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宗宝历二年，和州任所，刘禹锡面对一间逼仄旧屋，提笔写下《陋室铭》。这篇只有八十一字的短文，表面写屋子，实际写的却是一个被反复排挤的官员，如何守住自己的体面。
关于《陋室铭》的来历，后世流传着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相传刘禹锡被贬和州时，地方官见他失势，便在住所安排上故意刁难。屋子一次比一次狭小，位置也一再变差，似乎非要逼他低头不可。
第一次，住处临近江边，虽不宽敞，却能看见来往帆船。刘禹锡没有抱怨，反而写诗自我排遣。地方官得知后，觉得他并未受到打击，便把房屋换到城中偏僻处，面积也缩减许多。
有人劝他：“何必再忍，直接向上申诉便是。”
刘禹锡答道：“屋小不妨，心不可小。”
这段对话未见于可靠史料，更像后人根据文章精神敷衍出的故事。不过，和州居处简陋，以及《陋室铭》与这段经历有关，确实长期见于地方文献和文学传统。历史细节或有传说成分，作品本身却真实保存了刘禹锡的性情。
刘禹锡并不是一开始就与仕途失意相伴。772年，他出生于嘉兴一带的官宦家庭，青年时期便显露才华。793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进入监察体系，逐渐接近政治中心。那时的刘禹锡年少有为，对朝政并非没有抱负。
805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人推动改革，刘禹锡、柳宗元也参与其中。这场改革持续时间很短，却触动了宦官与旧有政治势力的利益。顺宗退位后，改革迅速失败，参与者受到严厉处置。
刘禹锡先后被贬为连州、夔州、和州等地的地方官，柳宗元也被远谪。后世所谓“八司马”，正是指这批因改革失败而被贬为司马的官员。对刘禹锡而言，真正难受的并非一次降职，而是政治生命被长期按住，才华和抱负都被迫转向地方。
贬谪并没有使他沉默。途经山川水驿，他写民歌风格的竹枝词；任职地方，他观察百姓生活；与旧友相逢，他又把多年积压的感慨写进诗中。826年，他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遇。白居易赠诗，其中有“二十三年折太多”一句，写尽了刘禹锡长期外放的处境。
有意思的是，刘禹锡并不喜欢把自己写成一个只会叹息的失意者。他的诗文常有硬朗气息，即便写秋天，也不一味悲凉；即便身处低处，也不肯承认精神已经败退。这种气质，后来集中落在《陋室铭》之中。
文章开头便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水是否有名，不只取决于外表，还在于其中是否有真正的精神。紧接着一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把文章的重心从房屋转到了人格。
屋子可以简陋，品格不能随之降低。环境可以由别人安排，心中的尺度却必须自己保留。刘禹锡写“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并非单纯描摹景色，而是在说，即使居处寒微，仍然能够发现秩序与生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常被认为带有士大夫的身份意识。放在唐代语境中，它也反映出刘禹锡对交游和精神趣味的看重。文章并没有刻意诉说被贬之苦，更没有点名斥责某个官员，而是用几组清峻的句子，把外界的轻慢挡在门外。
末尾三句尤其有力：“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不追逐声色，不让公文劳损身心，又以诸葛亮和扬雄自比。这里有自我勉励，也有不便明说的反击：真正决定一个人分量的，不是官位高低，更不是一间房子的大小。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和州官员如何三次调换住所，史料并不充分；把它说成某个“小人”一步步逼迫刘禹锡，也带有后世讲故事的加工。可以确定的是，刘禹锡长期遭受贬谪，《陋室铭》确实写于和州任上，文章所表现的自守、自信与不屈，也确实贯穿了他的仕途。
一间陋室，容不下显赫排场，却容得下琴书、青苔和清谈。刘禹锡没有把它写成受辱之地，而是重新规定了它的意义。“何陋之有”四字落下，房屋仍旧狭小，写字的人却已经从外在处境中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