了玩具厂，传统工艺归了工艺品厂，所有行业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管理，不再需要传统的行规。
客观地讲，这种现象是有利有弊的。“利”在于用政府力量保证了许多传统行当的传承发展。“弊”在于传统行当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文化底蕴、生活气息、民俗色彩却逐渐消失了。它们完全蜕变为因现实生活需要而存在的实用性机构，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丰富内涵不复存在。
守望与传承：关于保护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思考
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上，门楼那宽大的如翼飞檐似乎凌空欲飞，秀插云霄。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抖，垛墙就开始晃动……
这些奇妙的城墙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的无言历史记录者们，它们的风姿还能保持多久呢。
这些文字出自几十年前来华的瑞典作家奥斯伍尔德。令人遗憾的是，文中的担忧和疑问如今变成了现实，这幅美丽图画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北京故宫护城河、角楼
新中国建立初期，“梁陈方案”或许可以避免已残破的北京老城彻底消亡。但历史的进程是由很多因素共同造就的，时过境迁的假设对于现世既无意义，也不一定正确。
可以试问，即便当年建设新京城，北京旧城就保留得住吗?修缮旧城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大量的城内平房、危房的修缮和改造是很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在到处都是商场的今天，若是恢复走街串巷的叫卖、练摊儿也显然不太实际。
总而言之，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追求也变了。人们不可能回归旧式的生活方式，再刻意保护，城市也不会总保持不变。
民国时代的北京德胜门城墙
北京作为一座古都，确实应该保护它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但北京毕竟不是一座博物馆，生活在其中的不是僵硬的文物，而是活生生的百姓。因此在保护北京城的同时，也必定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使北京城变得更加适合现代居民生活的需要。在车水马龙的现代北京，保留城墙，让人们只能从少数城门出入，或是保留街边艺人的传统经营方式，都会给城市管理、建设和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需要吸取的教训是，拆除旧址时不能毫无道理地乱拆，而是应该建立在对旧城充分研究甄别的基础上，在保护传统城市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独特魅力的要素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
总而言之，应该尽量多地保留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东西，并让它们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的城市建设调合起来。
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古都北京、北京的传统文化，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是每一个热爱北京的人所关切的。苏联建筑史学家窝罗宁教授曾这样说道：
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考虑到他所设计的地区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人们在便利、经济和美感方面的需要，他们在习俗与文化方面的需要，是重建计划中所必须遵守的第一条。
新建的北京永定门
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况，我们还可以看看国外的具体做法。
第一点，欧洲各国历来就有重视历史文化保护的传统。政府每年不惜重金对历史遗迹进行维护，因此，大多数古建筑至今依旧保存完好，古韵尚存。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文艺复兴时期，它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以美术工艺品和纺织品驰名。
佛罗伦萨的米开朗基罗广场、大卫雕像、维琪奥桥、百花大教堂以及乌菲兹美术馆等古建筑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散发历史的光芒。一个重视文化的政府是历史保护的坚强后盾，据统计，意大利政府每年拿出数千万欧元对古建筑加以维护和重修，使其继续散发活力。除此之外，意大利政府还参考荷兰、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保护做法，定期对历史遗迹进行认真考察并实行维修计划。对于一些易遭污损的建筑则采取游客分流措施，来减少人为对古建筑的破坏。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欧洲游客有较高的文物保
护意识，懂得爱护和珍惜文化遗产。在学校，学生们很早就被灌输爱护文物的观念，多年的教育使其逐渐养成对文物和遗迹的珍惜，这也是佛罗伦萨以及众多欧洲历史文化遗迹保存完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此外，不光意大利，其他欧洲国家面积都相对较小，历史遗迹数量相对有限并且分布较集中，这也使得欧洲人对本国历史遗迹的保护可操作性相对更强。
中国幅员辽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对于保护这些遗产，政府和民众有太多的事要做：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并建立监管制度，对各级主管机构文物保护的成效进行科学规范的评估和奖惩。百姓要树立起爱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明白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复制的珍贵史料。这样，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才能代代传承。
由于城市景观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行当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北京之所以成为一座文化名城、千年古都，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衣食住行、日常起居、五行八作、民风习俗等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的积淀物。它们以其独特的面貌和魅力，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构成一种影响力，成为中华形象的重要载体。
车水马龙的北京城
北京老行当及其背后民俗文化的兴衰、覆灭，是社会形态多彩又多变的一面镜子，是一部京城传统文化兴衰聚散的演变史，是一部有骨有肉的社会史，是一部真实历史中真实的人民生活史。我们不该将其忽视，这才是我们的生活，才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写照。
北京故宫的高墙深巷
古老的北京城，是一个久远的梦，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片模糊甚至空白。对于老北京的过往，也许有人会说：我知道，我听过，我看过。但是对于古城的韵味，可能现在很少有人能准确形容，也就更不会认真思考它和我们的关系。
如今的北京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们行色匆匆，低矮的街巷院落没了立锥之地，悠哉的京味生活也不见了踪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慢慢尘封在了历史中。我们不要仅仅把文化当作一种标本，在博物馆里、史料里或者影视里记载。文化传承的意义在于，保持它的活力，让每个人可以感知了解自己的过去、家族的过往、民族的足迹，从而增加一份厚重的生命体验和自豪的精神信念。这应该比仅仅迷恋于“申遗”之类的事情更有意义、有价值。
文章作者：历史学博士 赫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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