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蒂亚戈·诺加拉】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上演了一场胶着的巅峰对决，最终以卢拉所领导的劳工党实现历史性逆转而告终，卢拉也由此第四次问鼎国家最高权力宝座。
自第一轮投票起，选战便围绕阻击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而陷入剧烈的两极分化，而后者的背后则是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公开背书，外界对选战前夕及整个选举进程中剑拔弩张的政治紧张局势有目共睹。
而在第二轮投票期间，交通运输领域的部分资产阶级势力更是明目张胆地制造障碍，蓄意阻挠贫困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一伎俩精准针对的是卢拉大幅领先于博索纳罗的选民群体，尤其是巴西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大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地带的选民。
2026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统计结果英国卫报
卢拉胜选后，极端右翼势力的头面人物变本加厉地发表声明，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公然质疑选举结果。要读懂左翼领导的广泛阵线与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巴西极右翼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逻辑，我们就必须深入剖析巴西阶级斗争的演变脉络，及其在决定此次大选走向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巴西阶级斗争的历史脉络
要探讨巴西极右翼的崛起，首先必须牢记：这是一个社会极端不平等、财富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系在这里拥有近乎不可动摇的政治统治再生产条件。
巴西的主流媒体被少数几家私人财团垄断，公共媒体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社交媒体则完全建立在外国大型科技巨头掌控的平台之上。武装部队领导层中盘踞着显赫的反动分子，他们公然推崇1964年军事政变及其后长达21年独裁统治的政治遗产。近年来，警方高层也频繁公开声援极右翼的政治主张。立法机构中资产阶级政党始终占据绝对多数，而司法体系中绝大多数法官和官员在国内各类重大争议中，也一贯做出偏袒资产阶级利益的裁决。
这种霸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巴西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塑造了这一统治堡垒的坚固程度，也界定了其力量的边界。
1922年，当九名革命活动家在尼泰罗伊（Niterói）集会创立最初的巴西共产党（PCB）时，国内的社会问题还往往被当局粗暴地当作“治安问题”来处理。建立在农业出口寡头和帝国主义利益之上的“旧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对任何推进劳工保护或争取工人政治权利的尝试几乎都嗤之以鼻。巴共成立后不久便遭当局取缔。从1922年到1964年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于1985年终结为止，该党最长的合法存在期仅是1945年至1947年那段短暂的间隙。
然而，这并未阻止工人阶级和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的各界力量通过抗争在社会立法层面取得进展，并推动了令人瞩目的经济与工业增长，使巴西建成了南半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基础。但无可否认的是，旨在实现更深层次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尝试却屡遭挫败。
军人独裁政权对左翼领袖和活动人士的酷刑与杀戮，标志着该国反革命浪潮的顶点。这一挫败在冷战期间的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反复上演（除古巴以及尼加拉瓜、智利和格林纳达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等少数例外），从而奠定了极为不利的力量对比格局，并深刻塑造了20世纪80至90年代拉美民主化进程中左翼力量的重组轨迹。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结束多年地下状态并重新整编的巴西左翼催生了劳工党（PT）的崛起。该党汇聚了争取民主化的群众斗争、以卢拉为首的“新工团主义”（New Unionism）罢工浪潮，以及巴西幸存马克思主义组织中不同派别与活动家的政治和思想传统。在标志着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巴西全面巩固的1989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总统大选中接连折戟后，卢拉直到2002年才作为广泛联盟（其中吸纳了部分巴西资产阶级力量）的领袖最终胜选。彼时，他已采纳了一套温和的施政纲领，保留了前几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部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框架。
劳工党执政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
卢拉、劳工党及巴西左翼之所以选择温和纲领，并非背叛了自身理想，也没有改变彻底改造巴西的初心。这一选择反映出当时国内外力量对比所强加的高度防御性的现实必然。
当时在拉美地区，除古巴外，唯有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建立起了稳固且处于上升期的左翼政府。在国内层面，劳工党此前因不愿与部分资产阶级达成更广泛的妥协，限制了自身的选举实力，进而制约了其在历次大选中问鼎行政权力的政治能力。
