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选拔人才；二是为了维护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固定的人才选拔制度，前期主要是世袭世䘵制，就是官职和爵位是可以继承的，看的是血脉，不是才能，也不是道德，普通人是很难当官的。
后期主要是军功爵位制，以秦国为例，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是靠打仗立功换来爵位与官职，但军功爵位制有两个致命缺点：
一是打仗的时候可以有这个制度，不打仗时怎么办？
二是打仗换来的爵位与官职，不一定能在和平时期治国，也就是陆贾说的“马上能打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
此外还有个养士制度，贵族可以养一大群的门客，战国四君子，每个养门客的数量都在数千人，当需要用人时，就从其中选几人出来，部分人是以这样的方式脱颖而出的，比如毛遂、李斯。
秦国统一天下后，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没有形成固定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汉承秦制，汉朝的大多数制度都是照搬秦朝的，但是人才选拔制度，因为秦朝没有固定，因此汉朝必须要创新地来考虑这个问题。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就面临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刘邦的方法是下诏书求贤，要求各地推荐人才。
《汉书 高帝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
通告天下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求贤）。御史大夫周昌把诏令下达给相国萧何，萧何再传给诸侯王；御史中丞下达给各郡守。有才能道德出众的人，郡守必须亲自劝勉、备好车马，送到相国府，登记履历品行年龄。如果有贤才却隐瞒不报，查实后免官。
刘邦时期就定下了选择人才的两个标准：一是才，二是德。
才是才能，德是道德。
刘邦为什么要把道德和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史书记载了刘邦与陆贾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陆贾动不动就喜欢在刘邦面前说《诗》、《书》，这是儒家 “五经” 中的核心经典。
众所周知，刘邦不喜欢儒生，曾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刘邦一看陆贾老喜欢说儒家经典，就骂陆贾道：你老子我是在马上征战夺得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陆贾就说出了那句名言：在马上可以夺得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
陆贾还举出了商汤、周武王的例子，认为文德和武力配合使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吴王夫差、晋国智伯穷兵黩武，最终灭亡；秦朝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不加改变，最终覆灭。
陆贾建议刘邦施行仁义，效法古代圣王来治国。
陆贾的治国思想来自于儒家，而儒家治国思想的源头是周朝的周公。周公创建礼乐制度，以仁德、贤明治国。
《尚书・康诰》：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你英明的先父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用刑；不敢欺侮孤苦无依之人，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让百姓明白。
刘邦求贤令诏书中的“明德”二字就来自于《尚书》，《尚书》就是记载上古圣贤治国思想的书，其中周公治国思想是最典型的例子，刘邦采纳了陆贾的建议，直接照搬周公的思想。
《尚书・立政》：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
要考察官吏处理政务、治理民众、执掌司法的实绩，这样才称得上君主。如果只凭相貌言谈选人，就算号称依德，也选不出真贤才。设立官吏，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只用良善贤士，让他们努力辅佐国家。
这讲的是官吏的道德应该排在首位。
不同的是，周公治国是从贵族中选择人才，而刘邦是既能从官吏中选择，也能从平民中选择，范围更大了。
正因为周公治国思想在前，刘邦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把道德和才能作为标准，道德排在才能的前面。
刘邦后面的汉文帝和汉武帝相继继承了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到汉武帝时期，孝廉正式成为察举制的科目，但在当时，孝和廉是分开的两个科目，直到东汉埋藏，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科目。
孝是孝顺，廉是廉洁。
孝与廉合在一起，就是衡量道德的标准，你说一个人的道德高，必须要有衡量的标准，否则如何考核道德？孝廉就是标准。
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如何？就看他是不是孝顺，够不够廉洁。
自刘邦之后，两汉所有皇帝的谥号中都有个孝字，皇帝带头提倡孝道，普天之下莫不如此。
为什么把孝放在第一？
《孝经》：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侍奉父母能够孝顺，那么这份孝心就可以转移为对君主的忠诚。
这是儒家思想的观点之一，一个人只有在家里孝顺父母，才能在朝堂之上对君主忠诚。
这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的手段，对君主忠诚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逻辑是儒家说的，道理是有的，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到了东汉，有些人为了当官，拼命地对外显露出孝顺和廉洁的表象，有没有才能都不重要，只要孝顺出了名，就能当官。
当然了，孝廉只是选官标准之一，不是唯一。
两汉察举制科目还有：茂才（秀才）、廉吏、贤良方正 / 贤良文学、明经、明法、有道、治剧、勇猛知兵法。
毕竟朝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但在所有科目之中，孝廉是最重要的科目之一，对君主忠诚，对工作廉洁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官吏的基本要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