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9日,五角大楼宣布,30所美国大学完成了涉外科研合作审查,累计采取80多项与终止合作有关的措施。

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对外投资限制拟议规则,把生物技术纳入新的管制范围。10月23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又发布视频,声称30所大学出现了80个改头换面的宣传机构,五角大楼已经将其系统性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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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标题所说的美国丧失自信,并不是说美国已经没有科技实力,而是说它面对中国竞争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限制外部连接来降低风险。问题在于,这套办法究竟能保护多少真正重要的技术,又会让美国自己失去多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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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限制越过一条条边界

先看资本市场。2026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综合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相关实施规则的拟议方案。

按照财政部的说明,这套规则将扩大现有对外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的范围,把生物技术加入管制领域,并进一步明确哪些交易需要申报、哪些交易可能被禁止。

此前,美国对外投资限制已经涉及半导体与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领域。随着新规则提出,高性能计算、超级计算、高超音速系统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也被纳入新的审查框架。

这里需要看清楚,10月22日公布的仍然是拟议规则,具体要求还要经过意见征集和最终规则制定,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投资已经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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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止美国资金帮助其认定的竞争对手发展可能危及美国安全的技术。这种理由听起来并不难理解,任何国家都会关注资金流向与关键技术之间的关系。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安全审查的边界划在哪里,又由什么标准来划定。

财政部的规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信号,它会进入企业的实际决策。投资者需要判断交易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企业需要评估申报义务、违规风险和交易成本。即便某笔交易最终没有被禁止,只要规则边界不够清晰,企业就可能为了规避风险而提前放弃机会。

美国生物技术产业本身也对这种变化存在顾虑。2026年10月22日,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在回应拟议规则时表示,生物技术具有战略意义,但过于宽泛的限制可能给创新者和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削弱美国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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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美国希望通过控制资本流向来降低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但资本并不是只听政治口号行事。

企业要考虑市场规模、投资回报、合作伙伴和长期发展。如果一项政策让交易变得更复杂、让风险变得更难预测,那么受影响的就不仅是中国企业,美国投资者也可能失去原本能够参与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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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项终止措施

具体案例更能说明问题。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在审查与复旦大学之间的有限合作时,涉及的是酒店与旅游管理研究生项目和学生交换。学校在给政府的回复中表示,相关项目没有使敏感、受出口管制或由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面临暴露风险,但仍决定出于谨慎结束合作。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就能发现制度压力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政府扩大审查,学校担心经费和合规责任,管理层倾向于降低风险,于是终止合作成为更容易向监管部门交代的选择。

原本需要逐项判断的学术项目,可能因为一个合作对象被列入风险名单,就面临重新评估甚至提前关闭。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科研安全审查都没有必要。涉及敏感技术、军事用途或受出口管制的研究,确实需要明确的安全规则。

但审查应当回答具体项目有什么风险,而不是仅凭合作对象的身份,就把所有学术联系都当成同一种风险。

更值得琢磨的是,五角大楼所说的80多个终止相关措施,与赫格塞斯所说的80个宣传机构,属于不同的表述口径。终止合作的措施数量,不能直接当作已经证实的窃密案件数量。

对一个国家来说,展示审查成果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拿出足够具体的依据,让公众判断这些限制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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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越来越需要先考虑政治和经费风险,再考虑合作的学术价值时,美国科研体系的开放性就会受到影响。

学者寻找研究伙伴,本来应该重视专业能力、研究方向和成果价值。如果每次合作都必须先担心政治审查,研究人员自然会更加谨慎,甚至主动放弃有价值的跨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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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3日,赫格塞斯把所谓改头换面的宣传机构作为安全问题公开讨论,实际上让争议进一步延伸到了孔子学院之外的校园项目。

在我看来,这正是整个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孔子学院是否存在不当影响,需要根据具体协议、资金来源、教学管理和实际行为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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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用越来越宽的安全框架处理竞争

把投资限制、高校合作审查和孔子学院问题放在一起,能够看到一个共同变化:美国对华竞争正在从某些敏感技术和特定机构,向更多资金、研究和交流渠道延伸。

这并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安全风险需要处理,而是说风险管理需要边界。芯片制造设备、军事用途技术、受出口管制的研究,和普通的语言教学、学生交换、非敏感学术合作,并不是同一类事情。

若不区分具体对象,而是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就容易把原本可以精准管理的问题,变成广泛的政治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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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希望保持技术领先,因此要防止关键技术外流。但美国高校的创新能力,也离不开全球研究人员、国际合作和人才交流。

美国希望降低对华战略风险,但美国企业同时需要面对中国市场、供应链和技术合作的现实价值。限制可以在某些领域减少风险,却也可能让本国企业和研究人员失去机会。

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而在于它是否仍有足够的信心,通过清晰的规则把风险项目与正常交流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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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回看2026年10月19日至23日,美国对高校合作、对华投资和孔子学院关联项目连续采取行动,三条线指向同一个趋势: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成为处理中美科技、教育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工具。

限制可能阻断部分风险,但也会抬高正常合作的成本。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防范技术泄露,还包括如何避免把竞争压力转化为自我设限。

接下来,财政部拟议规则的最终范围、大学后续合作的去留,以及政府能否公开具体风险证据,将决定这套政策究竟走向精准管理,还是进一步扩大切割。一个国家越是依赖隔绝交流来维持安全感,就越值得追问:它对自身竞争力的信心,到底还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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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关于拟议的《全面实施境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INS)规则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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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拟议规则以实施《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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