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晚上七点半，湾仔骆克道的街边，一个六十五岁的男人正朝着的士站走，他刚从朋友家吃完饭出来，身上没拎什么东西，步子也不快。
就在这段人行道上，他毫无征兆地倒了下去，路人看见后报了警，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律敦治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抢救做到晚上九点左右，医生证实他走了，警方后来把这个案子列作抵达时死亡。
现场没有翻找和挣扎的痕迹，警方说暂时没有可疑的地方，真正的死因要等验尸报告出来。
这两天满屏都是他的战绩和笑话，有人翻出他喊过的点位，也有人把反向操作的老梗重新讲了一遍。
我反倒想弄清一件事，那张纸为什么偏偏用了学生这个说法，一个人被笑了三十年又为什么没走开。
想弄明白这事，得从他倒下前一天还在开工讲起，那天离他倒在街上还不到两天。
香港讲股票的人成百上千，能被几代散户张口就叫出外号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
他的外号一层一层往上叠，最早叫明灯，后来叫灯神，叫到最后就是沈大师，后两个是拿来打趣的。
明灯这个词在股市里是反话，意思是你往哪边指，行情就往相反的方向走，说得客气，笑得明白。
网上还有人凑在一起研究怎么跟他反着买，管这叫捡钱，段子传得越久越像真的。
换成旁人，被这样当笑话讲了十几年，多半早就收声了，他没有。
电视只有几个台的年代，他在财经节目里做嘉宾主持，声音混在晚饭的碗筷声里。
后来电台起来了，网台又起来了，观众从客厅挪到手机，他的位置一直没掉。
从电视到电台再到网台，他在镜头和麦克风前坐了三十多年，地方换来换去，人没换。
贴标签这活儿最快，一个绰号传开只要几天，摘下来要几十年，多数人是摘不掉的那一类。
他跟熟人讲过，外面骂成什么样都不算数，从2003年就掏钱跟着他做的那些人，才算是他的成绩单。
2024年1月，他把一家本地证券行行政总裁的位子交了出去，只留半退休的身份继续在镜头前讲。
半退休听着轻松，可他的排期表比很多全职的人还满，节目一档接着一档没断过。
他是持牌的人，做过持牌负责人员，喊点位是要担责任的，和网上开个号就敢喊的不是一回事。
十月二十三号，他倒下的前一天，人还坐在网台的直播镜头里，桌角搁着一罐可乐。
那天他聊起自己的身子，说这阵子为了控糖不敢乱吃，指标从八点五落到了六点六。
测下来的数字好看，他才敢隔几天开一罐，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笑的。
同一天的另一档节目里，对着港股前一夜跌掉七百点的盘面，他在给散户拆底部。
大嗓门，一句接一句，问的是最坏的日子是不是过去了，讲的是极度悲观里怎么分批买。
我翻来覆去听这两段，最扎人的不是他讲了什么，是他讲的时候那股精神头。
一个刚把指标调回正常的人，隔天晚上倒在街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谁都得愣一下。
消息传开的时候，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信，因为前一天他还在屏幕上。
认识他的人说，他心脏和血糖都是老毛病，平时要定期去诊。
能管住嘴，能按时吃药，能在镜头前把话说得中气十足，管不住的是心脏哪天罢工。
这话搁在谁身上都成立，搁在他身上格外刺人，因为他讲了大半辈子风险。
他教人分批吸纳，教人在最悲观的时候别砍在地板上，轮到自己的时候，什么道理都用不上。
这不是他的错，市场从来不认资历，身体也不认，两样东西都不看你是不是大师。
他倒下的那个晚上是周六，一个星期的市刚收完，讲了一周盘的人，肩膀松下来了。
那年他风风火火进了股票行做管培生，两个月后，就撞上那场把全世界砸懵的股灾。
他在旁边看着客户的账户一夜归零，看着做了几十年的老经纪破产，也有人赔上了全部身家。
二十几岁的人扛不住这个，他辞了工，跑去快餐店做市场推广，这一走就是五年。
我一直觉得这五年比他后来所有的判断都重要，人被吓退过一次，才知道风险是什么味道。
九二年他才回到证券经纪这一行，回来的时候胆子大得吓人。
九七年行情最疯的时候，他拿十万块本金借了十倍杠杆，做过百万级别的隔夜单。
一个月进账几十万佣金，那几年他赚得痛快，讲起这段也痛快。
他后来被骂得最狠的，是那套拿八字和五行看市的路子，什么年份利水就买什么板块。
有一年他说新一年水旺，看好做贸易的做零售的做航运的，连内需都被他算了进去。
这套东西在学院派眼里近乎胡闹，可放在散户占多数的地方，偏偏有人就吃这一口。
他还上台讲过财经栋笃笑，把股票编成段子，台下笑成一片，那种场合他最有人缘。
他最有名的两句话，方向正好相反，一句是喊人一股不留，另一句是港股能上四万点，中间隔了好些年。
这两句话都是硬话，也都是招骂的话，可他一句都没改口。
一个被当成反向指标的人，为什么还愿意天天出来讲，我想答案就在他自己那句土话里。
外面怎么说是外面的事，他要交代的只有台底下那批人，那帮人跟了他二十多年。
那些难听的话他听得见，只是没往心里放，台下坐着的人不骂，他们只想知道明天怎么办。
把别人的判断反过来用，听着像聪明，其实是把自己的钱交给一个没见过的脾气。
他错一次你赢一次，可他要是哪天对了，反着做的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他没能等到四万点，也没等到下一个交易日的开盘，这两件事现在都不重要了。
他的判断对错要交给时间去算，可一个人肯在同一把椅子上坐三十年，这件事本身已经算完了。
要紧的是还有人记着他讲的规矩，跌到没人敢买的时候，要敢一点一点买。
家里人说丧礼和追思怎么安排，等细节定下来再对外公布，这话说得克制。
十月二十四号傍晚那条骆克道人来人往，的士站照样有人排队，只是少了一个嗓门很大的人。
他把三十年讲成一件事，别人笑他，他也照讲，这份耐心放在今天算是稀罕东西。
屏幕会灭，录像会旧，他带出来的那批人还在场上活着，这比任何悼词都硬。
那张纸上的身份，我现在才算看明白，家属不写大师，是替他挑了个更准的称呼。
他从来没打算当神，他只是个把课讲完的人，灯亮不亮，从来由台底下的人自己说。
灯灭了，讲台上那个位置空下来了，可课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