因此，劳工党最终选择的执政路径是：通过社会福利计划着力推进收入再分配；通过发展主义政策和大力恢复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奉行以独立自主、南南合作、世界多极化和深化拉美一体化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将其作为提升巴西国际地位的关键支点。
1984年，卢拉在一次工会集会上向福特工人发表演讲
在卢拉（2003—2010年）和迪尔玛·罗塞夫（2011—2016年）的劳工党政府任内，巴西成功脱离了联合国“全球饥饿地图”，成为实施收入转移支付和减贫项目的全球典范。巴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十，偿清了外债，并修复了在20世纪90年代支离破碎的国家投资能力。
劳工党政府还叫停了战略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布局，使巴西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在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新开发银行（NDB）以及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然而，上述一切成就都是在温和改良主义纲领的框架内实现的——这一框架使劳工党得以在不触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各派系暴利的前提下，维系与保守派、中间派政党及资本集团的执政联盟。劳工党政府避免过多触及劳资直接对抗的尖锐议题，且不同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的“玻利瓦尔主义”政府，它并未将群众动员与政治意识唤醒作为政府施政的支柱与核心驱动力。
这种模式固然为劳工党在总统大选中维持长期的选举优势奠定了基础，但也使其受制于广泛温和联盟的先天局限，且无力发动深层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交锋——这最终让它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迪尔玛·罗塞夫试图深化并加速社会变革时，她的执政联盟迅速土崩瓦解。在美国明确支持利用“法律战”（lawfare）发动“软政变”的背景下，罗塞夫政府最终遭弹劾下台。在身着黄绿相间巴西国家足球队球衣、走上街头要求罢免罗塞夫的右翼示威人群中，不仅有构成了反劳工党阵营核心的富裕阶层成员，其中还包含了一部分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工人阶级群体——他们曾受惠于经济增长与劳工党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但如今已不再满足于自身处境的局限。
正如开篇所言，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而非单纯取决于劳工党的主观政治意愿。由于劳工党构建的选举主导模式将民众的政治教育以及同权贵阶层的直接交锋置于次要地位，许多实现阶层跃升的民众转而将生活境遇的改善完全归功于个人奋斗。在资产阶级媒体偏见信息的轮番轰炸下，充满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此外，当基本的温饱需求得到满足后，民众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其他深层结构性问题的不满便愈发凸显。
在劳工党政府“可能主义”（possibilist，即妥协务实）改良路线的局限下，诸多民生痛点迟迟未能解决：昂贵且低效的公共交通；广袤城市边缘地带脆弱简陋的基础设施；往往与贩毒集团或非法民兵组织地盘割据相伴生的暴力犯罪浪潮；以及高度拥挤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培养出了日益庞大的技术劳动力大军，市场却越来越无法为他们提供体面的工作岗位与薪酬回报。
更令人瞩目的是，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教会及其“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信仰强调个人信仰、个体转变以及对物质福祉的追求。这些教会尤其在巴西社会经济阶层的 C 类和 D类（低收入群体）中不断扩展，不仅为这些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社区支持网络和社交归属感，也推动了巴西社会这些群体政治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包括日益强调个人责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强调社会保守价值观。
因此，在探讨劳工党政府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广度与局限时，必须审视一个关键现象：为何如此多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在这一时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劳工阶层），会在政治和选举中反过来倒向劳工党及其盟友的对立面？然而，许多执着于这一问题的人似乎忽略了一点：最决定性的因素或许在于统治阶级拥有建构并不断复制其世界观的庞大能量。在这个社会中，劳工党和左翼仅仅占据了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强制机器以及大众传媒，几乎完全听命于各层资产阶级的诉求，甚至在劳工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内阁部长席位。
极右翼的崛起与卢拉领导下“广泛阵线”的组建
正是各派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合流，不仅在2016年策动了针对罗塞夫的政变，还结成统一战线助长了“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的司法滥权，直接导致卢拉被剥夺参选资格并遭监禁，并最终在2018年将极右翼政客雅伊尔·博索纳罗送上总统宝座——甚至不惜为此抛弃当时以圣保罗州前州长热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为代表的传统建制派右翼选项。
