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北京总参谋部，来自广州军区的一纸调令摆在案头。调令上的名字，是阎仲川。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调动：他此前担任广州军区参谋长，转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职务跨度明显，年龄又在四十多岁，在当时军队干部队伍中颇为醒目。
这项任用之所以引人注意，并不只是因为“升得快”。更关键的是，阎仲川并非以显赫战功或长期统兵经历著称。他的强项，集中在作战筹划、军事文书和情况判断上。说得直白些，他更像一名沉在地图和文件里的参谋，而不是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的带兵将领。
有一个细节必须厘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制度在1965年被取消，因此1969年不能再用“大校军衔”来解释阎仲川的职务变化。后来一些文章把他称为“大校副总长”，更像是把此前的军衔经历与后来职务混在了一起。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他在职务序列上的跨越，以及特殊年代对干部任用方式产生的影响。
阎仲川早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从事过情报和参谋工作，解放战争中长期处于作战指挥机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这样的大战，前线冲锋固然重要，地图标绘、兵力计算、道路勘察和命令传递同样决定着部队能否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参谋工作有个特点：成绩往往不显眼，责任却一点不轻。一份方案如果少算了一条道路，或者没有考虑渡河、补给和伤员转运，到了战场上就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损失。阎仲川熟悉的，正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环节。
1968年至1969年，军队和地方干部安排都处在较大调整之中，原有的资历排序受到冲击。一些在专业岗位上表现突出、又得到上级认可的干部，获得了超出常规的任用机会。阎仲川从广州进入总参，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突然受到重用，更应放在当时干部结构变化和军队工作需要中观察。
广州军区原有领导对他的评价，核心并不在于是否善于交际，而在于能不能把复杂问题拆开，把作战任务变成可执行的步骤。这样的干部，平时未必显得活跃，到了紧急关头却往往能够迅速拿出方案。总参谋部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能够把全局问题落到兵力、道路、时间和物资上的人。
进京之后，阎仲川面对的工作范围明显扩大。过去服务一个战略方向，今后则要从全国军队建设和战略部署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同地区的地形、交通、部队编制和后勤条件，不能只凭经验判断，必须反复核对资料。对一名参谋型干部来说，这种转变既是提升，也是压力。
关于他“不擅长人情世故”的说法，史料中较难找到足够材料证明他曾系统性地拒绝各种应酬。可以确认的是，参谋岗位形成的工作习惯，确实容易让人把时间放在案头，而不是饭桌上。有人重视寒暄，他更看重文件是否准确；有人习惯通过聚会熟悉关系，他则倾向于用工作结果说明问题。
这种性格在军队机关里并不罕见。它有长处，也有局限。长处是少受场面影响，能够把精力集中到任务上；局限是表达方式较硬，容易给人留下“不合群”的印象。阎仲川的经历说明，专业能力可以把人推上重要岗位，却不一定能够替代复杂环境中的沟通与判断。
1969年以后，阎仲川在总参谋部任职。此时的军事工作并不轻松，周边安全形势、部队战备和指挥体系调整，都要求机关保持高度敏感。副总参谋长不是单纯的技术岗位，既要参与战略研究，也要协调不同部门，还要把上级意图转化为具体命令。对于一名长期从事参谋工作的干部而言，这既是熟悉领域，也超出了原有经验。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军队领导机构经历重大变化，许多干部受到审查和牵连。阎仲川也因此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那段时间，他没有继续处在军队决策中枢，个人政治经历受到影响。1978年以后，随着有关历史问题陆续得到处理，他的待遇和组织结论得到恢复或调整。
遗憾的是，恢复并不等于回到原来的位置。特殊年代留下的影响，往往不是一纸决定就能完全消除。对阎仲川来说，他曾经进入总参谋部核心岗位，后来又长期离开正式领导岗位，这种反差比一次职务升降更能说明当时军队干部命运的复杂性。
1987年，阎仲川病逝，终年六十五岁。关于他的公开记载并不算多，留下的主要印象也不是善于交际或长袖善舞，而是重视军事业务、擅长作战筹划。所谓“跨级别调任”，背后既有个人能力，也有时代变化；所谓“不擅长人情世故”，则需要放在可靠史料范围内理解，不能被几则未经核实的饭局故事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