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已经病重，身体消瘦，连平日里最普通的饭菜也难以下咽。王震赶到病房时，陈毅仍努力撑起身子招呼他。王震连忙按住他的肩膀，说：“老总，您叫我来，怎么能算添麻烦？”
陈毅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两位老战友没有立即谈病情，而是说起湖南，说起当年在湘赣山林里遇到的险事。谈到一个人时，陈毅忽然收住笑意，语气也认真起来：“我走以后，你要多照看谭余保，别让他受委屈。”
王震听到这个名字，心里明白陈毅为何放心不下。谭余保是湖南茶陵人，1899年出生，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他性情刚烈，办事果断，认准的事情很难改变。这样的脾气，在枪林弹雨中是优点，有时也会带来麻烦。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湘赣地区的部队奉命留下，继续牵制和打击敌人。谭余保担负着组织地方武装、保存革命力量的重任。山里没有稳定补给，部队缺少药品，敌人又不断搜山围剿，许多时候只能靠熟悉地形和严格警戒维持生存。
有一次，几名挑着竹筐的人在山中徘徊，自称进山采挖山货。谭余保看出他们神色不对，没有当场揭穿，而是故意指向一条并不存在的下山路线。那几人离开后，他立即命令部队转移。果然，敌军很快包围了原先的驻地。
这种经历留下的教训极深。敌人曾派人化装成百姓，冒充交通员，诱骗游击队离开隐蔽区域。有人因此牺牲，部队也几次险些遭到毁灭性打击。对谭余保来说，任何陌生面孔、任何未经核实的消息，都可能关系到几十名战士的生死。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需要接受改编，投入抗日战场。由于山地交通阻隔，湘赣不少部队并不知道局势已经变化，陈毅便奉命前往联络，向各支队伍传达中央决定。
陈毅进山时，身边带着一名国民党方面的副官，作为双方联络的见证。没想到刚到山脚，便被谭余保的部队截住。枪口齐齐抬起，陈毅没有慌张，只说：“我是陈毅，奉中央命令来见谭主席。”
但谭余保看到那名副官后，根本没有放松警惕。他认定陈毅可能是被敌人利用，甚至已经变节。陈毅拿出文件解释合作事宜，谭余保仍认为这可能是诱骗部队下山的圈套，当即将两人扣押，并准备进一步核查。
陈毅被关押数日，始终没有被松绑。副官焦急地抱怨：“这趟进山，恐怕要把命搭上了。”陈毅却劝他耐心等待：“事情总会查清，不能只凭一时判断。”
谭余保并非没有疑虑。山下敌军撤离的消息已经传来，中央文件上的印章也不像伪造，但他没有立即释放陈毅，而是派人前往吉安核实，并寻找项英等人的证明。几天后，交通员带回确切消息，报纸也刊登了国共合作的报道，事实终于被确认。
谭余保立刻赶到关押陈毅的地方，亲自为他解开绳索，连声道歉：“老总，是我误会了。”陈毅没有追究，只提醒他尽快执行中央命令。随后，湘赣游击队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两人也由这场险些酿成误会的冲突，逐渐建立起深厚信任。
几十年过去，陈毅没有把那次被扣押看成个人恩怨。他清楚，谭余保的判断虽有偏差，却源自多年血战形成的警觉，更源自对部队和同志生命的负责。谭余保也始终为当年的决定惭愧，两人的关系却没有因此疏远。
1971年，陈毅病情恶化，治疗期间仍牵挂着老部下和老战友。到了1972年春节前后，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特意让人请王震到病房。王震问他还有什么安排，陈毅没有谈家事，而是再次提到谭余保。
“他性子硬，眼里容不得沙子，容易得罪人。你是湖南人，也是老同志，要多帮着他。”
王震沉默片刻，郑重答应下来。陈毅听后，像是放下了一桩心事。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此后，王震一直关照谭余保。谭余保于1978年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长期坚守湘赣、并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一生。