随着博索纳罗家族掌权，巴西右翼呈现出一种全新面貌：它将军人独裁时期最极端派别咄咄逼人的反共叫嚣，与该国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卖国买办倾向融为一体。而这一切又通过与巴西传统右翼老牌政客和地方政治寡头的广泛结盟得以运作，后者为博索纳罗提供了稳固的议会多数席位，使其得以高枕无忧地执政。
2026年第二轮选举前夕的一次集会上，卢拉在圣保罗的保利斯塔大道上高举巴西国旗和宪法
博索纳罗的拥趸们并不满足于此，在他那场灾难性的总统任期内——其间巴西不仅与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更因抗疫表现极其恶劣而沦为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煽动大规模游行，公然威胁民主制度并鼓吹发动军事政变。他们的算盘是通过政变彻底堵死左翼未来政治翻身的任何通道，不仅要一举消灭劳工党和各进步政党，还要压垮资产阶级内部的温和派系，从而建立一个完全服务于帝国主义和食利阶层利益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并借口社会与劳工保障“推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将仅存的劳工权益保障彻底摧毁。
正是这种极端危局，使卢拉和劳工党得以通过组建“广泛阵线”的策略实现政治复出——这一阵线吸纳了对博索纳罗独裁威胁及其灾难性执政后果深感不满的大批中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力量。在2022年大选以及本届连任竞选中，卢拉的竞选搭档都是热拉尔多·阿尔克明，这绝非偶然；要知道在2018年之前，阿尔克明曾是反劳工党右翼反对派当之无愧的头号代表人物。
同样，许多将“博索纳罗主义”视为现行秩序与现状威胁的私营媒体和资产阶级领袖，也为了阻击极右翼而加入了这一广泛阵线。大批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中间阶层成员也纷纷汇入其中，他们此前深受博索纳罗政府反科学政策以及对科研界、高校和公职人员常态化攻击的侵害。
因此，新一届卢拉政府（2023—2026年）是在国内外极右翼全面反扑的严峻态势下展开施政的。卢拉就职仅数日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便在军方高级将领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未遂政变，甚至密谋刺杀卢拉总统和阿尔克明副总统，这同样绝非偶然。
那场未遂政变的破产，不仅导致老博索纳罗本人被剥夺被选举权并锒铛入狱，其政治派系的部分核心骨干（包括多名卸任政府部长）也一并获刑。这一事件更凸显出，对于初创的卢拉政府而言，维系一个广泛而多元的利益联盟以作为统一战线、坚决挫败对政变策划者的特赦图谋，具有何等至关重要的核心意义。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当选，西半球的政治天平向极右翼大幅倾斜，这种微妙的利益平衡变得愈发艰难。保守派势力在拉丁美洲多国接连赢得选举胜利——其间往往诉诸舞弊手段与“法律战”——而巴西的博索纳罗派系更是获得了来自华盛顿的明目张胆的支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尽管美国对巴西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仍悍然对巴西产品加征了全面关税。
面对困局，卢拉不仅成功稳住阵脚、维护了执政联盟的团结并保持了经济增长，还巧妙借助国内民众反抗美国关税霸凌的广泛动员浪潮，顺势推进了一项对工人阶级具有根本性意义且大获成功的改革：废除“做六休一”工作制，保障每周双休，并将每周法定工时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卢拉近期颁布临时法令全面取缔博彩公司在巴西境内的运营，直接向这些劣迹斑斑的企业亮剑——此类博彩公司通过纯粹的投机敛财活动，已将数以百万计的巴西家庭推入负债深渊。这些企业不仅无法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或长期经济回报，反而往往与向避税天堂转移资本、洗钱以及隐秘的犯罪活动紧密勾连。
2026年10月25日，巴西的选民在投票站进行投票
正是这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使卢拉及其执政联盟在本届大选中再次具备了抗衡极右翼的强大竞争力。事实上，在当前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气候下，风向完全有利于本土精英与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他们全力扶持极端主义候选人，企图推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纲领、奉行唯华盛顿战略利益马首是瞻的附庸外交，并将左翼政党和领袖彻底排挤出国家政治生活。而巴西选战的演进态势，不仅激发了劳苦大众及其工会、政党和社会运动为支持卢拉连任而展开大规模群众动员，也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围绕两名候选人再次出现了分化与裂痕。
选战交锋
与某些人的揣测相反，第一轮投票再次延续了近年来历次大选的历史格局。所有民调均显示，卢拉在低收入群体中拥有压倒性多数支持，并且在人均GDP较低的州（尤其是东北部和北部地区）以及广袤的城市边缘地带表现远胜对手，这也助力他在圣保罗和阿雷格里港等南部与东南部州府城市赢下关键胜利。
相反，博索纳罗则在富裕阶层以及大多数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占据明显优势。卢拉及左翼阵营与博索纳罗及极右翼阵营在废除“做六休一”工作制等核心议题上的鲜明立场对比，彻底暴露出双方候选人截然不同的阶级底色。右翼议员们直到最后一刻才被迫投下赞成票，因为在大选前夕公开反对这项民生法案，可能会让他们在投票箱前付出惨痛代价。
正如博索纳罗此前公开叫嚣的那样，一旦当选，他计划在就职首日便签署一系列政令，内容涵盖赦免包括其父雅伊尔·博索纳罗在内的政变阴谋分子，以及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进一步放松劳工保护法规。此外，他在环球电视台（TV Globo）总统辩论中的恶劣表现——当场用“九指”这一蔑称羞辱卢拉早年作为冶金工人在工伤事故中失去一根手指的经历——更是暴露出其骨子里的阶级偏见与精英傲慢。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两位候选人的政治纲领、选举版图分布，还是关于选民社会经济背景的民调数据，都无可辩驳地印证了这场选战鲜明的阶级属性。尽管右翼在各个社会阶层中依然拥有相当规模的支持（虽然在最低收入群体中比例显著偏低），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推翻上述结论。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哪怕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仅有最基础的了解，也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当工人政党和革命政党历经数十年的组织与抗争，成功唤醒群众意识并动员民众捍卫自身政治利益时，这一切绝非自发产生的。它是阶级斗争在一个国家历史进程中具体展开并不断积淀的产物。因此，那些企图淡化两位候选人之间根本差异的论调，或是试图将讨论重心从“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霸权”上移开、转而肤浅地纠结于“为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工人阶级会投票给右翼”的人，显然找错了方向。工人投票给右翼在资本主义社会本就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事实上，若非巴西左翼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与战斗能力，这种现象甚至会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常态。
鉴于第一轮投票中，博索纳罗与卢拉之间仅有约两个百分点的微弱差距，周日的决胜轮投票显得愈发意义重大。在两轮投票之间的短短数周内，全社会掀起了支持卢拉连任的浩大民众动员浪潮。动员始于第一轮投票结束仅数日后，学生运动和青年群体率先走上各主要州府的街头举行示威。很快，挺卢拉集会便演变为巴西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游行与群众动员，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涌上巴西各个地区（包括右翼传统优势票仓）的大道与广场。
与这一街头浪潮相伴随的，是卢拉竞选传播策略的彻底转型：联邦众议员安德烈·贾诺内斯（André Janones）牵头组建了“卢拉大军”（Lula Army），在WhatsApp群组体系中汇聚了近1100万名支持者，通过分发行动任务和共享关键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牢牢掌握了叙事主导权与舆论攻防主动权。这种强大的社会声势使大批民众倒向卢拉，并促使史无前例的名人浪潮——包括众多此前不问政治或传统上偏向保守派阵营的艺术家和足球运动员——纷纷公开表态支持卢拉连任，以阻击博索纳罗参选所带来的极端主义威胁。
浩大的群众动员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无论是街头巷尾与社交媒体的舆论风向，还是民调机构采集的样本数据，都指向了势均力敌的胶着态势，预示着卢拉极有可能上演一场史无前例的逆转胜局。
投票日当天的事态发展，更是将双方候选人之间的阶级鸿沟暴露得淋漓尽致。多家航空公司蓄意调整、延误或取消了多趟飞往东北部地区的航班，公交公司则削减了东北部城市及各大州府边缘地带的运营班次，企图以此压低投票率，重点狙击卢拉的选民基本盘。巴伊亚州地区选举法院为此下令逮捕了首府萨尔瓦多市的市政交通局长，认定其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蓄意制造城市运力短缺，需对此承担直接责任。此外，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紧急下令，将投票结束时间从巴西利亚时间下午5点延长至晚上7点。
2026年10月，巴西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支持卢拉参选
随着计票工作的推进，博索纳罗派系的议员和头面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将合理延长投票时间的举措作为借口，在社交媒体上公然煽动军事政变，呼吁武装部队出面干预。值得回顾的是，在2022年大选第二轮投票当天，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就曾在东北部地区反常地密集设卡拦查，蓄意阻碍选民前往投票站。而在2023年1月的未遂政变中，多名武装部队高级将领直接参与了政变的策划与实施，且有大量报告证实，当时陆、海、空三军最高指挥层内部就是否支持政变出现了严重分歧。只不过在当时，乔·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并未支持政变阴谋分子——而放在今天，华盛顿的态度恐怕截然不同。
卢拉赢下了战役，但战争远未结束
卢拉的胜利具有历史性意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辉煌战果。在第一轮与第二轮投票之间的日日夜夜，民众组织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示威游行，涌满了各大城市的街头。
此前，富豪统治精英与帝国主义结成的同盟在拉丁美洲多国接连赢下选举，他们不惜动用最卑劣的手段剥夺进步派领袖的参选资格，并粗暴干预选举组织工作——例如在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国都爆出了大量选举舞弊指控。在此之前，卢拉已经通过团结全国力量，成功挫败了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打压，并一举废除了“做六休一”工作制。因此，他的胜选以及这场浩大的民众动员本身，正是近年来在一系列政治抗争中不断积累和唤醒群众阶级意识的直接成果。
广泛的民主与人民阵线赢下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但整场战争远未结束。任何以为帝国主义和极端分子会心甘情愿接受巴西人民给予他们的惨重失败的想法，都是天真的错觉。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反动势力想要得逞绝非易事，因为成千上万的巴西工人和青年绝不会撤离街头。在卢拉的领导下，他们必将全力以赴，誓死捍卫巴西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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